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媒關係臨冰點 警察公關選擇性放料

201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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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AFP

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中,警暴與日俱增,連記者也成為受害者。與此同時,學者指出,作為警隊宣傳部門的警察公共關係科,包庇警員的踩界行為,反而處處針對作為社會「第四權」的傳媒,警隊與傳媒關係創下史上冰點,傳媒的採訪安全響起警號;新聞自由亮起紅燈,情況恐影響對社會的監察及有損公眾知情權,而且短期內難見改善。(李智智 / 覃曉言 報道)

香港警方在處理反修例運動的過程中被指濫權、濫暴及濫捕,情況多番被記者採訪報道現形,其後警方對傳媒的態度180度大轉變,接連有記者投訴被警方施以暴力、任意拘捕,包括印尼女記者疑被橡膠子彈或布袋彈射傷右眼致盲;NOW新聞台車長中布袋彈後,被警方押入警署期間疑遭暴力對待,還有多名記者在採訪中被射催淚彈、扯口罩,或遭警察推撞受傷,甚至被罵「黑媒」、恐嚇等。

本周一(4日),6名記者在警方記者會上戴上貼有「查警暴、止警謊」標語的頭盔,抗議警察暴力對待記者,作為警隊與傳媒溝通橋樑的警察公共關係科,竟首次驅逐記者離場。

回看今年6月運動初期,當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在記者會上,主動稱呼傳媒為「記者朋友」,並對記者被阻採訪等投訴致歉,與目前的情形形成強烈對比。

盧偉聰說:長久以來我接受大家訪問都知道,我是對記者最客氣,最有禮貌的,大家不要笑。在我們心裡及我們警隊,是真的有心去做好與傳媒的關係。

到底警媒關係為何弄至如此僵局?在現場負責協調的傳媒聯絡隊又有否謹守崗位呢?本台訪問了部分前線記者,他們均認為警方在衝突現場,已無法不偏不倚地執法及處理各類危機,記者的採訪自由和安全度大受威脅。

其中多次在反修例運動現場採訪的城大學生會編委會成員黃同學,被控涉嫌7.1衝擊及強行進入立法會大樓、串謀刑事毀壞,為首名被捕記者,案件延至12月聆訊。他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運動初期在警方封鎖線下拍攝拘捕場面,仍無太大阻礙,現在卻會有一隊防暴警察衝來阻擋記者,甚至用強光閃燈照著記者,用盡一切方法阻礙拍攝,而原本負責協調的傳媒聯絡隊更加驅趕記者。

黃同學說:例如前線警察與記者爭執時,會有指揮官或者傳媒聯絡調解,現在傳媒聯絡介入的機會愈來愈少,任由前線軍裝警員喝罵記者,甚至速龍用胡椒噴霧射向記者,甚至用催淚彈擲向記者群亦愈來愈多,傳媒聯絡隊現在的角色是趕走記者,令軍裝警員方便工作,而不是去考慮記者的感受或工作上的困難,(記者)只能夠盡量自己保護自己。

上周日(3日),再有浸大學生記者及《立場新聞》特約攝影記者,在太古城中心採訪時被捕,黃同學坦言看到記者的採訪自由及安全度愈來愈受威脅,更明顯看到警方專向比較弱勢的學生記者和網媒找麻煩。

黃同學說:打壓情況愈來愈嚴重,我是第一個因為採訪而被捕,可能覺得我有嫌疑而拘捕我。現在的情況是前線記者與警方有爭執,會被警方使用胡椒噴霧和推撞,甚至拘捕。尤其周日晚有《立場新聞》記者和浸大學生記者被捕,我覺得他們會想藉打壓一些看似好欺負的媒體,尤其是學生媒體和網媒而去打壓記者,(警方)完全是討厭我們,因為他們覺得我們是阻礙他們工作,即拍攝他們工作,我難聽點說是令他們自己無法為所欲為。

曾任職親政府媒體的前記者阿思(化名)向本台表示,以往很多記者都與警察關係友好,互相尊重大家職責所在,回顧佔領運動期間,傳媒聯絡隊亦會盡力與記者合作,但在反修例運動中,警隊態度明顯發生變化。

阿思說:佔中時,警方傳媒聯絡隊是真的做現場前線的傳媒聯絡工作,協調記者的採訪,真的幫助到記者,亦令情況沒那麼混亂,亦令前線警務人員理解記者的工作,但現在的傳媒聯絡隊只是多加一口把去罵記者,完全沒發揮協調作用。

