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最后的北京(6-11)

......我身为“六四”屠杀事件的见证人,迄今血脉贲张,那惨烈的景像永世不忘。但我自问是个理性健全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和价值观不至于被一夜枪声彻底摧毁。我没有能力对邓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论,他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历史对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个政权的化身,他是他所献身信奉的那个主义的坚定战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让我透过纷乱的历史表像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正是这种冷酷而无可变更的本质,令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幻灭。
201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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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晚上七时正,全世界的卫星通讯网都同步转播了邓小平亮相并发表讲话的电视新闻。这就是著名的“六.九”讲话。

这位国际共产主义的巨擘自从和另一位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会见之后,就像隐形一般遁入历史帷幕后面,以致举世震惊的“六四”真相有了许多离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尘埃落定。

亿万中国人很久都没看到过这么齐全的党政军头头脑脑济济一堂、集体出镜了。那些年迈得只剩一口气的几朝元老也被搬出来,正襟危坐,肃然注视著居中这位曾与之出生入死、荣辱与共的老战友。此公身经几许风雨,命途多舛,仍不堕其铁石一般的意志,实为红色政权的中流砥柱。他们之间无论有几多恩怨嫌隙,终须和这位强人共进退,勉力分担这份其重无比的千秋功罪。

于是全世界都屏息听取这位东方强人的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典型价值体系的箴言,是一种独特思维方式最清楚不过的诠释――邓小平掷地有声地给这起划时代大事件“定性”,指出这是两个不同主义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简明,精辟,不尚繁琐论证。世人再一次被明白无误地告知:在中国,异质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所有理想的冲突,必须用流血来解决。

这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帝国,正统扑杀异端是一条铁律,也是家常便饭,并非今人首创,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接下来,邓小平提议党政军头脑们集体起立,为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公安干警默哀一分钟。

前述的价值体系,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像的表述。因为,这个庄重仪式之后,邓小平竟没有对死伤百倍于军人的学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

他们死了是白死。

这段重要新闻播完,那遥远外部世界震悚之余,定然一片哗然。但此际我则枯坐良久,无言无容。幻灭二字,若不仅从词义上去理解它,而从内心深处真正体验到它,那种万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状的。

我身为“六四”屠杀事件的见证人,迄今血脉贲张,那惨烈的景像永世不忘。但我自问是个理性健全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和价值观不至于被一夜枪声彻底摧毁。我没有能力对邓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论,他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历史对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个政权的化身,他是他所献身信奉的那个主义的坚定战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让我透过纷乱的历史表像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正是这种冷酷而无可变更的本质,令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幻灭。

读过乔治-奥尼尔的《一九八四》吗?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读过萨特的《脏手》吗?此刻,我才算是读懂了。

是夜,北京枪声不兴。

七、

六月十日。

连日来笼罩著京城的似雾非雾的灰白薄霭一扫而光,天空出奇的晴朗,阳光甚至有著金黄澄澈的色泽。它令我觉得怪兀别扭,然而,它或许就是好兆头――这一刻,我就要离家远行。

吻别妻儿,那双脚却迟迟迈不出门槛。我怅惘地顾盼这这个住了十年的家,至为强烈的离愁别绪袭进心头,仿佛是一种朦胧而的预感……前路茫茫,归期茫茫。这种预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强行压抑著这意念,终于走出家门。

妻子形容憔悴,为我只身前往安定门而忧心忡忡,更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伤感。八岁的儿子尚未识得表达离情,反而对即将到来的暑假充满憧憬,熬过这数日无比沉闷的时光,他渴望自由和欢乐,他晓得暑假将南下和父亲会合,于是童稚的心里涌动著好多美丽的幻想。

