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书评:香港新闻业的穷途末路?--介绍黄天赐著《新闻已死》


2013.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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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of-News-cover080213-350.jpg 黄天赐著《新闻已死》

 

眼下的特区政府,民望低迷,管治百孔千疮,但执政者往往诿过于传媒,视其揭露及批评为抹黑、捣蛋,致令当局草木皆兵。其实香港传媒绝非如某些人所抬举的那样强悍,可以主宰政局。相反,不少传媒中人与作者想法相同-传媒正腹背受敌,内外交困,自由空间日趋收窄。若不拨乱反正,新闻业将面临“死亡威胁”。

作者认为香港新闻自由的一大屏障是政府加强控制资讯。随着警方及消防改用数码通讯系统,传媒已无法截取突发事件的消息然后部署采访,一切只静待政府发稿提供消息。

官方成为新闻消息的把关人,传媒采访突发新闻亦由主动变成被动,一切有赖官方提供线索。由于欠缺有效的监管制度,官方发放的资讯是否全面或及时,都毫无保证,结果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件,延误多天才公诸于世,不少牵涉名人的意外事故自此亦不多见。一些报章的突发头条新闻比例下降,传媒通过突发新闻发挥预警作用(如连环伤人事件)和监察施政(如警方火力是否足够对付悍匪)的社会功能亦逐渐消减。

突发新闻受制肘后,根据黄天赐的分析,报章出现更多法庭新闻和政治新闻。不过,更多的法庭报道,并非要让公义给公众看个透彻,而是提供更多煽情、血腥、色情故事,以填补突发新闻缩减所遗下的空档。由千亿遗产争产案、碎尸案以至风化案,报章都大肆渲染,详尽描述煽情细节,如当事人的情色关系、耸人听闻的杀人手法、被告与受害人的性交过程等等。从案件类型到报道焦点,报章都放大了煽情元素,成为争取观众的“亮点”。

与此同时,政治新闻占据报章头条的比例大幅增加,但报章的政治取向亦非常明显。根据去年特首选举期间候选人的丑闻报道,黄天赐指出,报章对候选人负面新闻报道的角度和数目,跟该报是否支持该人任特首有关。他又认为,报章立场鲜明,反映九七后政治及经济环境的转变,本地社会政治立场壁垒分明,传媒亦无法置身事外,要为不同政治力量摇旗呐喊。

上述三大因素-政府操控资讯、哗众取宠的煽情报道、政治立场鲜明-的同步发展,在作者看来,已令新闻空间收窄、媒体信誉下降,再加上免费报章充斥巿场,新媒体大行其道,而公民新闻亦日趋普及,在在为巿民提供更多更快的免费资讯和观点,使收费报章销量大减。若跌势不止,传统报业将面对生死存亡的挑战。

当然,作者所忧心的,是报业传统多于传统报业的消失。报业或者可以刊载更多取悦读者的煽情报道而幸存下来,又或者为权势者效犬马之劳而苟延残喘,但社会所丧失的,却是新闻媒体告知公众重大消息的功能,以至揭露政府或领导人不公不义勾当的监察作用。

回归以来,传媒作为公众耳目,让大家明辨是非,知所进退(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和国民教育的种种不足),而接续揭露权贵的诸多败行,亦起了制衡权力的点点作用。黄天赐的忠告在于,新闻业若变成政治附庸或经济动物,定必掉失其社会职责和公众信托,沦为行尸走肉而已。

作者最后寄望公民新闻可以加一把劲,秉承独立的、批判的、为民请命的报业传统,挣脱政治经济关卡的纒绕,提供更丰富的资讯、更多元的声音。这种寄望,无疑极富想像力,需要更多论证及试验,才能美梦成真。但若连这份想像力也没有,报业所急需的改革又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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