經濟評論﹕難以兌現的承諾--胡少江


200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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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國北京兩會,就像前不久剛剛結束的巴西裡約熱內盧的嘉年華一樣熱鬧。裝點門面的少數民族代表照例被關照穿上只有在開會時才穿的絢麗多彩的服裝,成為攝像記者的追逐對象。所不同的是,裡約熱內盧街頭的嘉年華盛會的主旋律是充滿活力的桑巴舞,而北京人民大會堂裡兩會的主旋律則是冗長枯燥的講演。

慷慨激昂地頌揚政績,輕描淡寫地敘述不足,危言聳聽地陳列困難,煞有介事地許下諾言,這些都是領導人的傳統表演。而欽點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無論是強裝興奮狀的,還是故作誠懇狀的,都必須眾口一詞地頌揚領導英明,成績偉大,前途光明。

如果要說今年的兩會有什麼特點,那就是官方不得不承認,長期積累的中國社會的矛盾已經突出到不得正視的地步了。與此同時,執政者也不得不對解決引發群眾強烈不滿的社會矛盾作出一些承諾。

由社會矛盾既多且深,所以今年的承諾也有不得不面面俱到的特點。承諾解決的問題,從地區發展差距,到貧富收入不均;從義務教育經費,到醫療衛生制度;從保護環境資源,到增加就業人數;從經濟持續發展,到社會道德提升。總之,且不論這些問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得到解決,從領導人羅列的清單足以看出中國社會的問題之廣泛,矛盾之復雜。

讀了政府工作報告,對中國政府解決矛盾的承諾有兩點總體印象:一是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嚴重程度和許諾用於解決問題的措施之間差距太大,給人以杯水車薪的無力感;二是即使是那些力度不足的措施,不僅難以持續,甚至有完全落空的危險。

中國的絕大多數社會矛盾的激化是執政者長期忽視和回避這些矛盾的結果。以三農問題而言,中國“農業難、農民苦、農村窮”的問題,除了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中國農村改革時期以外,在總體上已經被忽視了五十年。由於問題積累時間長,涉及面廣,已經不是一個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簡單口號所能解決得了的。截至目前,中國政府用於解決這個問題的措施都還是宣傳性的,力度嚴重不足。

例如,人們談論得最多的是中國政府決定今年全面免除農業稅,實際上中國政府今年用於這個方面的開支僅僅只有二百億元左右,和三萬多億的預算內收入和一億多的預算外收入相比,根本是九牛一毛。又如用於義務教育的投入,雖然中央政府許諾增加財政支出,但是仍然低於財政收入增長的總體速度。這意味著中國義務教育的發展仍然低於許多其他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不僅如此,在教育問題上的支出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擔的,到目前為止,還不知道地方政府如何籌集這筆資金。這實在談不上解決農村義務教育問題的誠意。類似的問題在醫療衛生制度、社會安全保障、地區差別等等方面也大都近似。

解決許多社會矛盾,需要資金的投入和制度的改變同時進行。在制度變革方面,中國領導人的承諾顯得尤其空洞。無論是農村問題,還是貧窮人口的子女教育、醫療衛生和其它社會保障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長期存在,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呼聲長期無法在社會上、尤其在政府的決策層得到充分的反映。

即使政府的財政投入能夠一時緩解某些矛盾,但是控制權力的既得利益集團仍然會運用各種手段繼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而很容易使得這些矛盾又重新激化起來。中國必須要有一個平衡的政策決策機制來解決這一問題。政治民主化和充分自由的信息傳遞雖然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但是卻是解決這類問題的必要條件。但是,這卻是現行中國政府所極力回避的。

中國領導人近來時興使用“親民”一詞。從本質上講,這只是一種帝王似的居高臨下的對平民百姓的恩賜,主動權永遠在為官者手裡;而不是現代政治中對民選官員們的硬約束,主動權掌握在選民手裡。今天的政府想解決三農問題了,就在報告中抹上那麼一筆,明天的領導人認為這個問題不那麼重要了,就在報告中閉口不提。這一點,不僅僅是為什麼中國的社會矛盾能夠長期積累的原因,也是中國領導人的承諾很可能再次落空的根本症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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