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評論﹕有感於“牛奶下毒,傳媒噤聲”


2005-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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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聞學的角度,新聞傳媒的意義,就是以輿論公開、輿論監督的方式,滿足民眾的知情權,保障公共生活的公開、公平和公正。這三個“公”,就是新聞乃“社會公器”的“公”,也正是新聞自由的核心價值所在。

剛剛讀到《紐約時報》3月17日發表的社論,以時報駐北京分社的研究員趙巖被非法監禁為案例,用罕見的專題篇幅討論中國的新聞自由問題。 隨即,便讀到另一則令人啼笑皆非的消息:日前天津市一家超市發現牛奶被人下毒,並已有兩位飲用者因此死亡。當局奇怪地透過手機短訊向市民示警,並下令派出所、居委會逐家逐戶提醒市民,但是,如此關系到市民身家性命的大事,天津的報紙傳媒就是只字不提。以至引起天津市民的紛紛譴責:“天津傳媒集體失語,敢問良心何在?”

把《紐約時報》討論的趙巖案例,和這個“牛奶下毒,傳媒噤聲”的消息放在一起兩相比較,其中的意蘊是相當耐人尋味的。

從新聞學的角度,新聞傳媒的意義,就是以輿論公開、輿論監督的方式,滿足民眾的知情權,保障公共生活的公開、公平和公正。這三個“公”,就是新聞乃“社會公器”的“公”,也正是新聞自由的核心價值所在。趙巖的系獄六個月,並禁止與外界聯絡,包括不能與律師、家人和《紐約時報》的同事說話,其罪名是:泄露國家機密。

正如《紐約時報》指出:這是中共當局在其意欲保持緘默的一些公共事務被報道後,慣用的一網打盡的模糊指控。所謂被泄露的“國家機密”,不過就是類似《時報》準確預測的江澤民即時退休,或者如同牛奶下毒、礦山礦難這一類的必須要讓公眾知悉的“公共事務”而已。

這次天津傳媒對牛奶下毒事件保持整體沉默失語,有關報道雖然沒給出具體原因,但理由則無非有二:一是當地有關領導唯恐消息從傳媒傳出,影響自己的施政形象,所以向傳媒下禁口令。二是當地傳媒“自律”,為了保住飯碗烏紗帽,唯恐觸犯上級大員(比如中宣部)關於控制輿論、“守土有責”的家法。

壟斷公共事務的所有管理權、裁判權和知情權,是一切專制政治的基本特征。

無論是前後哪一種理由,都是中國輿論界的悲哀,也是天津老百姓的悲哀。因為,這說明:無論牛奶下毒將會造成多少更多無辜生命受到禍害,它都不如當地領導人的面子重要,不如新聞媒體的飯碗和烏紗帽重要,也就是說,新聞媒體必須向權力鞠躬折腰,而不是對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和長遠福祉負責!──這,就一針見血地揭露出了中共中宣部大員為什麼要對“新聞乃社會公器”這一新聞學定義大加討伐的真正底牌,也揭露出了中共官方最近為什麼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提法大加感冒的真實原因:“公器”、“公共”都必須漠視和擯棄,權力,權力,權力高於一切。所有公共利益、公共事務、公共意見都必須為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手中的權力服務,否則,便要讓報紙關閉,讓記者下獄,讓全社會鴉雀無聲!

壟斷公共事務的所有管理權、裁判權和知情權,是一切專制政治的基本特征。在這種壟斷原則之下,可以有許多理由:比如“穩定壓倒一切”啦,保守國家機密啦,不能損害領導人的權威啦,等等。但是,壟斷的結果則是小小的社會錯失可能被掩飾、敷衍、惡化成巨大的社會災難,民眾百姓則將因此而蒙受無盡的冤屈、凌辱和欺騙,國家社會則因此造成經濟停滯、信息封閉、黑暗血腥滋長,民怨載道沸天。

歷史上,希特勒納粹法西斯這樣幹過,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就曾長時間在輿論封鎖下肆無忌憚地進行; 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也曾經這樣幹過,血刃百萬無誤、餓斃千萬民眾、開槍屠殺和平民眾等等這樣的反人類罪惡,都是在新聞管制、輿論一統之下得以暢通無阻。在信息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在改革開放二十五年已經使中國的社會發展逐漸與國際接軌的今天,胡錦濤、溫家寶主政下的當今中共為政者,是不是還打算這樣幹下去,繼續延續壟斷公共事務的新聞管制的醜惡歷史呢?

其實,世人至今,還是對胡、溫抱有善意的期待的。雖然記者被捕、但《紐約時報》這篇關於中國新聞自由的社論卻始終充滿善意和期待,社論指出:“中國大陸在開始矯正一些阻礙其現代化的現象時,比以往更需要正確、靈通和無畏的新聞,來闡明官方決策、對抗貪腐、確認要引起公眾注意的問題,它也需要強化法治,包括保障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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