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生命的透支和肌体的毒化--从两部叙述中国人卖血的小说谈起


2006.01.05

中国作家阎连科最近在香港出版了小说《丁庄梦》。丁庄是河南的一个村庄,丁庄的梦说的是那里的村民把卖血作为谋生甚至发财手段的梦。丁庄是一个穷地方,为了脱贫,县政府想出了要村民献血换钱的绝招,象搞政治运动一样发起了总动员,组织宣讲,要村民学习、参观、给压力。

在党和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其中有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畜牧配种站血站。建立血站的过程也很简单,只要竖一块木牌子,来两个护士抽血,一个会计付钱,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这场卖血运动和过去的政治运动在发动和机制上很相似,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运动的目的也不一样。在市场经济下,头脑灵活的人立刻抓住了商机。一个叫丁辉的开了一家个体户的血站,打出广告吆喝道:“要卖血的都来找我丁辉啊--他们是八十块钱一瓶儿,我丁辉采血是八十五块一瓶儿--”。

在丁辉采血发财的带动下,丁庄一下子又冒出十多个个体户血站。这些匆忙中建立起来的血站连采了血送到那里去都不知道,于是就都卖给丁辉这样的血头,血头提价后半夜卖给停在路边的收血车。这些杂七杂八的血站和大大小小的血头用立竿见影的现钱收入使得丁庄人卖血卖疯了。很多人只要见到针头,不管自己刚抽过血不久,卷起衣袖就再抽。抽完觉得头晕,就让血头和手下人拎起双脚头朝下抖抖,让脚上的血流到头上,这叫“倒倒”。倒完后人不晕了,只是腿发软,但却笑到:“经历半辈子的事了,还怕流这点血?”

卖血的人家倒是有钱买房买电器讨老婆了,生活眼看著小康起来,但数年过后,人人都得了莫名其妙的热病,一个个躺倒了,用小说中的话说,这时死个人就像死条狗,就像死了一只蚂蚁。卖棺材的倒是有了营生。后来都知道这病就叫“爱滋”,是卖血时混用针头交叉感染落下的。因为这是响应政府号召的后果,政府对爱滋病人落实政策,“照顾一口棺材”,棺材还分甲乙丙丁等级,有了一口上好桐木榆木棺,有人说“死也值了”。

在这部小说以九十年代至今河南艾滋村的真实故事为背景介绍中国卖血群体的悲惨命运之前,1998年作家余华也出版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余华的故事发生于五十年代,在中共官方语言中叫做“解放后不久”,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主人公许三观用工作无法保证生活,只能用卖血来维持,卖血帮助他抚养老人、带大儿子、甚至给病中的情妇送礼。

随著岁月的流逝,许三观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他为了给儿子治病,坚持15天卖一次血,以还清欠债,最后导致大病不起。他周期性失血的身体从骨子里感到了寒冷,他的血也不断开始贬值,最终如同一件过度使用的商品一样被抛弃掉。有一个新来的“血头”出于经济学对生命价值的理解,终于对实话实说,建议许三观将自己的血卖给一个在桥下摆摊的漆匠,因为他那提前衰老的躯体所生产的血只配当作猪血用来漆家具。

读这样的小说,人们自然很难将故事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局限于一个卖血人的生涯或者一个卖血村庄的遭遇。贫穷和人类社会相伴随,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为了创造财富和谋生,人们想过形形色色的方法。但最具有悲剧性和讽刺意义的无过于卖血。它的悲剧性在于血是生命之源,卖血维生是饮鸠止渴,是透支自己的生命。在卖血中受到的感染则是对肌体的毒化。它的讽刺性则在于抽血和制作血产品体现了发达的现代医疗技术和观念,是用金钱来购买这一部分人的生命去维持和改善另一部分人的生命。

更令人深思的是,余华的故事发生于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人民据说不但“站了起来”而且摆脱了贫穷的时代,而阎连科的故事则发生于中国进入大范围的“小康”甚至“盛世”的年代。 其实,这两部小说所叙述的透支生命和毒化肌体的故事,又何尝不是对中国所谓“发展成就”的一个质疑?很多学者已经反复指出,中国的以GDP的增长为唯一追求的发展战略已经使中国的资源付出了超出收益的代价,这其实是在透支后代的生存资源,而大范围的环境污染又等于是对民族肌体的深度毒化。在这个意义上,两位作家关于中国人卖血的故事,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未来的整体性忧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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