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

2004-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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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的瓶頸是什麼?是中宣部(及整個宣傳部系統)。當下中國文明發展的絆腳石是什麼?是中宣部。當下中國為邪惡勢力和腐敗分子撐起最大最有力的保護傘的是誰?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誰都知道中國不是新聞自由太多,而是新聞自由太少,試問是誰把本已少得可憐的新聞自由又來個缺斤短兩、橫挑豎扣?是中宣部。新聞自由度是一個社會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說,可以沒有政府,不可以沒有新聞自由。中宣部以新聞自由為敵,連“新聞自由”四字都不許隨意使用,這分明是對最起碼文明準則的公然踐踏。中宣部已經墮落為當下中國最愚昧落後勢力的堡壘,在他們弄權得到快樂和賄賂的同時,黨和政府的形象、國家的文明進步因此都付出慘重的代價。如果聽任其橫行不法、擅權禍國下去,不僅它自身將沉淪到阿鼻地獄萬劫不復,便是中國改革發展的大業也將被大打折扣,中國的政治文明進程將被大大延遲,我中國幾百萬人文知識分子亦且顏面掃地。因而我們必須奮不顧身,起而討伐中宣部。

一、中宣部怎麼了?中宣部害了十四種大病

中宣部害的第一大病是工作方式巫婆神漢化。許多人都看過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現在中宣部的工作方式堪比小二黑他爹二諸葛和小琴他媽三仙姑。在這兩位大神眼裡,今天“不宜栽種”,明天“不宜出行”,後天不宜娶媳婦,大後天不宜嫁閨女。中宣部整治新聞媒體不正與此德行類同嗎?今天不許再提蔣彥永,明天不得反思非典,後天又有新禁忌,不得說媒體是“社會公器”,諸如此類。試問中宣部這些禁令都是怎麼得來的?依據是什麼?比劉修德和三仙姑的“結論”科學多少?他們的“不許”,毫無根據,絕對想當然,絕對人治,絕對與人類基本文明準則背道而馳,與巫婆神漢違背基本科學常識屬於同一個級別。

中宣部害的第二大病是權威程度羅馬教會化。如今中宣部實在太正確了,正確得跟歐洲中世紀的羅馬教會一樣,勢燄熏天,莫予毒也,炙手可熱,誰碰到它都要被它燒糊半截,就跟柳宗元筆下永州之野產的那種異蛇一樣,觸草木,草木盡死,咬了人,沒治。我們不能聽任中宣部正確得像中世紀的羅馬教會,我們不能聽任中宣部部長神聖得像紅衣大主教,我們不能聽任中宣部厲害得像永州的異蛇。新聞媒體監督這個監督那個,誰敢監督宣傳部?“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你到五更?”宣傳部門處分了那麼多的記者、老總,沒誰敢吱聲,難道宣傳部永遠正確嗎?現在政府各部,無論依法行事的程度如何,總還有個法,可是中宣部發號施令根本沒有章法,混同於巫婆神漢順口胡扯,悖逆最起碼的人類政治文明,而其效力卻是金口玉牙!中宣部是目前中國惟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陽照射不到的惟一的黑暗王國。中宣部是人民共和國最後一只黑箱,我們不能答應它平安而威力四射地存在。

中宣部害的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屢屢修改學校教材,篡改侵華歷史,把“侵入”改成“進入”。中宣部有過之而無不及,凡歷史上的罪錯皆不許提,反右、文革、餓死幾千萬農民、六四、哈爾濱的寶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這一切已經令所有媒介和學術中人忍無可忍,令普通民眾傷心欲絕。

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憲法殺手。言論出版自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障的權利,按道理說,中宣部既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部,就應該是言論出版自由的捍衛者,而實際上它卻是憲法保障的公民言論自由權利的最大侵害者,整個一個精神屠夫。自己制定的憲法,自己的政府職能部門不去努力保障它,卻是千方百計地折扣它,踐踏它,這在當今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捍衛憲法,就不能不討伐中宣部。

中宣部害的第五大病是背叛中國共產黨的崇高理想,已於行動上墮落為中國共產黨的叛徒。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向國民黨專制統治抗爭的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光彩奪目的時期。有人將此期的重慶《新華日報》和延安《解放日報》的社論和一般言論文章擇要輯為《歷史的先聲》出版,竟遭中宣部查禁。這些文章言必稱民主,言必稱言論自由,是當時中國最偉大,最能代表先進文化方向的文章,而今居然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足見中宣部已經如何深重地沉淪為共產黨原初理想的敵人。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應該鳴鼓而攻之,決不可坐視中宣部再如此隨心所欲地亂黨禍國下去。