……我推著单车踏上弹痕累累的前门大街,回望这幢灰色的公寓大楼,回望高处贴在窗户上的两张脸庞,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过心头。这个家,我何时才能回来?如果我真的预知自己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此时我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戒严巡逻队过来了。我挥去杂念,低头踏著“顺民”的步点,推车前行。这三百米不能骑车,前头就是第一道关隘,也是大军突进广场的第一个血战之地。众多年轻的嗓子曾在这里豪唱《国际歌》与《义勇军进行曲》,众多陌生而坚强的臂膀挽成血肉长城,深信充溢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可以阻挡枪弹和坦克的履带,这一切都成了噩梦。

战场打扫过了。前门路口拓清之后,不知从哪个方向开过来好几辆野战炊事车,停在美资肯塔基炸鸡店门前。这间全球性的集团式快餐店,在北京拥有的这爿店铺是其骄傲,一改它在美国本土路边小店的形像,它坐落天安门广场南边路口,与前门、正阳门相对,盘踞著其它外资店铺艳羡不已的好风水。如今,这一脉风水已被破坏殆尽。当晚,西南、正南两路陆军与空军部队掩杀而至,都在这兵家必争的要冲之地发生战斗,第一个被射杀的就是肯塔基炸鸡店的雇员。自那一夜至今,该店关门落锁,空无一人。倒是门前几辆炊事车蒸汽缭绕,啃了几日榨菜和压缩饼干的军人一批又一批前来轮候吃热腾腾的鸡蛋挂面。那些兵们摘下钢盔一屁股坐上去,都好奇地隔著落地玻璃窥看老美炸鸡店的气派,继而去想像它的滋味。

人行道侧下水道口的封盖上,残留著上一拨官兵泼下的面汤,很多像蛔虫一样软耷耷而且发胀的白面条横七竖八地粘在那里。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想像的,连一小团玉米面窝窝头渣儿也不许糟蹋。而今,枪也开了,人也杀了,再奢谈早年形像已没什么意义。

我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兵们面前经过,路人也不止我一个,这座城市死去数日,今天上班的人明显多起来。戒严的防线昨日已后撤到正阳门两侧路口,前门东西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鸡店停车场的岗亭围拢著几个路人,探头探脑往里看。我当然知道里面有何景观。那晚,岗亭里两条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丧送于乱枪之下。

既是擦身而过,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铝合金岗亭有一串弹洞,窗玻璃更呲著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孔。亭里尸身已经挪走,一瞥之间,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痉挛――大滩血泊已变黑,更显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状脑浆之可怖;亭里还遗下死者值更执勤的红袖标,躺在血泊之中。

六七米外正好有两个背靠背挎著冲锋枪的哨兵,他们竟不干涉途人围观这极为刺激的杀人现场。也许这血案和他们这一彪人马无涉,事不关己;也许此景可收心理恫吓之效,无妨展览;更大可能是上级并没指示他们该如何去做。他们的上级此时忙得不可开交,这类细微末节,自是无暇理会。

再往前,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了。那里呈现著战时状态难得一见得图景。它是一种像征,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它昭告过往的北京市民:你们已一输到底,再无翻本的机会了。

列成方阵的巨型坦克群之间游走著闲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满行军被,潮滋滋的草绿色被褥在盛阳之下暴晒,坦克手三三两两坐在炮塔上,饶有兴致地眺望著天安门广场四周气势雄浑的建筑群。这里城廓连云,大道朝天,和他们那沟壑纵横、沙尘滚滚的训练基地是多么不一样啊。这群钢铁雄狮在宏伟帝都的中轴线上振鬃嘶吼,重重叠叠的皇城宫阙亦为之抖索,那种征服感是何等豪迈!

五十年代初,他们长驱直入南韩的汉城。

六十年代初,他们击溃麦克马洪线南北的印度军队。

七十年代末,他们一举攻陷越南的谅山。

八十年代末,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了自己的首都。

步履重滞的路人踏上这条中轴线,都丧魂落魄地向广场行注目礼。这就是刚刚向全世界献演过一出英雄史诗的地方吗?这就是一个共和国搏动的心脏吗?

