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桦书评:杜斌的《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

2008-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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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代中国人大概都知道什么是“上访”:所谓上访,就是平民不服地方司法和执法机关的审判和执法结果,争取无门,抱著一种拦路告状的伸冤心态,从地方前往首都北京的信访局。上访的年期可能长达二十年以上,他们往往倾家荡产、身有残疾,且抱有沉痛的冤情,伸冤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他们向国家机构孤注一掷的抱以最后希望,但往往令他们死于非命、绝望至底的,就是国家。

2004年,中国国家信访局局长说上访案件达一千万宗,上访人次每年超过五十万人次,但真实的数字估计为公布数字的两到三倍,亦即每年有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人次上访,二千万到三千万宗上访案件。由官方公布的上访成功的比率是百份之零点二,也就是说,每一千个个案里,才有两个成功案例。

政法大学的学者萧瀚的评论说,当代中国的上访之所以规模巨大、人数众多,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三权分立的宪政框架没有确立,司法既受制于非司法的政治权力垄断者的制肘,消解了制度原本可能具备的支援和监督力量,社会又欠缺监督力量,公民权益无法保障。也不应要求凌迟司法权的政治权威去实现正义,这样只会无限地增加诉讼成本,萧瀚痛心地说,个别官员不能超越制度结构,就像人不能揪著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话亦即卢跃刚所说的“不要相信什么青天大老爷,没有什么青天大老爷”。

上访村,它曾经的位址,是北京永定门幸福路周边,火车南站铁道旁。各地倾家荡产的贫苦农民来到北京,只能住在五块钱一晚的上访村大杂院。上访村已经消失了,因为北京奥运,2007年12月17日,上访村最后一幢访民大杂院被推土机推倒。而杜斌的《上访者》(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4月出版),也许就是上访者和上访村的一块纸质纪念碑。现在北京的一名上访者刘安君说,残留在北京的上访者至少还有一两万,在三四环那里又有新的上访村形成,然而愈接近奥运,被抓走的人愈多。

这本《上访者》三百多页,收录上访案件近150宗,只是冰山一角。每宗个案会有一个对页,极简短的文字描述,和一页的照片,非常沉重,我几乎从未遇到这样一本几乎是不看完就觉得自己有所亏欠的书。

因为北京上访村和书里的许多上访者,都已经不存在了,这本书就是他们存在的唯一证明。有八成的上访者以横死收场。维持长达十一年的大规模各地“上访”现象,曾经受到国际的热烈关注,杜斌为受访者拍摄的照片就曾经刊登在《纽约时报》,在国内也引起过媒体的热烈关注。但卢跃刚以《中国青年报》因报导一宗上诉案而被起诉,四年后败诉的经验,说明了什么是绝望,他说:“我们在中国社会拥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实力,尚且是这样的糟糕结果,可以推知其它上访者的命运了”;他还说,中国时政类媒体都有官方媒体的性质,关键时可能出卖人、抛弃人。

作者杜斌也以记者为使命。他的捕捉准确,情感沉重,句子简洁。在书中的自述中,他绝少营造自己的正面形象,反而常常自责心肠太硬、怪自己催促被访对象、始终记得自己何时没有和被抓的上访者站在一起。一个国家不能解决而只想掩藏的黑暗,杜斌以一种诗人的真诚,背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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