中宣部害的第六大病是冷戰思維的衣砵傳人。中宣部吹風,凡涉美國,必是敵意。“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至今仍然是中宣部對外宣傳和事關歐美新聞報道的指南。某出版社編輯報一個選題是《看美國人怎樣治國》,總編輯一看題目,急了,問:“你什麼意思?”總編輯這話的意思是,美國人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讚美的。中宣部訓話會一貫講究的就是這樣的導向。美國的政治文明是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當你把它誣為臭狗屎的時候,實際上你已嗅著向真正的臭狗屎靠近或正在進食。心地光明磊落一些吧,中宣部!恢復正常的嗅覺,把狗屎稱為狗屎,把香餑餑稱為香餑餑才是你的出路。否則必然身敗名裂,自己將自己掛上歷史的恥辱柱。實際上你已經聲名狼籍太久,趕快懸崖勒馬。

中宣部害的第七大病是中央精神的克扣者、阻撓者,而不是貫徹者。媒介中人,特別是那些常到中宣部“領旨”聽訓的媒體領導人稱:你聽中央領導講話,中國一片光明,大有希望,可是你一到中宣部聽訓,中國簡直是烏雲翻滾,魔爪橫伸,整個感覺中央精神的頭號陽奉陰違者,頭號克扣者,頭號反對者,頭號否定者,頭號幹擾阻撓者,不是台灣,不是香港,不是貪官污吏,不是海外民運分子,不是美帝國主義,不是法輪功,不是六四死難家屬,而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中央宣傳部。此時你禁不住產生今夕何夕的感覺,中宣部究竟是誰的中宣部,它究竟是聽誰的,今日域中,是光明的天下,還是黑暗的天下。筆者寫此文,正值2004年兩會,這本應是媒體最活躍,中國人政治生活最自由的時期,可是你看媒體被中宣部收拾得,個個“清心寡欲”,家家跟素食者似的,會上談的一些重大問題,修憲、拆遷之類,都不許媒體自由言說,實在是給中央的中心工作對著幹。

中宣部害的第八大病是冷血弱智病。日前與某雜志社一位朋友通電話,無意間談到他們最近一期雜志刊載的一組關於信訪的文章。恰好我也看了這篇文章,他說:“這組文章影響不小,連中宣部都打來電話了,說這是迄今為止關於信訪問題最大的一篇報道。”我立即回應道:“遠遠不夠!應該做一期專號。你們這一期做的是什麼呀?簡直就是一趟浮光掠影的信訪旅遊,把信訪者的苦難當風景看,隔靴搔痒,太輕飄飄了。應該照著督促和幫助政府徹底解決信訪問題的方向去做,腳踏實地而不是浮光掠影,追根溯源,竭盡媒介之力,堅決挖掉導致信訪現象產生和存在的各級毒瘤。前不久在網上我發表一篇《給溫總理的一封信》,提請並奉勸他們這一屆政府,要拿三分之一的精力,解決人民群體幸福感指數過低的問題。富裕固然重要,可是富裕而不幸福,人文環境不適合人類居住,有背政府初衷,是國家的硬傷。上訪就是這樣一塊硬傷,是老百姓幸福感的頭號殺手。我相信溫總理能夠看到那封信。信訪的存在是我們不可饒恕的罪惡,居然聽任它存在幾十年,實在太罪過!良心大大地壞了!”

聽我此番話,這位朋友接著說:“中宣部的電話不是來鼓勵的,而是來責備的。說這樣報道會影響社會穩定。”我心中頓時無名火起:“這種混蛋!簡直是弱智!上訪者個個都是炸彈又能怎樣?對於十三億中國人民來說,畢竟是極少數,怎麼可能影響社會穩定?何況上訪者十之八九都是蔫人,真正的暴烈之士根本不會去上訪。長期聽任上訪的存在才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頭號原因,宣傳部的此類責備又是導致上訪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根源。如果媒體自由跟進,而不是像這樣被各界宣傳部的冷血和愚昧封鎖,上訪現象早他媽八百年就絕跡了!”

形諸文字還客氣了一些的,在電話裡我跟潑婦和潑皮一樣破口大罵,沒有一點風度和修養。我簡直是出離憤怒了!報道上訪怎麼會影響社會穩定?不報道才會積累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面對一個個悲慘的上訪故事,你們居然能無動於衷,竟責備媒體報道太過,實在是太鐵石心腸!太愚昧,太冷血,太可恨了!這樣的心智,這樣的冷血,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發號施令,怎麼能不誤我蒼生,誤我中華!