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两回从无尽的庸碌灰暗里喷涌出炽热夺目的崇高感、壮烈感,并真切体味到“国家主人”的瞬间感觉,那正是在这里――天安门广场。

它是人民的图腾。它是历史的祭坛。

它其实从建成之日起就忠实于这两种功能,如同广场铺设的方砖一样精确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缜密地计算过,它既能支撑起学生的连营帐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辗压?

我移目向苍天,正阳门彩绘描金的飞檐傲然翘向阳光,上面浮凸的飘逸行龙仿佛不曾被硝烟熏过,只有惊恐的燕群像黑色箭杆一样在箭楼上飞出飞入。放眼望,皇城隐隐,宫阙重叠,天安门、端门、午门……都在赤日下裸呈著血样的颜色。数千年来,帝国天朝都认定这种色泽是皇权与威严的像征,午门之外,多少颗贮藏著异端的头颅在刀斧手脚下咕嘟嘟滚动,狂喷出来的鲜血只能让史家的春秋之笔变得更加生动。这个帝国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来就充满了血腥味。

然而,这一代从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摇篮里长大的中国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这反差巨大的变化。他们呆立于哨兵的视界和子弹的射程之内,眺望人事皆非的广场,尽可能抹去脸上的表情,但还是有许多人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我站立了十分钟,此际的感觉却比六月三日至四日无眠的昼夜还要漫长。我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个时代诀别。

这个时代只有十年,在时间之河里它是那么倏忽短暂,而就这辈人而言却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这个时代的变迁在人类进步史上本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而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来论却又是非凡的、充满想像力的;它从千年魔瓶里刚刚释放出一个民族的精魂,转眼又被加盖密封,埋葬在刻满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

而这个时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门广场。同样在苦寒的春天,这里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万哀兵的和平大起义,结局是鲜血溅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基座。

广场总是在制造著英雄和烈士。一个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运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无端念及一则轶事――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初尝久乱之后的安宁,有一位著名的城建专家在《光明日报》撰文提议:如今不再是“阶级斗争”年代,不再有英明领袖检阅百万“革命群众”的场面,广场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鉴于这一片城区绿地偏少,不如将广场翻种绿树,变为一个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园。不消说,这种腐儒式的专家论调,既不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亦决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

今日蓦然回首,那位学者的立论岂非确有先见之明?又经这一遭创巨痛深的历史事变,广场的绿化梦更无从谈起。岁月悠悠,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广场视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圣地。它是永恒的。

广场,这是你的宿命。

我离开了它。我如果晓得此去就不再回头,心底感触更将如何?十年来,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开阔图景,而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于我头颅内凹凸不平的脑质层里。

八、

前门东大街。过了北京市公安局,我开始骑行,单车像载不动那纷纭意绪而哐啷作响。长街两侧紧闭的店铺次第退后……途经两家银行,更是铁闸把门,似乎有不少人是奔著它出门的,到银行门口焦躁地张望一阵,又掉头返回。挤提存款,乃乱世必然伴生之事。尽管沿街了无生气,但我的直观印像是――六四当日并无大部队从前门东大街杀过来。我选择这条路线而避开长安东大街,显然是明智的。但这一来,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经崇文门,这个向来令人头疼的交通瓶颈,如今意味著恶战、暴戾和军民之间的深仇大恨。

尽管我从电话里听到不下三四种版本的转述,当崇文门呈现眼前,我才晓得自己的想像力是那样贫乏――这里不比广场、前门,崇文门的路障虽是草草清理过了,却只是勉强打通了道路。那些烧得焦黑、呲著扭曲框架和铁壳的大小车辆被推到路旁,还有一辆倾覆的甬道式大型无轨电车无法拖动,堵塞著半条马路。满地是碎砖和闪闪发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净的黄澄澄弹壳……这里的步哨不及前门多,气焰却凶横暴戾,食指锁定在枪扳机上,盔沿下双目精芒闪动,扫描著每一个路人,不时发出几声呼喝。

