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評論:專制中國的酷吏惡吏文化


201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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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臨武城管殺死賣西瓜的農民之後,沒有多久,湖南永州的交警又殺死一入城擺賣的菜農,官方說詞比起臨武那個殺人案更荒誕,說是交警扣查該名菜農違規停放的電動三輪車時,“沒有發生任何肢體衝突的情況下,事主突然倒地死亡”。幾乎同時,福建又發生城管清查“違章建築”時打死村民的暴力事件。在今日中國,這種血腥事件到處都在發生。

這就要來探究中國酷吏惡吏文化的來龍去脈,先從幾年前發生的一件小事說開來。有一位央視駐香港記者在博客撰文,記敘央視的車在停車場被擦損,報案後特區警察來到現場,卻又要呼喚更專業的交通警察;交警到了又呼喚督察;督察到了再呼喚專家來查勘……最後等書面報告還要等兩三天。這位央視記者對香港警方的辦事效率很不耐煩,他說這種小事故若在北京,半個鐘頭就處理完了。

誰知道這篇文章卻招來國內網民一片罵聲,指央視記者把法治之區香港和大陸相比,是侮辱了香港警察,該記者“真是太CCTV了!”

專制制度所衍生的“惡吏文化”,聽起來效率的確是很高的。女神探聶海芬是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預審大隊大隊長,她破案率奇高,屢屢立功受獎,還是全國“三八”紅旗手。但浙江張高平叔侄所謂的“奸殺案”曝光,揭開了女神探原來是個不折不扣的酷吏,已經判了無期徒刑並坐了將近十年冤獄的張氏叔侄,受盡聶海芬及其刑偵支隊的酷刑。如果不是十年後DNA監測給苦主洗脫冤屈,他們將要把牢底坐穿。像聶海芬這樣的辦案方式,在中國卻是司空見慣。《中國青年報》李大同主編的《冰點》周刊就報道過多宗冤案,其間多數是上級“限期破案”,警方採取霹靂手段,辦案人員濫施酷刑而造成的。

要說酷吏文化,王立軍就是絕佳樣板,整個公安系統沒有人比王立軍頭上的光環更耀眼,公安部唯一活著而有資格的領受英模的稱號的就是他。從遼寧到重慶,所到之處,沒有破不了的案,沒有收拾不了的人。李莊案絕非冰山一角,而是最小的那塊冰屑。然而這樣的酷吏頭子,也怕比他還惡的酷吏。薄熙來一記耳光,就把王立軍抽得像喪家之犬,逃到美國領事館去了。

可以想像,對超級酷吏薄熙來的審判,絕大部分罪行都不能見光,因為那涉及到這個制度最黑暗最醜惡的核心內容,那是不折不扣的國家罪惡!至於王立軍以及更下層的惡吏,都是這種國家意志的延伸。女神探聶海芬的惡行被揭穿之後,網民萬炮齊轟,要求復查她經辦的300宗死刑案,最終把她關進監獄。然而聶海芬安然無恙,因為殘暴冷酷的不是區區一個女神探,而是奉行“黨的利益至上”的政法委和整個專制制度。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抨擊這種統治模式為“逐級授權作惡”,正是點出了這個制度的死穴。

湖南臨武、永州的血案,在這樣一個逐級授權作惡的國家裡,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個案。既然國家權力是無限大的,那麼相對孱弱的民權來說,執法權也是無限大的。再舉一個例子,河北霸州康仙莊派出所副所長杜書貴,論官位只算未入流的角色,但足以惡霸一方。某次他開著警車去看親戚,途中遇到供電局工程車,杜副所長幾次超車未果,便怒喝:“我就不信……!”話音未落,拔槍射擊,工程車司機牛亞軍登時斃命!又舉一例,遼寧興城五名便衣警察半夜掃黃,突襲一名叫常霞的女子的私人住宅,常霞睡眼惺忪,不知所措,連聲問你們是誰,這群警察不屑回答,只命令戶主交出“和你搞那個男人”,常霞交不出,警察搜屋無所獲,悻悻而退,這過程戶主一直在苦苦地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直到最後也沒有得到任何回答。從此常霞得了間歇性神經病,成了“祥林嫂”,不停自語:“我記住他們的車牌了,我記住了……”

回過頭去看央視記者對香港警察處事方式的困惑,他的確難以理解,為什麼在大陸半個鐘頭就能了事的小案件,居然要如此繁瑣地按部就班。在專制國度的生存方式,固化了他的記憶,並將之奉為“宇宙真理”。這就是專制中國的現實。 (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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