非典期間,在衛生部舉行的那次究竟該如何公開非典疫情真相的研討會上,有衛生部的官員擔心和盤托出真相會引起恐慌,我當即怒不可遏:“在座的不是都知道真相了嗎?大家不都好好的沒有一個尋死上吊投井跳樓嗎?別以為我們比老百姓高明多少!現在就可以通知媒體,召開新聞發布會,立即向國人公開疫情真相。”衛生部領導真是“從善如流”,第二天果然公開了疫情,就是4月20日我們在電視裡看到的張文康部長公開的那個來中國旅遊很安全那個“真相”。我插這個曲是什麼意思是?是想說明,有些政府官員要比普通人懶惰得多,冷血得多,也愚昧得多。他們大腦根本沒有科學縝密思維的影子,完全是跟著愚昧的感覺走,跟著愚昧的想當然下結論,做決策,下命令。口口聲聲為社會效益計,為國家穩定計,本質上是“誤國誤民,實乃千秋罪人!”

中宣部害的第九大病是庇護惡棍和腐敗分子。年前各新聞媒體都傳達了中宣部吹胡子瞪眼睛轉達的二十五個“不準”,其中一個“不準”是不準各家新聞媒體報道雲南省委宣傳部長被“雙規”的消息。為什麼不準報道?說是這影響了宣傳系統的形象。這個理由太邪惡!宣傳部沒有免於被監督的特權。不許報道雲南省委宣傳部長被“雙規”,試問你代表了誰的利益?你代表了“雙規分子”的利益!這一“不準”,讓新聞記者扼腕痛惜,讓腐敗分子暗暗稱快,這不是一個以宣傳“三個代表”為業的機構可以說出口的話。真正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請問一切正義之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宣部封殺無數新聞報道,每一個報道裡都是小民被欺;封殺一個報道就是縱容繼續欺壓小民,做惡人的幫兇。

中宣部害的第十大病是吃裡扒外。新聞媒體被中宣部管得跟三孫子一樣灰頭土臉。你管他就應該保護它,可是記者屢屢被打,從來沒見中宣部站出來為記者說話,給記者撐腰。修理記者的辦法一套一套,層出不窮,可到記者需要你為他們鳴冤撐腰討公道的時候,你烏龜王八脖子一縮,生死由他去,屁都不放一個!

中宣部害的第十一大病,表面上的精神貴族,實際上的金錢奴隸,銅臭十足,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們對新聞媒介的輿論監督隨意叫“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穩定壓倒一切”,許多時候實際是權錢交易,是權力尋租,是受惡人之托,忠惡人之事,拿黨和國家賦予的媒介管理權為腐敗分子減禍消災,謀取私利。據一些大型網站和著名報刊的從業者介紹,中宣部一些人常以宣傳為名,指令媒體免費給一些文化商品做廣告。媒體該收的廣告費免去了,可是廣告主的廣告費沒有免,哪去了?進了“叫停”者的腰包。另據可靠消息,寧波普陀區曾拿八十萬請中宣部擺平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天津一個衛生事件的當事人也曾拿出幾十萬元賄賂中宣部,求中宣部封殺中央電視台的報道。看起來是封殺一個報道,實際上就是庇護一群或一個惡棍,是延續一個災難,是出賣黨和政府的形象以換取非法利益。最近,中宣部下令封死寶馬案,憑什麼?憑什麼?憑什麼?!有沒有接受事主的黑錢?我們不能不提出質疑。

中宣部害的第十二大病,嫉妒賢德,誰冒頭就封殺誰,誰的正義感突出就“活埋”誰。現在中國不能有暢銷書,哪本書暢銷接著必有中宣部跑步“滅火”。理由冠冕堂皇,內心陰暗無比。封殺一本有創意的走紅新書,就是扼殺中華民族的創造力;摁下去一個有正義感的記者或學者或報紙,就是摧滅中國社會的正氣。當下中國社會,之所以精神創造力枯萎,道德淪喪,正義泯滅,邪惡勢力猖獗,正氣弱如遊絲,中宣部要負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責。中宣部敗壞了中國政治道德和社會道德。

中宣部害的第十三大病,中國弱勢群體災難的二級制造者。民工欠薪多年,為什麼直到溫總理時代才真正著手解決?宣傳部一向不許媒體報道,欠薪問題進入不了國人的視野,怎麼可能解決?上訪為什麼幾十年不絕,有的祖孫幾代上訪,前僕後繼,為什麼?宣傳部為無數的罪惡捂著蓋子。計劃生育有多少慘絕的事,都因為得不到媒體的報道而屢屢重演。惡人不怕見官,就怕見報,新聞媒體本來可以為中國人民做一萬件好事,解決一萬件災難,只因宣傳部愚昧落後的思維方式和霸道武斷的工作方式,卻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絕,宣傳部系統整個就是中國弱勢群體災難的延續者和二級制造者。