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惊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桥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著刺刀的岗哨,不再有市民过往。当日在此惨酷的一战,成了官方指证“反革命暴乱”最有力的说辞。

我无意细述事件的过程,所谓“历史事实”,在它刚发生不久,就已各执一词,真伪莫辨;及至时过境迁,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倒愿意引述官方控词的梗概――当日,大队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由南向往北,朝广场方向猛扑,突进至崇文门这交通瓶颈,已是路障重重,民众严阵以待,砖石与瓶子劈头盖脸飞来。指挥官眼见无法前进,下令所有军车掉头另觅通途,仅一辆拖卡的军车因体积笨重而掉不过头来,转眼后继部队已移师他往,撇下这一小队官兵受到民众的包围进逼,他们弃车之后被困于行人天桥上,由士兵持枪把守两边梯口。民众呐喊不止,却不敢硬冲;其后,有三位白发老妇挺身而出,颤巍巍地走上面天桥,跪倒在士兵脚下,哭泣恳求当兵的勿以枪口对准学生和百姓――到此为止,本是八九民运中感天动地的一幕――那士兵犹豫不决,这时有人发喊:这当兵的手里欠下几条人命!无论孰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极具刺激性,于是有几条身形暴起,和当兵的扭打成一团。指挥官见势急令全队冲下天桥,夺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这名士兵已无法走脱,先被打晕,又被扔下天桥,最后被倒吊于桥底,给浇上汽油,点了天灯!

这毛骨悚然而又极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报全军,其后又印发照片、登报纸、上电视,成了激发戒严部队士气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听到的并不是这个官方说法,但无论何种版本,我都为之深感震骇。这民族的潜意识中的嗜血和暴力倾向竟是如此可怕,争端一起即血溅五步,惯于用生死来判胜败,用斧钺来辨正邪。如此国民性,欲向现代文明和理性归化,真是荆棘满途。

我曾大觉困惑,这个国族的传统形像倒是沉静内敛、十分儒雅的,那些绵永而湮邈的历史,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个瑰丽的东方神话。至少,构成中华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均无暴力取向,如果说“国教”儒家学说有相当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统、贬抑异端,确无鼓吹暴力的教条。思前想后,只能归咎于手执王杖的权势者,那些君临一切的真龙天子,那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诸如“点天灯”这种狂暴的杀人术,本来就是王者首创,车裂、鼎烹、宫刑、瓮焙、绑缚法场的游街示众、刀斧手在观者如堵之下夸张的表演、割下首级高悬城门昭告子民……所有这些野蛮暴行都假王道、纲常、社稷、稳定之名公然施行,从而激发和确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冲动成了草泽民间的潜在规则。事实上,新中国建政数十年来,一直沿袭许多先朝的律例,诸如处决“阶级敌人”的群众公审大会,押赴刑场时的挂牌游街,更不用说推陈出新的斗争会,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发和自我交待……等等。

我为那名士兵的悲惨下场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绪藉以宣泄的一个不幸对像。

但是,这些“暴民”难道是从地底阴沟钻出来的吗?在这个血腥的六月之前,他们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还是如官方所说,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深仇大恨的敌对分子?

如果历史需要证词,我会毫不犹豫地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击的好几个重要现场,绝无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半点迹像。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门,也难以让我相信整个进军过程中一弹未发,简直就像开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似的。这一点,崇文门一带的市民当然有不同说法,否则无法置信一两个煽动者能令群情耸动,霎时释放出以暴易暴的潜意识。然而,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镇压,“一步也不能退”,“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就是他们的铁腕语言。

可怜那些学子与平民,竟不晓得他们从一开始就触犯了天条,而去幻想他们响遏行云的呼号和森林一般挥舞的手臂能正天听、挽狂澜。

这个政权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最终也要用暴力来捍卫它。想变天吗?无妨一试,但他们当年流了那么多血,你们就要还这么多血来。这绝不是戏言,而是见诸《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和政要的公开讲话。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什么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类都被简化为――到底是你还是我来坐江山!

