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忌書評】《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

一直以來對所謂「中國歷史」最難處理的問題，就是今日的「中史」基礎知識之中，早已混入自西方民族主義東傳之後，以當代的民族主義所竄改的歷史，已成為當代華人不可動搖的「基礎知識」；更複雜的問題，是晚清時代竄改一次，去到民國初年辛亥革命後，為「繼承」滿清帝國又竄改，去到蔣介石北伐以至抗日又竄改，到中共打敗國民黨為攻擊西方就更加放膽地去竄改，於是幾個源頭都是竄改後的假貨，反而「弄假成真」，令人以為集各家之見就是真相，以為「去黨化」後的「中國」，就是真正的「中國歷史」，這已困擾了華人認真看待歷史幾十年，以至造成華人普遍去追求所謂「統一」，或者常說甚麼「民族苦難」的根源，一如李白的《靜夜思》，原詩保留在日本，華人卻紛紛奉假詩為真詩，甚至為假詩辯護，說假詩猶勝真詩云云。

在1860年起有「意大利」這個民族國家之前，「意大利」只不過是一個地理名詞，從來不是一個「國家」；在所謂「中國」，在20世紀以前的漢人知識份子眼中，只不過是代表世界或者宇宙中心地帶「順應天命」所統治的文明中心，而非一個國家。

今日海內外的華人，根本無法明白「中國」是20世紀華人知識份子所創造出來的想像，而本書就把這段過程如何發生來「還原」——本書指出，是梁啟超變法失敗流亡日本，從日本已學習「日本史」、「國史」，慨嘆華人沒有自己的「國家」，更沒有自己的「國史」，於是就於1902年寫了《中國史敘論》，開始稱之為「中國史」，把古代天朝「世界史」以廿四史為骨幹，一如其他國家歷史般創製了所謂「中國史」；本書指出，梁啟超在其書如此說：「吾人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一事」——真相就是在梁啟超把「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之前，華人只有天子，而代表「天」即宇宙，就是神的代言人，而天下是沒有邊界的，受天子管理的就是文明人，而遠方不受管理的，就是野蠻人，根本就沒有「國家」的概念，族與族之間更沒有「平等交往」這回事，這個「迷信」直至日本以甲午戰爭打敗大清皇朝而崩潰，於是「應天命」服務滿清權貴的漢人，就學日本反過來創製了自己的「中國」。

本書不是以西方民族主義起源、定義的嚴肅架構下的書籍，卻不斷從「中史」角度找到很多新觀點，去追查「中國民族主義起源」；例如以往「中史」提到滿清雍正皇帝的文字獄，只會說成是恐怖政治與對人民的壓迫，本書卻指出曾靜《知新錄》與後來與雍正「辯論」而後屈服所寫成的《大義覺迷錄》，正反映了漢人對抗滿洲人，在沒有「民族主義」下無法自圓其說，最終被迫承認滿洲人「正統」的一個過程；文中指曾靜支持明代呂留良的觀點，真正有資格做皇帝的人，只可能生於「陰陽絕妙調和，充滿正德」的漢人「中土」、「中國」，而因為「中土」以外的都是「傾險而邪之僻地」，只能夠產生「夷狄」，以至語言不通的「禽獸」；而雍正皇帝則反駁這個「生於中土為人，生於夷狄為禽獸」，說自己就是生為夷狄，偏偏滿洲人生而勇敢樸實，而遠勝於「奢侈糜爛」最終不敵夷狄的漢人，因此這種思想是錯誤的；而儒家如朱熹既提倡「天下一家、萬物一源」，就不可能有甚麼「華夷之別」；而這本《大義覺迷錄》作為宣揚滿清統治合法性的作品，先成為「清即正統」的「聖經」，再成為日後梁啟超變之為「中國」的起源。

本書在討論「清」的本質，討論東亞各國與「中華」之間的糾結的史料方面，補充了很多華人以「中史」所忽視的角度視野；然而缺乏西方「創制」民族主義的基礎討論，則變成缺乏架構的討論而有點鬆散。

或許作者平野聰是想以輕鬆比較日本史與針對日本讀者的世界觀，因此採取了這樣的架構，但對華人而言本書也是非常有閱讀的價值，特別是點出了中國民族主義原來是抄自日本的源頭，這是對東亞各國歷史都熟悉的作者所擁有的強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