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16周年纪念特辑--严九鼎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不想回忆,未敢忘记,中国人在16年前淌下的血泊,至今未曾凝固,历史的伤口至今未曾愈合。本台制作的六四事件16周年纪念特辑,采访了几位大时代的过来人,见证者。
2005-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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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在广场上绝食的北京大学学生。(法新社)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在广场上绝食的北京大学学生。(法新社)
AFP

第一位是八九民运中的学生领袖张伯笠,六四后他被当局通缉,逃亡几年之后才来到美国,现在他是一位基督教的牧师──张伯笠讲述了自己参与民运的经历,他躲藏于东北乡间,后逃出国境到达苏联,却被KGB关押,后来遣返中国,却没有交给中国警方,他得以继续藏匿,最后逃到香港,辗转到达美国。

张伯笠认为,16年过去,六四成了中国人民心头长久的疼痛,中国共产党可以和反目成仇60年的国民党握手言和,为何不能就六四问题达成政治和解。他认为六四受难者都是爱国者,都是中国人民的儿女,为什么他们在16年后还在受难?张伯笠指出,任何政府都会犯错误,错了就得承认,中国政府起码可以做到抚恤受难者遗属,还给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尊严。如果中国政府自己都不尊重历史,如何要求别的国家(譬如日本)尊重历史?

如果中国政府自己都不尊重历史,如何要求别的国家(譬如日本)尊重历史?

第二位接受采访的是参与八九民运的知识界代表苏炜先生,他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六四后他被当局指为“黑手”,列入黑名单,因此流亡美国,现在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语言教师。

苏炜回顾了16年前他和严家祺、戴晴等12学者上天安门广场劝导学生撤退的经过,他认为劝说失败的原因是政府与学生双方都没有作出让步,当然主要责任在政府一方。苏炜说他在大学里,许多美国学生都和他讨论过六四事件,他发现,反而是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对当年的大事件完全处于无知状态。这种割裂历史的恶果,将来影响一代中国青年人,真正不尊重、不正视历史的就是中国政府。

第三位接受采访的是1989年广东学运的领袖之一易丹轩。易丹轩当年是广东商学院的学生,六四后被逮捕,投入黄华看守所,关押两年,蹉跎16年之后,他才在美国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业。

易丹轩说六四事件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轨迹,上个星期他作为一个大龄学生拿到硕士学位,百感交集。回顾当年,他还是一个热血青年,对民主自由其实理解不深,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去追求,但今日,民主自由已不是空洞概念,他学会了尊重别人、理解宽容和种种社会行为规范,所以民主自由已是一种生活方式。

最后接受采访的是另一个所谓“黑手”,他是美国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林的普通话很流利,但他是地道美国人,1989年他在北京任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办事处主任,六四后他陪同方励之、李淑娴夫妇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因而被中国政府指为“外国势力”的“黑手”。

林培瑞说,对历史和事实的选择性记忆,牢记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淡化和遗忘不利于自己的部分,这不是某国人或者某国政府的问题,而是不分民族都会如此。比如,六四事件16年后,一部份人一定要记著这个事情,一部份人一定要忘记这个,与当事人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他说﹕“包括我,我是一定要记得这个事件,我们为甚么这么关心200多人,哪怕几千人的死亡呢,因为16年来,有在数量上比这个更多的事,比如一年多以前,伊朗有一个地震,一个晚上死了多少人?几万,比六四死亡的多几倍。可是我们不记得这个事情了,为什么都不记得这个事情,一定要记得16年前的六四呢?因为它有象征意义,它代表一种理想,不只是那两百两千人的理想,是代表一个民族,人类四份之一的理想,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她可以有辉煌的未来,可是中国政府用的是19世纪的方法来处理六四,用一种落后的制度来束缚自己的国家。

林培瑞对本台讲,本来16年前杀了几百个人是不对的,可是并不是那么庞大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死亡的更多。为甚么大陆怕被揭露死了几百个人的事情,也是因为与利益有关。他说﹕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共产党,不愿意承认他在六四的事是错误的,因为这影响到他的威望,影响到他的权力,在一个不民主的制度里,威望就是权力,所以你承认你自己错,你就是说我的政权不对。我的政权不对,我没有资格上台,这是极权制度的弱点。

林培瑞说,正因为中国人占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民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中国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她可以有辉煌的未来,可是中国政府用的是19世纪的方法来处理六四,用一种落后的制度来束缚自己的国家,林培瑞设问:这对中国人民难道是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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