这正是现代中国的困局。执政者已断然排除了和平变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苍生之福,又会堕入强权阴谋和政治仇恨的历史因循之中。说到底,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终不离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说这是一次创世纪的伟大尝试,其结局竟也并无例外。

九、

我离开了煞气重重的崇文门,折向北行。

一路仍是劫后景像,又发现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沥青层大面积龟裂损毁,当为重型战车轰隆辗压所致。就在某个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绝迹多时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这些细节,或许有助窥探屠城黑日之军与警的微妙关系――

路心的交通岗亭已被战车撞翻,交通警背著手站在路边,无所事事。马路已无正常交通,民用车辆极为罕见,却不时有拉著“为民送粮”横幅的军车在未及清理的障碍物之间绕行。显见得在居民的抢购风之下,首都存粮已见危机。再者,廿万入城大军的给养消耗也颇惊人。交通警神情沮丧地目送著军车,那些车牌标志和识别号码是他闻所未闻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应以满口京腔,于是一下子围拢了好些平民问这问那,我正好听到两句对答。市民不知问的什么,警察嘴角向远去的军车一撇:“他们连我们也打!”市民又问:“这些大兵在北京还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问我,我问谁去呀!”

可以想见,戒严部队的总攻时刻、行动路线以及“强制措施”的具体所指,首都交警大队全都蒙在鼓里。我记得第一支从西南路冲击广场的军队前锋杀至,在靠近前门的“东方明珠大酒楼”路口值勤的交通警还在岗上,当其时那位警察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战斗一起就溜之乎也。

平心而论,凡长驻北京的卫戍区官兵、武装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甚至包括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内心大都同情民运,只不过交通警察仅系准军事组织,与公务员近同,政治纪律不那么严密,故能斗胆讲几句大实话。

甚至于军队,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又经过某重要路段,这里有多辆军车残骸,其中一部履带式军车烧毁得那样彻底,以我对兵器的无知,竟认不出它原先是装甲车还是一种军事指挥车,总之烧成一堆废铁,右边一大截履带脱落,像一条僵死的巨蟒瘫在路心。一切都显示当时战况之惨烈。此处现驻扎著大队士兵。我初时骤见路边绿地竟然坐满了穿草绿军服的大兵,吓得几乎掉头而去,却又恐显得形迹可疑,唯有硬著头皮向前骑行。殊想不到这里的气氛要比前门、崇文门轻松百倍。兵们摘下钢盔,敞著风纪扣,在草地上矮树下或坐或卧,像郊游野餐似的。只有当官的仍戎装肃整,挎著手枪四处游动。他们对路心的劫后景像熟视无睹,事不关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层住宅楼群。那些不识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闷多日,择这好天气下楼撒欢来了。士兵们很喜欢逗孩子玩,百无禁忌的小童钻入士兵丛中,连跑带跳。兵们乐不可支,或搂抱,或将孩子举放于军车上。孩子们的父母先是戒备而后也趋前拉话。我见状也下车缓行,听见许多对答。市民的问话大抵千篇一律,士兵答:他们是沈阳军区开来的,六月五日才进城,一直停留在这里。有的兵为了回应尖锐质询,拉开枪膛给市民展示里头并无子弹,又说他们这一路根本没有配发弹药;有的兵被问道,路心被毁的军车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当官的根本无意监听部下的对答,至于市民更大胆的话语,当官的都装听不见。

