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究竟禍根在哪裡﹖”--王軍的《城記》和北京城的毀滅


2004.12.02

最近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城市的改造和拆遷成了社會矛盾的焦點之一。在“發展”的口號下﹐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城市居民被迫離開居住了數十年或者甚至是幾代人的住房﹐搬到郊區和邊遠地區新建的居民點。在這些大規模拆遷的背後﹐往往是腐敗的政府官員和中外開發商攜手合作﹐從中漁利﹐受到損害的是那些“拆遷戶”。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現在的拆遷戶已經不再象過去那樣逆來順受了﹐最近大陸一再發生動遷居民對政府的抗爭事件就是例證。

但是﹐這種大規模的拆建所損害的不但是城市居民的利益﹐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它也是對民族文化的破壞。因為歷史留給我們的城市﹐除了凝聚著無數建築師和藝術家的心血﹐也有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日積月累所形成的風俗和習慣。城市的佈局和建築是有心人設計出來的﹐它們就象人的骨骼和長相﹐而每個城市在歷史上形成的氣氛和風格則是自然形成的﹐就像人的氣質和個性。

一個城市的磚瓦木石和這個城市居民的生活習慣甚至語言心態之間往往有著奇妙的關聯﹐如果物質的存在被改造甚至毀滅了﹐精神的一面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今天中國大陸很多城市就在經歷著這種城市文化的毀滅過程。

就在大陸城市的改造和居民的拆遷越來越成為社會焦點的時候﹐北京三聯書店最近出版了一本題為《城記》的書﹐系統地敘述北京作為一個城市在1949年以後所經歷的改造。

書的作者叫王軍﹐是新華社記者﹐他為了給北京城的改造留下一個忠實的記錄﹐採訪了很多見證者和當事人﹐披露了一些書鮮為人知的內幕﹐因此出版後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反響很大﹐三聯書店還召開了了座談會。

從一個特定的角度來看﹐《城記》為今天的讀者觀察當今的大規模拆遷提供了一個歷史的角度﹐這就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城市的命運--以北京為例--一直處于中共絕對權力的支配之下。當我們今天在抗議政府和市政當局被金錢利益所驅使﹐隨心所欲地肢解城市的時候﹐不要忘記這不過是五十年代在政治需要下對老城市隨意推倒重來的繼續。

很多人都知道在50年代﹐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極力反對政府對北京城的改造方案﹐主張把北京分為老城和新城兩塊﹐對前者實行保護﹐要發展就到老城以外的新城區。但這個意見被中共當局否定了﹐於是北京老城在50年代就經歷了大規模的改造﹐推倒了很多城牆和古建築﹐在此基礎上建了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建筑﹐成了中共政權在建築上的象征。

在《城記》中﹐梁思成曾經對當時北京市的領導直言不諱地說﹕“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為了說服中共領導﹐梁思成還把一個叫陳佔祥的學者引荐給北京市的領導﹐希望他們能聽取他的意見。

陳佔祥是留英學者﹐他的導師在城市規劃面很有成就﹐曾經為倫敦的交通擁擠和人口集中設計解決方案。梁思成對當時北京市長聶榮臻說“陳佔祥先生在英國隨名師研究都市計劃﹐這在中國是極少有的。”但梁思成沒有想到﹐他的這番話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中共政權不但不會採納他和陳佔祥的意見﹐陳佔祥在後來的年代裡反而成了建築領域裡資產階級和西方影響的代表而受到批判。

《城記》的作者精辟地概括說﹕北京“這個由先人精心規劃建設的古城﹐是中華民的大宗遺產﹐它本是不會妨礙而應豐富城市的新發展的﹐可長期以來﹐對待古城就是一個拆字”。他還感慨地說“我們的確已經習慣于遺忘了。北京城牆被拆除僅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可當時的許多情況在人們的記憶中都變得模糊了……我希望《城記》清楚地表達一個意思﹐那就是拒絕遺忘。因為歷史一旦被遺忘﹐它就會重演。”

在為《城記》舉辦的座談會上﹐很多人都把討論引向了更深刻的層面。有人說北京在袁世凱和日偽時期都經歷過改造﹐但有十分有限﹐“古都風貌依舊”。有人說“北京城的破壞並沒有隨著‘文革’的結束而停止﹐‘文革’結束後北京面臨著新的﹐更大的破壞。”更有人提出﹐象梁思成和陳佔祥這樣的人早已平反﹐“但事情照樣糟糕……現在北京城里已經沒有了指手劃腳的蘇聯專家﹐也不再有被冤屈的梁陳﹐但大拆大卸的事情照行不誤﹐甚至比過去還糟糕。究竟禍根在哪裡﹖”

是啊﹐中國今天的方方面面﹐是到了讓很多人情不自禁地要問“究竟禍根在哪裡﹖”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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