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评论﹕“失民心，是从失去知识分子开始的”--读费孝通临终前的谈话有感

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已于2005年4月24日逝世，享年95岁。近期以来，海内外中文网路上流传著几个费老临终前一两年坦诚面对自己一生功过的谈话。谈话有长有短，非常富有史料文献价值，而其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失去知识分子，就失去民心。”

费孝通，几乎是自郭沫若之后，中国大陆学人中享受过官方最高礼遇、担任过最高官职而备受朝野尊崇的人物，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三0年代的《江村经济》论文使他享誉国际学界；一九四0年代因为参加民盟、同情民主而险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一九五七年因为写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被打成右派；一九八0年代复出之后被推向权力高位，被官方视为“紧跟”、“听话”和被民间视为“少根骨头”的知识分子代表。

在临终前的几个讲话中，费老如此总结自己作为“走安全路线”的知识分子领头人物的功过：“我实际上是带头改造。我讲完了，大家知道应当讲些什么，成了样本。所以要问我现在的功过，这是很大的过。”“我觉得很懂了，应当怎样说话，怎样批判，我有一套东西的。我要做样子出来让大家都这么做，示范性的。这个我一直到现在都认为我有罪的，我对知识分子不起。”

这位世纪老人总结自己经历过的几个朝代，指出一条规律：一个政权，“失民心是从失掉知识分子开始的”。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失掉民心，有几条原因，一是腐败，“腐败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腐败，到处都腐败。”二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们失人心就是从失掉知识分子开始的。”（见《费孝通先生访谈录》）费孝通临终前的这几次谈话并不疾言厉色，依旧保留著他一贯的温和色彩，但是，惟其因为他本人多年来担当的特殊角色，这样温和的谈话，就更有著一种振聋发聩的历史分量。

显然，费孝通的临终谈话，已经无所忌惧的背离了他原来的“安全路线”，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一通肺腑之言。因为今天的中共为政者，实际上已经一步一步踏上了当年国民党政权的老路。同样失民心的两条：腐败问题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腐败问题这不必细谈，正如费老所言，“腐败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腐败，到处都腐败。”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中共政权比当初的国民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改弦换辙了还是殊途同归了呢？

也许，对于一般今天循规蹈矩、在大学里教书、在机关谋职的知识分子，在衣食、温饱上，似乎比1940年代的上一辈读书人，要富裕宽多了。然而，所谓“知识分子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温饱”之后的“荣辱”问题，也即是涉及到价值和尊严问题的“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思想空间和言论空间方面的问题。

时代的进步，似乎并没有抹去一个一党专制的专制政权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对话语权的绝对控制。在当年国民党政权，即是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共政权，就是所谓“舆论一律”──“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做党的喉舌”“掌握舆论导向”问题。放到历史的广泛背景上看，“言禁”和“钳口”的问题一天不解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 一天不开放，一个政权，就不可能会有得人心的知识分子政策；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和时代的代言人，失去知识分子的认同，就必然失去社会广大民众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费孝通作为本来“走安全路线”的知识分子代表，在他的暮年，要拼死说出自己心中的大实话，提醒当今中共为政者，要注意这个涉及到政权根基的大问题。

胡温当政，号称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了。应该说，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政策，采取非意识形态化的富民强国政策，与民休息，逐渐为社会松绑，是重新获得了广大民意民心的支持的。本来大家希望，在胡温治下，会有一个政治上更加宽开明的环境，可以让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从禁锢多年的“一元化”、“一元堂”得到相对的解脱，从而使逐渐健全起来的思想多元和舆论监督，有力地遏制全社会上下普遍发生的腐败现象。然而，老百姓和知识分子这一切良好的期待，似乎是又要全部落空了。

近一年多来，胡锦涛已经变成“胡紧套”，重提“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等等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中国大陆社会的新闻出版以及网路言论空间一再被紧缩，各种查禁、关停的风声越来越紧，知识分子的自由度甚至比江泽民时代都不如，更不用说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时代了。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众，本来对胡、温是充满善意期待的，现在幻想完全破灭了。据说近来大学校园里日常每涉及到国是话题，大家碰面的头一句话就是：“胡锦涛没戏！”看来，当此改革处在转型关节，社会腐败弥天、民怨逐渐沸腾的当口，费孝通所说的“失民心，是从失去知识分子开始的”，实在是对胡温政权的一种醍醐灌顶之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