可惜我无法多作逗留,目标是安定门――首都机场――广州。每一阶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谨慎从事,少去招惹,以免无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线图,我绕开重兵把守躲、杀气腾腾的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也避开大片使馆区,但散布好几处的外交公寓总不能完全绕过,也就看到了一些戏剧性画面。这里多了些小轿车,均系外交官的黑色专用牌照。这些轿车都装扮得像庆典花车,除了车头两面国旗招展,车后天线杆也绑上更大幅的国旗,车身则贴满五颜六色的外国国徽,隔一两条街也识别得出这是外国使馆的专车。我想,这是派驻那些政变频仍、内战不息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习惯沿用的应变措施,却在北京派上用场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侨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装运大小行李,连等候上车的外国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国旗。

即使未曾亲睹六四惨况的人,只要看到这些场景,便可相信这个国家的确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专制对民主、野蛮对理性的战争。

十、

终于到达安定门约定地点。刘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车里没动,只用失神的目光打个招呼。

我认得《人民文学》的车,司机却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给王蒙开车的老杨司机,也不是那位曾给“借”出去拍过两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国武术冠军。 

我把单车放到地铁站出口处。相信妻子要过好多天以后才敢到这边来取――如果它还在的话。

钻进车里,刘心武简短说几句有关机票和航班的事,便归于沉默。司机亦无言。这张生面孔令我颇不安,更不敢多话。再等一会。《人民文学》的王清风来了,我稍觉宽心,是他送我们去机场。

车子发动,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异的战乱景像,四人都各怀心事,默不作声。直驶离城区,开上通往首都机场的公路,王清风才给我介绍,这位年轻司机也是刚“借”来的。大陆单位的司机时常被借来借去,不足为怪。介绍毕,王清风也不再多言。刘心武更是一路沉默。

通往机场的道路并无军队踪迹,更无截查哨卡,这倒是怪事。内乱一起,占领电视台、电台、电讯电话局、报社、机场都是通例,亦系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和光荣传统…..机场指挥塔从平坦的柏油路尽头迅速崛起,第二个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际稍稍松弛的心弦又再抽紧,包括司机在内,一车人都颇觉不安,实不知此刻首都机场成了什么样子。

拐入停车场,又看到多辆撤侨巴士。前些天尽管各国驰电紧急撤出侨民、专家、留学生,却无法抵达机场,有先见之明的英美等国,在五月份戒严令生效时已包租下靠近机场的假日酒店,临时安置侨民,一有风吹草动便直奔国际机场。那些动作稍慢的则要滞留到这时才得以返国。

望去国际航线候机厅门口净是箱笼行李、男女老幼;国内航线大厅之混乱更难以想像。然而,我们之忧虑倒不在于此,机场如无戒严部队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统的人马把关,重点甄别和防范“XX分子”出走。我们都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分子”,总之,所谓空弦落雁,铁腕强权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惊弓之鸟。

王清风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强干。他让我们安坐勿动,证件交他去办理登机手续。王才进去一会就转回,一切办妥。他说国内航线反而很冷清,多数国内搭客都困身城内,无法前来。听机场工作人员说,昨天飞广州的航班才六个乘客。看情形,大厅里也并无异常情况。

我们其实到得太早,这种时局势必要加大时间提前量。接下来,只剩下沉闷的等待。我自是无话可说,只听见刘向王交待若干编务,其中提到已征集多时的《人民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其实,在纪念册上赋诗题词的群贤,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运已难预料……

十一、

终于起行。我和刘步入大厅,果然不见了太平时的熙熙攘攘,但旅客还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内气氛已略见松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线办理机票登记之处,都是清一色民航职员,并无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进而又留意到,一些样子太过年轻、神情却憔悴不堪的乘客,他们是临时前来购票的。机场的惯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内民航售票处预购,只有个别常年出差而又门槛很精的人才晓得如果某班航机有空位,机场间或也发售即时机票,但仍须出示个人证件以外的单位证明。而我看到现时这些临时购票者似无此类单位证明,口头向民航职员询问交涉,然后一亮窝在手心的证件――我相信那是学生证,机场职员一改平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慨然允诺,并即刻著手办理,收款、开票――就这么简单快捷。

