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演無辜牽涉福建貪腐案失去香港身份證

香港入境處被民主人士質疑聽命中國政府,導致自去年起陸續有十多名民運或異見人士,在沒有充份理由下被拒入境或促請離境。一名居港逾十年的福建人,更因無辜被捲進中國官員的貪腐案,迄今仍未能依法取得身份證,在港更被中國執法人員跨境盤問。事件引起人權組織關注,更批評香港政府一直配合中國公安的違法行為。(劉雲報道)

200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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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手持單程證與妻兒一家五口由福建來港的吳文演,翌年,便獲香港入境處發予身份證,自始,他便經常手持香港身份證出入大陸、澳門甚至泰國等地,進行貿易買賣的生意。

可是,2002年,他六年前來港時所持的單程證受到質疑。正當他欲前赴澳門時,香港入境處職員突然阻止,懷疑他當年的單程證是透過不法的途徑取得,故即時取回他的身份證。不過,入境處卻主動給予他俗稱「行街紙」的有條件留港的證明書。

他指,福建省公安廳原來在1999年調查一名公安部副部長涉及的貪腐案時,發現當中有多名人士曾向他進行賄賂買賣,於是,進行深入調查,期間懷疑吳文演也涉及其中,於是將資料交予香港入境處。幾經查證後,香港入境處一直沒有明確證據證明他持有的單程證涉及不法的手段,但是,在聆訊的過程中,入境處開始由發給他一紙「行街紙」變成一張身份證,不過是沒有居港權的舊版身份證。

未料,事件並未停止,他不久捲入震動中國一事的厦門遠華走私案。吳文演指,在一九九六年,他曾受僱於厦門遠華集團,但是,只是三個月兼且只是一個負責報關的小文員而已,對於主腦賴昌星走私的事情,並不知曉,不過,福建省公安也把這些資料傳送到香港入境處,另外,更親自到港取證。他說,為了妻兒,他願意「自首」。

「我自己打電話給大陸公安,我說我願意回去自首,但是,沒有人理會我,沒有答案。為何要自首?我自首那我有條件,我個人不要緊,但我太太及三名子女是無辜的,我跟他們說,要跟香港政府協調,讓在港已生活十年的妻兒們可留港,我三個子女來港讀書,他們已習慣在香港的生活了,你叫他們回去做什麼呢?」

他解釋,「自首」不是因為自己犯了什麼罪,而是希望妻子及三名兒女可換取回應得的香港人身份證,讓他們可以挺起胸膛生活。

根據香港入境條例,凡通常居於香港連續七年者,便有權申請永久居留權的香港身份證。但是,吳文演一家五口居港逾十年,迄今仍未能行使法例賦予申請居留權的權利。

他指,由於兒女目睹自己的境況,惶恐自己前往入境處換領成人身份證時,也會遇上同一遭遇,於是一直拒絶「長大」。現時,子女盡量拒絶參任何課外活動或與朋友們離開香港往海外遊玩,因為害怕朋友們洞悉他們的特殊身份。他更披露,女兒的男朋友獲悉她的身份後,也開始保持距離,因此子女們對其作出不少埋怨。

不過,吳文演打電話向公安投案「自首」的做法,原來並非首次,第一次「自首」的地點是在香港。

「那次在房間見面的人是省公安總大隊長,我跟他說:「你要我回去,我沒有問題,但是,你有沒有辦法可以幫我解決我家人的事?如果仔女的事解決了,那我回國。」他又沒有答應我,不給你條件,不給你解決這事,我被捉回去後,我的命運會是怎樣我也不知!告我的肯定是跟厦門遠華案事。

吳文演憶述,那次與省公安總大隊長見面,是在一名國內的朋友安排下見面。當時,他也感到驚訝,因為朋友與他相約時說明是朋友聚舊,卻猜不透會有公安在坐,見面時,更不斷詢問有關賴昌星走私的事件。