中宣部害的第十四大病,媒體老總們的是非感、正義感、文明感的戕殺者。每次聽中宣部訓話歸來,受訓的媒體領導都大倒苦水,說坐在中宣部的會議室裡簡直是時光倒流,中宣部的那套說辭實在太違背時代潮流。看上去他們好胳膊好腿去,好胳膊好腿回,沒有半點損傷,實際他們內心被大大挫傷,他們的是非感、正義感和文明感被中宣部的訓話徹底地損傷了。是非感的傷害是世間最大的傷害,正義感的被蹂躪是最殘暴的蹂躪。

二、怎樣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消各級宣傳部。美國有宣傳部嗎?英國有嗎?歐洲有嗎?都沒有。誰有宣傳部?納粹德國有宣傳部,而且曾湧現出一位著名的部長,就是戈培爾博士,“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會成為真理”這條謊言的發明者。國民黨蔣介石統治大陸時有宣傳部,當時的中心工作是宣傳“共產黨共產共妻”,宣傳朱毛的隊伍是“共匪”。宣傳部本質上是反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無中生有,壞事有中生無;好事小的化大,壞事大的化小;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不知客觀為何物,與實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馳。殊不知宣傳部這種工作本身就是罪惡,就是災難,就是政黨和政府自絕於人民之舉。中國政府如果說在國際社會上形象不理想,應該首追中宣部的責任。它的工作性質和工作方式都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下策,制定一部《宣傳部工作法》,一切照章法來,不得再採用三仙姑式的巫婆神漢工作法。允許其依照現有工作模式運行,但是必須設置監督環節,以節制宣傳部的工作,不得再正確得如同羅馬教會。具體辦法有四個:辦法一,設立專門的學術研究項目,為中宣部的功罪盤點,看看宣傳部系統在過去的歷史時期裡都立過哪些功,犯過那些罪,哪些宣傳部長是中華民族的功臣,哪些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功臣畫進凌煙閣,罪人刻上恥辱柱。可以倒著清盤,從現任劉雲山、吉炳軒開始,依次丁關根、王忍之、徐惟誠等,順著往上捋。

辦法二,建立宣傳部工作日志制度。宣傳部必須有清楚全面的工作日志,今天下了哪些封殺令,明天舉了哪些黃牌,必須筆筆記錄在案,昭昭在冊,以備查詢,以備監督,以備日後責任追究,以備日後歷史的論功和定罪。眼下正流行的那種企圖逃避責任追究和歷史審查,以電話下“禁令”,不留文字痕跡的鬼魅做法必須堅決禁止。一件壞事,新聞媒體正準備暴光,宣傳部的電話便斜刺殺來,高喊“刀下留人,不許報道!”研究者對此類情況一定要格外注意,除了冠冕堂皇的“穩定壓倒一切”之外,還要細心考察這背後還有沒有權錢交易?要追問憑什麼你自告奮勇替壞人壞事捂蓋消災?魯迅先生說:“我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我們有理由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宣傳部的這種“叫停”電話。一個‘叫停’電話,拿壞人多少賄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給我從實招來!辦法三,建立宣傳部工作事故追懲制度。豆腐渣工程有責任追究制度,宣傳部工作如果發生失誤,其危害比豆腐渣工程更大,故也應該有事故追究制度。一句話,意識形態的超級豆腐渣工程危害更大,不能白白放過。當年的中宣部發動的許多反這反那的活動,現在看都是笑談,視為醜事,為什麼不見有人為那些醜事、蠢事負責?

辦法四,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媒體隨時將中宣部下達的各種“不許”指令刊登在報刊上,或者發布上網。中宣部也有這樣做的法定義務,讓全國人民都來評價宣傳部下達的這些禁令哪些屬於正確的,是功德,哪些是罪惡,是反文明,是傷天害理。各媒體老總,聽了中宣部的訓話之後,凡覺得有違背起碼的文明社會常識的指令,都應該自覺將其發布上網。醜惡言行最懼怕透明。中宣部的跋扈和“常有理”也是被媒體老總們聽完不當、不正確、甚至反動的訓話之後“秘而不宣”慣出來的。據一些老總講,中宣部訓話根本不講理性,不循文明常識,也不講什麼媒體責任,有時甚至跡近流氓無賴滾刀肉的腔調,充溢在訓話中的是酣暢淋漓的顢頇氣和管人欲。中國新聞媒介體系如此龐大,而對中國社會進步和中國人民的福祉貢獻實在太少,禍根就是整個宣傳部系統使出全幅力量,專以拖新聞監督的後退,拉歷史的倒車為職責。實在令人痛心!實在令人憤怒!