这些细节,我想刘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们没有交流感想,只低头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现的武警制服,是进入候机休息厅的检查关卡,此处向来就有的,一切运转依旧,也许只是我的心理感觉,那几位男女武警对学生模样的乘客的检查放行,似乎比旁人还快捷利索(后来我得知,机场很快就被严密控制,此前的松缓再不复见)。

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决策和指挥还是相当紊乱,他们被这个结局的后果弄得手忙脚乱,对事变应对的急轻缓重一时失去了判断力。当然还要加上相关机构的办事人员对学生的同情。

进入候机厅,我认出走在我们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军韩爱萍,另一位长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将(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两人都是湖北人,在低声说著家乡话。她俩都没随身携带球拍,不像是外出参赛。莫非她们也被连天烽火吓怕了,返武汉避难的?

两人注意到我的视线,即刻收起悄悄话。其实我听不懂湖北话,不知道她们说些什么。这倒提醒我的警觉,不能与同伴咬耳朵,以免无端招人注目。不过,此后这一路,刘根本无意和我说什么,而且周围诸人亦系如此。

又是等候,查验登机卡,上机。我和刘的座位隔著通道,紧挨著我的是一位戴眼镜、长相稚嫩的青年,他好像特别珍视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成功,便询问我上方行李架的盖子怎样打开。我协助他完成这项看上去很郑重的任务,他坐下卡嚓尝试一番,同样不成功,不得不又问我安全带怎么系,我示范指点,然后大家再无对话。

毫无疑问,他是学生。直觉告诉我,他岂止没坐过飞机,而且根本没到过南方。我不由为他的命运担忧……

昨日空荡荡的机场才隔一天,我们这班飞机已基本客满,相信未来几日更会掀起南下的狂潮。我应该庆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后逃离这座凶城,然而却无半分宽慰之感。飞机轰然发动,我的心室蓦然一阵剧痛!

跑道在巨大的机翼下飞快后掠,消失。厚重辽广的华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缓展开,间或有麦田波动不已的浓绿色块点缀其间,终是遮不住万里苍黄。这大平原土质疏松,缺水,热风不时裹挟起骇人的触天尘柱,宛如一个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愤怒手臂。

大野尽头,隆起峥嵘的燕山山脉,它望去并非泥土砂石堆积而成的,仿佛从地心到表层都是板块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郁林木的装点,犷悍豪迈地裸著嶙峋岩层,它是中华先祖的脊骨。经过好几个朝代的荣枯盛衰,这条地脉也许已王气凋零,但我们先人传下来的一股天地英雄气,依然在后裔子民的经络里奔涌。它是豪杰的母体,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诗的源泉。

飞机继续迎著阳光爬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现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战乱的疮痍,气像依旧,俨然一座雄伟壮观的帝都,静穆于暴戾的兵气和阴沉的人祸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涌动的人海旗林已风流云散,一个光荣的百年梦想再度被覆盖于劫灰底下。这座见惯了世情翻覆、山河兴废的古城只是沉默著。好多世纪以来,频仍的灾变、兵燹、饥馑、疠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动它的根基。它简直是灾难的渊薮,是历史的缩影;然而,它又是一个国族的像征。它真切体现了中国人忍受苦难的举世无匹的耐力,在风云变幻之中固守著内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伟大,远过于那些显赫一时的至尊权贵,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灾变动乱。直到它无力呵护自己这些命运愁苦的子民,才松开它的巨手――去吧,孩子。

于是,号角惊天,革命像狂飙一般席卷中华大地,历史又冒著弹雨和血光行进……这是民族的悲歌。

北京渐渐缩小,凝聚成一片血痂样的暗影。这时,我望见了蜿蜒的万里长城和波光微渺的大运河――我终于流泪了。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最后的北京。

――1990年夏追记于旧金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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