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书评:中国观点抑或是中国统治者的观点?--强世功著《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的作者强世功,是由北京借调香港中联办的北大法学院教授。作者在离职之际出版此书,除了是总结其多年对香港的思考外,也同时宣示官学两栖的中原人士对治理香港的基本理念和分析。
2008-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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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封面
《中国香港》封面
Photo: RFA


正如作者在后记所言,本书着意从当下的中国看香港,以了解其历史发展,特别是中英谈判香港前途以来每个历史关节点的问题和含意。所谓从中国看香港,在作者来看,就是从中国整体利益、处事原则、策略考虑去了解香港及其管治方法。

例如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邓小平斩钉截铁认为主权不容讨论,九七后的治港方案亦只由中国决定,中英可以谈的只有一项,就是香港如何向九七过渡。又例如「一国两制」的构思,据作者所论,不外是中国管治哲学的延续,即在领土主权归中央的原则下,容许地方高度自治。这是大清帝国处理边疆纷争以至中共建国以「十七条协议」解决西藏问题一以贯之的政治手法。

作者又认为「一国两制」能够成功,是由于中央运用观念的弹性,把国家由狭隘的法律权力观念,即凭藉法律建构出来的政治权力组织,扩阔为与一定政治组织联系一起的自然领土观念,让社会主义政权下,可建立资本主义的地方政治实体。顺著这种寛容的理念,「一国两制」令香港人既是中国人,却又无须承担中国宪法的义务,而管治香港所依据的法律──《基本法》,既是中国人大制订的法律,也是香港的「小宪法」。整体而言,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一制下中央政府享有的权力,理应比联邦政府大得多,但现时中央赋予特区的权力,却又远超联邦制下地方政府的限度。

问题是,中央为何要以特别弹性的观念和手法处理香港问题?作者的答案是诉诸中国政治和思想传统。政治上,随住中心地区日渐强盛,边疆地区不必急于与中心地区一体化,因此可享较大自主权,这是中国历史以来行之有效的差序格局。思想上,作者认为和谐共处,是儒家思想追求互惠关系和相互责任所使然,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正是儒家思想的再现。

当然,这只是答案的一半。另一半是香港人强烈要求保留现状,特别是自由市场和自由权利的诉求,加上国际局势转变,中国靠向西方多于社会主义阵营,以武力解决香港根本不切实际。

不过,这本书由始至终却鲜有考虑香港人的价值、诉求、目标和理想。但不考虑这些因素,难道零三、零四年五十万人上街只是英国九七前预先埋下的政治炸弹所致?香港人对基本法廿三条立法的深恶痛绝,难道只是叶刘淑仪的嚣张专横所致?人大释法所引起的法治恐慌,难道只是本地法律精英唆摆群众所致?

从中国看香港,不等于只看见中国的考虑,却看不见香港人的追求和理想。很不幸,这本书所标榜的中国观点,并不包括多数香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对作者心目中的中国,这些观念是问题多于价值。

更根本的问题是,从中国看香港,究竟是从什么人的中国或中国的哪些人看香港?如果作者所指的中国只是中国统治者,作者的观点正好反映出这些统治者的心态、取向和盲点,而这本书的价值亦只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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