三、中宣部挾王明、康生、張春橋極左歷史的余威才這麼兇頑,它的極左根子從未被清算

這些年新聞圈常用這個句式:“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某報道夭折了。”什麼是“眾所周知的原因”?實際就是宣傳部從中橫加幹涉。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而未不能報道,實際上是說雖然是公認的荒謬、愚昧甚至反動,可是也不能不聽它的。這等於認可了宣傳部擁有了顛倒黑白、強奸公意、指鹿為馬、不按常理出牌、踐踏文明常識的特權。眾所周知的荒謬,而威力卻如此之大,如此“神聖不可侵犯”,如此“不可向邇”,幾十萬新聞人,幾百萬人文知識分子,沒有人正面抗爭哪怕半句話,實在是中國道德人格的恥辱!新聞圈裡的人都說:中宣部的權威只隔一層窗戶紙,只是大家不願捅破就是了。為什麼不願捅?是不敢捅。為什麼不敢捅?因為它太兇頑,它不講理,更不講法,好人不敢跟跋扈的惡棍較真兒。他加害了你,你連說理的地方都沒有,法院都怕它,不敢接你的訴狀。這樣的現實助長了宣傳部的行不由徑,致使其肆無忌憚地祭起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各種邪術法寶來。整個宣傳部系統是中國新聞業正頭頂上的一塊烏雲,是新聞記者的噩夢,它蔑視文明社會的一切是非曲直,冒天下之一切大不韙。它是黨和政府民意基礎的最大淘蝕者,是黨和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流失者,是中國弱勢群體災難的二級制造者。

中宣部為什麼這麼兇頑?第一,這是極左歷史留給它的歷史遺產。從王明、康生、姚文元、張春橋時代以迄於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免責權。它做到哪兒哪兒是邊,即便事後証明宣傳錯了,鼓動歪了,“城頭大王旗”可變,中宣部的地位卻一成不變,什麼責都不用負,一不用反省,二不用懺悔,三不用問責。“反右”期間,“文革”期間,以及後來中宣部搞的反這反那期間,抓意識形態的中宣部都紅得像烙鐵,毒得像異蛇,事後沒有誰向它“反攻倒算”追究其過失。政治路線變了,人事變了,中宣部作為一個機構的紅和毒卻一直沒變。中宣部從來沒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沒有變,它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從未被觸動,它的極左性、悖逆性從來沒變。要像清算王明、康生、姚文元、張春橋那樣清算中宣部在過去歷史時期的一切罪錯!第二,這是繼承前此意識形態衣砵的體現,固守著與時代相背的國際冷戰思維。中國媒體說美國至今抱著冷戰思維不放,中宣部才真正是冷戰思維的烈女節婦。第三,把960萬平方公裡國土看成是一小撮人的禁臠,各種在它看來不順耳的發音器官都是沒有發聲資格的。須知中國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中國,是全體炎黃子孫的托身之地、庇護之所,任何異類,你是民運分子也好,你是六四流人也罷,都是這片國土的合法繼承人,都有平等地在這片我們祖先共同開發的老娘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達、自由言說的權利。我即便是不愛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我也有在這片熱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監的權利,因為這也是我的祖產。你中宣部部長的曾高祖在這片熱土上耕耘過,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見者的曾高祖也在這塊土地上耕耘過,爺爺們的孫子是平等的,是應該坐在一張圓桌邊共商國事的。可是中宣部是不許你這麼看,這麼說,這麼商量的。

四、我敢喊出“討伐中宣部”的十四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毛主席教導給我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新聞圈早已在私下自由的場合稱中宣部是當下中國的“反動派”了。雖然“反動派”這個詞有泛政治化傾向,有“歷史問題”,不想使用它,可是揆諸中宣部的種種行徑,除了這個詞,別的詞真的很難表達。中宣部的反動,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不背不蓋赤裸裸的反動,是不折不扣的反動。

第二個理由,這是我的憲法權利。共和國裡不應該有老虎的屁股,共和國裡不應該有任何免於詰問的聖物,共和國裡也不允許有歐洲中世紀紅衣大主教那樣的聖人。

第三個理由,我比中宣部高明和文明。從上到下各級宣傳部系統的工作,在我眼裡就像一個愚妄之人不可一世地叫囂著走向結薄冰的深湖,又好比街頭惡棍行橫,卻沒人喝令斷阻。我是止不住要大叫阻止的。他們的行為是非理性的,不利於任何人。他們自認為“守土有責”,是忠心耿耿為黨和政府“看家護院”。在我看來,他們是陷黨和政府於不義。他們出台的每一個“不許”,都經不起推敲,都是愚昧的“結晶”,都誤黨和政府的事業。報道上訪會“影響穩定”就是最典型的例証。究竟會不會影響?多大程度上會影響?會怎麼影響?他們調查過嗎?他們研究過嗎?他們這個結論是怎麼得出的?沒有一點科學的影子,全是愚昧!全是懶惰!全是冷血!

