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評論﹕“自主選擇權利”和“文明的多樣性”,前提何在?——胡錦濤聯大講話一議


2005-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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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出訪北美三國帶來的“胡旋風”,總算完滿落幕。其中,比較引起國際社會矚目的,是胡錦濤九月十五號作為中國政府首腦在第六十屆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應該說,他在講話強調“中國的發展不會威脅任何人”,並就“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提出了四點建議,特別是其中提出“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加強全球能源對話和合作”,“通過合理的改革維護聯合國的權威”,等等,都是具體、平實、有的放矢之言,也與以往中共領導人每次在聯合國演講都愛講不著邊際的大話、套話的老習慣,拉開了一點距離。

但是,講話中“第二點建議”主張的:“應該積極促進和保障人權,使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發展的機會和權利,發達國家應為全球均衡發展,承擔更多的責任”。卻跟第三條所強調的,“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應以平等開放精神,維護文明的多樣性”,似乎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對照和對立的關係,在此,值得粗略一議。

表面上看,“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維護文明的多樣性”,既是尊重個體自主權利的民主政治的應有之義,也是主導當今世界文化思想主流的“文化多元主義”的固有內涵,說出來似乎理直氣壯。因此近年來,中共領導人也大多以此言此說,作為抗拒國際社會對其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的批評的一種擋箭牌。但是,“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的權利”,其“權利”的來源是什麼?“文明的多樣性”的前提,又是什麼?筆者在此,不打算從學理上展開其中涉及的複雜的理論問題;只是從基本的議事邏輯上,對這兩個命題提出一些質疑。

其一,“各國的自主權利”來源何在?權利,不是權力。個體權利,來源於利益個體本身自然存在的“天賦之權”——這是“天賦人權”的來由,它恰恰是和“權力”——一種外力控制的人為力量相抗衡的。所以,權利只能來源於權利,而不是來源於權力。

具體地說,一個國家作為一個自主的實體所具有的自主選擇的權利,來源於這一國家對本國公民每一個自主實體的自主選擇的權利的尊重。正如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一樣,如果一個政府,在內政上不給予自己的國民以選擇的自主權,反而是處處去限制民眾作政治選擇和言論選擇的自主權,就談不上在國際上去奢談什麼“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的權利”。

換言之,如果中共政府可以允許中國老百姓可以有“自主選擇社會制度的權利”,至少是,可以允許對共產黨的制度本身提出自由的批評,中共政府才有理由、有資格在國際上去呼籲這種“自主選擇社會制度”的權利。否則,任何反權利、反人道的政權,就像歷史上的希特勒納粹政權和近年發生種族屠殺的科索沃前政權一樣,國際社會對它的批評甚至乾預,就不但是合理正義的,而且是勢在必行的。

其二,“文明的多樣性”的前提何在?其前提,就是對人類文明的共同規則和基本遊戲規範的尊重。簡單說來,所謂文明,就是人類基本的生活方式。由傳統和習俗形成的人類生活方式可以各各有所不同,但人類之所以作為人類的基本需求——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的安康、自由、舒坦、快樂的需求,則是同一的。自由既是人類的天性,也是“共同人性”,這就是“人權”這一詞語的本原含義,因此,尊重人權和公民的自由權利,就成了人類文明必須共同遵守的規範。

從前,共產黨人的“階級鬥爭理論”是不承認“共同人性”和“天賦人權”的;今天,既然胡錦濤在聯合國會議上已經再一次公開肯定了“人權”的觀念,並且作出了“積極促進和保障人權,使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發展的機會和權利”的國家性承諾,國際社會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共政府任何壓製人權的現象的批評,恰恰就是胡錦濤說到的“發達國家應為全球均衡發展,承擔更多的責任”的一部分。

西方發達國家除了應該為消除南北懸殊的貧富差距盡責以外,也應該為消除各國個人權利的不平等、為改變全球的人權現狀盡責,這,正是人類共同生活的遊戲規則的一部分。因此,“文明的多樣性”,並不能成為壓製人權,打壓公民的言論、結社、新聞、出版自由的藉口。因為,那恰恰是不文明的,反文明的,把人類從文明拉回到矇昧狀態的。胡錦濤及其身邊智囊應有的理智和邏輯水平,應該不至於會不明白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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