阿思又透露,警隊近年愈來愈政治化,經常「選擇性」發放消息,很多時只批准願意「美化」警隊的媒體採訪,甚至嘗試操控主流媒體,將記者視作「傳聲筒」,等同打壓新聞自由。

阿思說:警察一向是選擇性發布消息,佔中時會安排一些「小圍」訪問,就是安排3至4間媒體進行訪問,這些全是警方的友好媒體,警方要確保記者在該場訪問中,不會提問令到受訪警務人員尷尬的問題,「P記」(警察公共關係科)還會操控報道內容,要求你怎樣寫,怎樣可以展現警隊良好形象,亦要求刊出一定份量的版面。

當警方成功「操控」主流媒體,卻因特首林鄭月娥於2017年上任後,放寬讓網媒機構登記政府新聞處電子系統及可參與採訪政府記者會,近一、兩年有多家獨立網絡媒體及學生媒體湧現,大部分是無法「操控」的媒體,尤其在今場反修例運動中,該些獨立媒體或學生記者經常拍攝到警暴畫面,難免令人聯想到這就是他們成為被警方針對目標的背後原因。

根據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資料顯示,截至今年10月,共有81家本地媒體登記於本地註冊報紙名單中,包括《立場新聞》及《眾新聞》等網媒;另有531家媒體登記於本地註冊期刊名單。

另有資深記者向本台指出,因應近年不時有前線警員與記者為採訪出現爭拗,警方曾與傳媒「達成共識」,前線記者在示威衝突現場,以穿上記者反光衣及佩戴記者證作為記認。如今各大媒體記者都已穿上反光背心、戴上寫有「PRESS 記者」字樣的頭盔,甚至連裝備都標記了媒體機構名稱,記者仍然被防暴警察粗暴對待。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批評警方濫用權力侵犯新聞自由,他說已有大量證據片段,顯示警方敵視記者的態度愈趨嚴重,甚至以阻差辦公等很隨意的理由拘捕記者,而《立場》的攝影記者最後不願保釋獲釋放,正正反映警方濫權拘捕。

楊健興說:可能不只是回歸以來,近數十年尤其是這一代記者,從來未遇過這樣來自警方的言語暴力。警權簡單來說是令市民能夠安居樂業,保障一些合法的權益,其實亦包括傳媒的採訪權和公眾知情權、新聞自由,這些都不應被警權侵犯,亦不應該警方使用這些權力時,危害傳媒的監察力,但我們現在看到是這樣情況。

警媒關係破裂,警隊經常利用自己的網絡平台發放消息,是否等同不再需要傳媒報道呢?中大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指出,警方網絡平台發布消息的公信力始終不及經由傳媒發布,而且影響傳媒監察的權力,妨礙公眾資訊流通,警方應設法「補鑊」,重建與傳媒的關係。

蘇鑰機說:警方與傳媒關係如此差,記憶中都未試過出現如此僵局,警方資訊的發放都會受到影響,而且令到警方自行公布自己的消息,會否有效地讓市民知道呢?這會有疑問。新聞界有監察政府、監察警方的職責所在,無論警方是否開記者會,傳媒都會報道,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警方應該想一想,如果將關係弄得如此惡劣或單方面發放消息,對警方本身沒甚麼好處。

浸大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認為,作為警隊公關的警察公共關係科不為傳媒協調,只為警隊的踩界行為遮醜,還倒過來針對記者的監察工作,打壓採訪自由,相信警媒關係短期內都無法破冰。

呂秉權說:現在的警民及警察與傳媒的關係,可以說是數十年來最差的,而那種惡劣法是很難看到曙光,PPRB(警察公共關係科)可說是警察宣傳部門,只站在警察利益一方,對於警察的(警暴)問題,警隊上下都包庇,故很難期望今時今日的警隊會站在市民一方,他們很明顯在執法上有踩界,甚至犯法、執法不公,態度亦不克制,在這些情況下,他們亦無法控制前線警員,唯有包庇及針對記者,不讓記者採訪。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SF)今年4月發布2019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73位,對比2002年的第18位,足足下跌了55位,成為歷來新低點,但經歷這場警媒風暴,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恐怕回升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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