第四個理由,他們對人類文明常識的踐踏令我忍無可忍。他們不許媒體用“公民”一詞,要用“老百姓”,不許“民主”、“自由”的字眼隨意上媒體,憲法上可以用,十六大報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隨便用,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當擺設。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這是人類之敵、文明之敵、民主之敵、自由之敵!這是“敵我矛盾”!這是對60萬中國新聞人最起碼的職業理念的踐踏,是對幾百萬人文知識分子最起碼的人文情操的蔑視和挫傷。這種反對起碼的新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徑,充分說明他們不是黨和政府的思想衛士,不是“三個代表”思想的貫徹執行者,而是愚昧落後文化的代表者,代表著人類腐朽沒落的文化墮落沉淪倒行逆施的方向。

第五個理由是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心看著中宣部這個機構就這麼自我毀滅,更不忍心聽任你們繼續毀滅中國尚存的一息精氣神。我必須像佛教大師那樣對你們加以“當頭棒喝”:“休得無禮!不許走那條路!”

第六個理由,別的部和部長都可以成為媒體“挑剔”的對象,國家主席和國務總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評”,憑什麼中宣部就不能被“說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鐵道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等,及其部長,都受到過媒體的質疑和責問。特別是鐵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樣受到國人的圍攻,說春運漲價實在可恥,是“大發中華民族團圓財”。中宣部每一次發布“不許令”,新聞界都會經過一次全國范圍的心靈折磨,整體地灰心傷氣,罵罵咧咧,痛不欲幹新聞,然而卻向來無人敢反問一句“你的‘不許’合適嗎?你憑什麼‘不許’?”如此不得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無窮,憑什麼?憑什麼宣傳部就是貓,而新聞媒體就是老鼠?誰給中宣部這樣被監督、被批評的豁免權?

第七個理由,中宣部副部長吉炳軒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氣發布二十五個不準時,新聞圈朋友聚會時總半真半假說“河南人都什麼玩意兒!”一位級別挺高的新聞界朋友說:“春天他們這一屆(中宣部領導)初上台時,加上正趕上非典,新聞宣傳通氣會上對媒體老總還客客氣氣。現在,牛得很,兇得很,一點不客氣!眼空無物,去聽精神的仿佛都是三孫子。”河南人抓意識形態讓人不放心。向來中國災難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災難的總根源是河南官方的意識形態過敏。1942年河南餓死一百萬,二十年後的1962年,河南餓死人更多,禍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竅。河南的官員大多“忠心向上”。上邊未必是那樣的意思,跟來跟去實際上是跟了魔鬼。上邊有上邊的事,他不會覺察你看起來跟上面,實際上已經跟了魔鬼。於是你越跟越遠,最後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殺手。我不相信中宣部發布的二十五個“不許”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揀選出來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讓同志們發揮主觀能動性”,於是中宣部把領導人的信任做到於國於民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程度。“防火防盜防河南人”,這令人痛心。我們不能聽任全中國的輿論環境都發生河南化。

第八個理由,這是我的一種文風自覺。樑啟超把時務文體發展至極致,胡適把白話文張揚到極致,徐志摩把新詩發揮至極致,魯迅把雜文發揮至極致,李敖、柏楊、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臻其極。他們的每一個極致都為漢語文和漢民族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我也希望把這種不忌生冷的文風發展之極致,為漢語文和漢民族的發展略盡綿薄。書生報國無長物,惟有手中筆如刀。

第九個理由,前輩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彌爾頓寫了《論出版自由》,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寫了《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一千五百年前駱賓王就寫了《討武照檄》,尼採說“上帝死了!”章太炎斥光緒帝是“載恬小醜”,樑啟超嘲罵袁世凱“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五四先驅喊“打到孔家店!”張季鸞數說“蔣介石的人生觀”,郭沫若叫人“試看今日之蔣介石”,傅斯年寫文章《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倒“皇親國戚”,前賢相望,史不絕書,我說句“這個樣子的吉炳軒非走不可”,或喊一聲“討伐中宣部”,較之這些前輩,有什麼大不了?實在小菜一碟。再者,新聞媒體上國外整天喊總統不稱職,要下台,部長有劣跡,快滾蛋,我就不信中國人喊一句“討伐中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該死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當彌爾頓的知識者不是好知識者,我想做一個好的知識者,我想做中國的彌爾頓,我想讓這篇《討伐中宣部》成為彪炳史冊的歷史文獻,就像《論出版自由》一樣,就像《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一樣。