根據香港法例,未經保安局批准,任何海外的執法人員均不能進行跨境執法。香港保安局局長今年六月在香港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時更聲稱,他曾親自瞭解有關中國公安在港跨境執法的事情,但他指並非事實。另外,更指自2008年一月至2009年五月,被拒入境的旅客總數為五萬二千一百多人。當中有三萬六千多人被拒入境原因是「來港目的存疑」,有一萬四千多人則因「沒有有效旅行證件」,餘下的九百多人則跟「使用偽造旅行證件」有關。但是,香港入境處對於本電台書面質詢有關吳文演的個案及「行街紙」簽發的程序等,則拒卻予作出回覆。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謂,暫時未能就是案作出任何評論,然而,他強調現時的入境條例足以保護申訴人的權利,故鼓勵他透過司法程序討回公道。他又透露,在過去處理曾多類似個案中,他都發現香港入境處要完全依賴中國的公安,倘若他們能盡快調查及坦白交待調查結果,那不少申請者便可避免冗長的等待。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蔡耀昌對於來港超過十年的人士,在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牴觸任何法例下,卻仍只能持得一紙「行街紙」或舊的身份證留港,表示不滿。 

「長期以行街紙,對有關人士的基本權利,構成重大的障礙。我們覺得入境處須要調查,若一直沒有明確證明被懷疑者須要返回原本前來的地方時,那是否須有一個清楚的政策,將該名人士納入為香港居民,特別是若有關人士願意留在香港。又或給他們訂立一個政策,讓他們可在香港有基本找工作的權利,讓他們可以有生活的空間。」

至於,跨境執法的個案,他雖然也不覺得有很多,可是,他說,一宗也是嚴重。

「這些案件不是很多,但是,一件已經是嚴重的,因為這涉及跨境執法的問題,這種做法是絶對不容許的,香港特區政府也公開講不接受的。

可惜的是,香港特區政府盡量避免進行深入調查,引致招來香港特區政府被人覺得是間接容忍,內地官員特別是執法人員來港進行誇境執法行動。」

涂謹申亦坦言,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指沒有證據證明中國公安跨境執法的說法,根本沒有人相信。根據香港支聯會不完整的統計數字顯示,曾被拒絶進入香港或被要求迅速離境的人士超逾十人,大部份都是中國籍的民運或異見人士。一名由德國來港的男子潘永忠去年奧運前到港時,更被入境處人員拘留了廿五小時,期間著其自購機票立即乘機離開。

剛於十月十五日到港的作家李劍虹,圖經過香港返回上海自己的家鄉,可是,遭深圳皇崗口岸的邊境人員拒絶入境,翌日她再度嘗試但仍告無效,但是,香港入境處人員卻未有對她作出任何安慰,她謂,入境處人員著她盡快離境,並未如吳文演一樣獲得入境處主動發出一紙「行街紙」的待遇。

蔡耀昌指,從去年奧運會至今,多名持有有效護照的民運或異見份子,並沒有任何不軌的企圖,但是,都不能入境逗留,背後不難想像有政治原因。

非常有可能有政治的考慮,這些考慮就特別是中國內地政府不歡迎的人,他就會直接或間接傳遞訊息給香港特區政府,所以,香港政府才拒絶有關人士入境。

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對於入境處在沒有證據之下,仍拖延多年處理是案,認為手法不當,難以接受。他建議,當事人前赴申訴專員作出投訴,入境處屆時須要解釋何以把是案拖延多時。

對於中國境內執法人員跨境執法的行為,羅沃啟指,過去也不時聽聞有關個案,有些個案更涉及入屋搜查,但是,中國執法人員的做法就明顯違反了香港法例或《基本法》。然而,中國的公安部門毫不理會。

羅沃啟更認為這些情況的出現,香港政府責無旁貸。

「香港政府不只軟弱,根本是配合。過去有不少個案,我們見到香港政府都是以「恰巧」作為辨解藉口,並解釋公安沒做什麼而已,我覺得香港政府對這些事情的出現是難辭其疚。」

其實,除了海外人士未能進入香港,即使能抵達香港也不代表可以踏足香港的土地,去年九月廿八日,前學運領袖周勇軍經澳門到香港,準備再返四川家鄉,但是,最後被香港執法人員秘密送往深圳,今年八月被四川檢察院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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