第十個理由,為後輩造福的欲望。拯救中宣部,為後輩開辟幸福自由的源泉。“公民”、“民主”都成為忌諱,這災難太深重了吧?何時是盡頭?鱗介羽毛尚知為子孫計,何況我方顱圓趾的人類?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文王諤諤以昌,紂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個理由,人不親行親。你是抓新聞工作的,我是研究新聞工作的,新聞工作的抓法也是新聞研究的對象。我們本是一家,共同對同一個“東家”的興衰負責,那就是中華民族。我們應以輻輳之勢指向我們共同的軸心:父母之邦!炎黃之族!

第十二個理由,生態學的依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蒼鷹更後。權力產生腐敗,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敗。中宣部如此絕對的權力為什麼就沒有監督?誰能保証它不腐敗?它不以權牟利?中宣部後面也應該“黃雀”,沒人敢追問他打一個“不許報道!”的電話背後是不是收受了別人的賄賂,這是生態學常識不能答應的。恐龍沒有天敵,最後還是滅亡。大家彼此應該“互相監督,切莫違犯了”。

第十三個理由,大不了一死,我還正不想活了。每聽說中宣部又出台新“不許”了,我就恨不得一口氣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離圓明園、頤和園都很近,那裡到處是荒林子,足以把人吊死的樹枝有一千萬個不止,找個僻靜之地,“自掛東南枝”算了,不看這個世界了。這都是什麼混帳“不許”啊!實在沒什麼法子讓中宣部醒來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讀研究生時一師兄常說:“司馬遷寫《史記》蛋砸三磚。”蛋砸就砸了,可你要不讓他寫《史記》,成嗎?我想遍憲法、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種法,討伐中宣部該不著死罪。既是“活罪”,就更沒什麼好怕。不就是蹲大獄嗎?沒準還撈個“秦城待遇”。蹲秦城是以肉身存銀行,有利息,不貶值。現在凡叫得上名字的老人物,有幾個沒蹲過秦城?甘地說監獄是大英帝國免費的旅館,住著很棒,一日三餐很省心。中國監獄與大英帝國的監獄在這一點上文明程度一樣,也是全免費的(曾經有一個時期不太一樣,槍斃一個“反革命”,那“反革命”的家屬得拿五毛錢的子彈費,不然不得收屍)。不就是性生活懸空嗎?練“在獄出家功”可也。不就是吃不好嗎?還能比上高中、上大學差?高中、大學時我就餓過肚子,沒什麼大不了。受過苦的人有擔待。前幾天看鳳凰衛視,許戈輝採訪丁玲老伴兒陳明先生,說秦城伙食不孬。那是什麼時候啊?正當物質匱乏。現在,全國人民都不挨餓,還能虧了秦城人?不就是可能挨點兒小打嗎?我一受刺激容易休克,像有些昆虫的假死。一打,假死了,諒他再也不敢打第二次。話說過來,打死也沒什麼,孫志剛不是就被打死了嗎?不死哪能成聖啊?中國人有個毛病,就是想成聖賢不顧老婆孩子。這一點西方人更可取,想成聖賢就不成家,當年來中國傳教的那些耶穌會士就是這樣,“不婚不宦”。如果讓我自己“定罪”,我既不該死罪,也沒有“活罪”,討伐中宣部,推動中國當代社會文明,功勞反倒是大大的,大英雄一個,跟前面提到的諸位前人一樣,足以名垂青史。

第十四個理由,我對苦難的敏感度比較高,對不公正的麻木度比較低。上訪和民工欠薪二事,誰要說影響穩定,不能報道,我就特別痛恨。元旦那天,胡主席對全世界作個簡短的“新年獻詞”,呼吁、祝願世界和平。聽了我很生氣。呼吁、祝願什麼世界和平啊,呼吁拖欠的民工款全還了就行了!祝願全中國的上訪者委屈的心都得到平復就足夠了!就功德無量了!元旦那天夜裡,我做個夢。我到頤和園遊玩,一個人影都不見,一個大園子裡就我一個遊客。我疑疑惑惑、意意思思地走,就這麼來到十七孔橋上。低頭一看,橋拱最高處有一雙鞋,鞋尖對著北邊的石欄桿,放得特別整齊。人投水死了,剩下一雙鞋,讓人注意。這是我見這雙鞋子的第一個感覺。接著一個感覺是發現這雙鞋竟是我自己的!我已經投昆明湖死了。我不信我死了,我要尋找沒死的証據。末了我發現鞋裡有一封信,是寫給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的。信的大意是,你們為什麼不下死命令解決民工欠薪問題?你們為什麼不壯士斷腕下死力解決上訪問題?今天我要死給你們看!明年再有欠薪,再有上訪,我在陰間決不饒恕你們!瞧瞧,我已經在夢裡“死諫”,以死抗議政府對上訪和欠薪的麻木不仁了!

五、戳穿中宣部愚昧、冷血、貪賄的“穩定觀”,確立科學的穩定觀

現在中央要求各級領導樹立科學的發展觀。中宣部動輒以“影響穩定”為由封殺新聞傳媒,我們必須重新打量這個理由,培育起科學的發展觀。據我思索,穩定有三種狀態,一是常態穩定,一是不穩定狀態,一是超穩定狀態。超穩定狀態就是死態,就是化石狀態。中宣部現在搞的穩定就是超穩定狀態,中國新聞媒體已經被它搞得化石般穩定。

以“影響穩定”為由封殺新聞報道的根源也有三個:一個是中宣部冷血愚昧,像報道上訪、欠薪會影響穩定,報道計劃生育的野蠻做法會影響國家形象,諸如此類,都是愚昧冷血造成的。如今關於欠薪的報道這麼轟轟烈烈,不僅沒有影響穩定,反倒國家因此穩定許多,政府因此親和許多,這充分証明過去中宣部以“影響穩定”為由扼殺新聞監督的行為是多麼的愚昧和大錯特錯。它大大推遲了中國社會的文明進程,在世界國家之林為中國執政黨和政府抹了太多的黑。

再一個根源是中宣部權力尋租,這邊拿了人家的錢,轉臉就以“影響穩定”的名義喝令焦點訪談或其他什麼媒體不許報道。據可靠消息,沒有中宣部擺不平、封不殺的媒體,只有新華社的內參除外。所以給中宣部送錢免災的惡人都知道,如果是被新華社內參盯上了,上供中宣部也不好使。

被中宣部指控為“影響穩定”,從而加以封殺,對此我們要厲聲問一句:“影響了誰的穩定?”影響了國家的穩定嗎?非也!影響了腐敗分子的穩定!影響了寶馬案肇事者的穩定!影響了雲南省委宣傳部部長的穩定!針對中宣部號稱的“穩定壓倒一切”,我們不能不問一聲:“誰的穩定壓倒一切?”從中宣部叫“停”的一個個報道裡我們看到,是腐敗分子的穩定壓倒一切!是邪惡勢力的穩定壓倒一切!是欺壓良衫弱小的人的穩定壓倒一切!是有錢給中宣部上供的人的穩定壓倒一切!是克扣民工工資的工頭的穩定壓倒一切!是逼迫苦難的人民群眾千裡萬裡走上上訪路者的穩定壓倒一切!

第三個根源是確實可能影響穩定,於是喊“停”。對此我們還要問一問:到底影響的是哪一種穩定?是常態的穩定,還是超穩定?如果影響常態穩定,是該喊“停”。如果影響的是超穩定,那是應該影響影響的,再不影響影響就死屁了,萬馬齊喑。什麼是常態穩定,什麼是超穩定,什麼是不穩定,必須有個科學的指標,而決不能允許像過去那樣,跟著冷血、愚昧、貪賄者的感覺走!中宣部對中國文化事業的管理,遠遠比三百年前的英帝國對新聞出版事業的管理還要落後。對此我們不能無動於衷。

已經是數字化時代,中宣部的決策也要數字化。已經是透明的時代,中宣部的決策也要透明化。找遍北京的街道,你看不見“中宣部”的招牌;撥北京的114查號台,你查不到中宣部的電話;網上搜索“中宣部”,你得到的是空白。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閉目塞聽,一不變應萬變,悖逆時代而存在的“機關”!中宣部是地下黨,還是黑社會組織?它為什麼膽敢這麼無視公眾對中宣部的知情權?中宣部早已不是黨和政府的意識形態看門人,而蛻變為有著獨立經濟利益的險要“機關”。它擁有對全國龐大的新聞業說一不二的“叫停”特權,它安享著“說你影響穩定你就影響穩定”的鑒定壟斷權和由此帶來的誰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油水的非法利益。已經是聽証的時代,中宣部每發一號,施一令,也必須建立在嚴格科學理性的基礎上。保守的,歷來以極左聞名的,冷戰思維孑遺的,誰也說不請它究竟接受過多少黑錢,誰也說不清它究竟曾迫使多少弱者和受害者在媒體上失聲的中宣部,該徹底清算了!誰左誰當宣傳部長的恐怖時代該終結了!

中宣部應該被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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