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周筠 发自马来西亚

2019 年夏天，香港“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进行。

年轻的记者林维宏在一家华文报社工作，负责整理和编译国际新闻。他观察到，编辑台当时普遍分成亲民主派和亲建制派，即便立场不同，但不至于干涉记者的报道内容。然而，让他稍感挫折的是：收到读者投诉。

林维宏在一则新闻中提到了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的发言，结果读者来电，投诉他给了黄之锋和香港民主派太多版面。

在一些“敏感”议题上，马来西亚华人多认同中共宣传的口径。台湾民主实验室一场调查研究初步发现，受访的马来西亚华人中更大比例认为，维吾尔族人正受益于当地政府的政策， 而新冠病毒，很可能是美国实验室泄露的。研究还发现，使用中文媒体的多少，与相信中国外宣叙事的程度可能相关。

马来西亚的华文媒体有被中共外宣影响吗？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访问了多位媒体从业者，他们也分享了马来西亚媒体环境的复杂和媒体人的坚持，也有面对威权政治和中国强大影响力的为难和无奈。

来自中国使馆的“关切”

说到黄之锋的系列报道，林维宏指出，黄是当时的新闻人物，很多集会、抗争的领袖。报道他的动向，是基于新闻专业判断。但读者未必听得进自己的解释，“很多时候，你就把电话放在那里，让他抱怨。”

读者投诉至少还好应付，但来自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关切”，就让林维宏认为情况比较棘手。

台湾民主实验室（Doublethink Lab）在 2022 年发布 《中国在全球各地影响力》报告，针对全球 82 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马来西亚在各方面受中国影响，名列第 10。台湾民主实验室研究员指出，中国会培训与资助马来西亚记者，促进亲中资讯在当地传播。美国非盈利研究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2022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大使馆会在 WhatsApp 等通讯软件上，创立与当地记者直接沟通的群组，若有任何不满便会在群组里反映。

此外，媒体也会收到中国使馆来电。作为一线记者的林维宏并直接没有收过中国使馆的电话，但曾参加过一场“饭局”。在反送中运动爆发期间，中国大使馆请媒体记者吃饭，想要了解他们对运动的看法，林维宏原以为这会是个交流观点的好机会，结果到场同行们一致表态支持建制派、谴责“暴徒”示威者。他坦言，“我也不好说什么，就静静而已啰。”

这些压力并没有影响林维宏，他觉得记者的份内事，就是持续平衡各方说法，直到后来他收到中国使馆对他个人的“关切”。一个在中国使馆工作的个人朋友告诉他，尽量不要再碰香港“反送中”的新闻，因为使馆官员通过朋友来提醒林维宏“谨慎点写”。

林维宏强调使馆官员并非以“官方身份”来提醒，但这个“关切”仍让他感到压力和矛盾。他一方面觉得不该妥协，但另一方面也觉得，国际新闻那么多，并非一定报道香港不可。

三年之后回想起来，林维宏指出，自己确实有一段时间完全不做香港议题，“短期确实有受到影响，但长期是没有，后来我觉得我为什么要怕呢？”

林维宏的经历也许是个案，但这背后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一名马来西亚记者，在报道中国官方严重的“敏感”话题时为何会受到压力？而在读者、报社高层、中国使馆等的各方夹击之下，新闻工作者的报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在马来西亚，为人熟知的华文主流报章包括《星洲日报》、《中国报》、《南洋商报》和《东方日报》等。其中，《星洲日报》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章，发行量以纸本和电子报合计约 35 万份，每一天约有 150 万名读者阅读。

除了《东方日报》之外，另三家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章皆隶属于世界华文媒体集团（简称：世华媒体）。世华媒体是中国之外全球最大的华文媒体，面向世界华人读者，其拥有者是在中国有投资和商业关系的马来西亚商人张晓卿。《自由之家》报告指出，世华媒体旗下的华文媒体多以正面方式报道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商业往来，立场也相对亲中。例如，《星洲日报》在 2016 年，将访马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称为“台湾前领导人”。

然而，对于世华媒体的立场与报道，记者同业们有各自的观察与理解。

“一种米养百种人，如果他们认定世华是红媒的话，看什么都会是红红一片的。”入行五年的华文报社记者陈志德反驳。他观察，记者们与编辑台依然坚守专业伦理，尽管偶尔会出错，并没有特意亲中。另一名入行几十年的华文报社资深主管李文月表示，“并没有收过任何特别的指示，就是看到什么就写什么。”

在中国敏感议题上，媒体怎么保持“中立”？

香港反送中、新疆再教育营、佩洛西访台、台海议题这些“敏感话题”，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人怎么写？受访者们坦然的表示，很多问题上不同记者持有不同立场，但业内普遍的共识和处理方式即是“保持中立”。

但是，又该如何定义中立？

李文月以新疆再教育营为例子，指出在中、西方对新疆持有两极观点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便是“让两边都说话”。所以，李文月会整理中国官方的说法，也会引用外媒报道再教育营的情况，把中立的平衡报道交由读者自行判断。她解释，遇到敏感议题时，她都会采取类似的处理方式，因为持不同立场的涉事者，都会认为报社偏帮另一方，“所以报社都是，我给你们版面，你讲你的，他讲他的。...当他指控你怎么只报道一边，你就可以说，我也有报道你的啊。”

若中国大使馆对报道有任何异议、打电话来询问，报社也能解释那是引述外媒，并非凭空报道。

“但中国不是每个事件都会去干涉，这样会引起反感，他们还是会拿捏尺寸的。”陈志德指出。大部分的“关切”都相当礼貌，不过，若报道内容涉及中国国家主权等重大问题，记者和编辑台就需要更谨慎处理，否则就会接到抗议电话。

李文月指出，在台湾问题上，马来西亚的华文媒体立场一向跟随政府，因为政府承认一中政策，所以报社也会承认一个中国，例如不能称台湾为国家，只能以地方、经济体或民主体系代称。

她记得，台湾总统蔡英文在 2016 年当选时，报社当时大篇幅报道这位亚洲华人世界首位女总统，就收到来自中国使馆人员的关切，但报社并没有撤下报道或更改总统称呼，其上司也幽默回应对方：如果中国之后选出女主席，报社也会用一样的篇幅报道。

对此，资深媒体人黄良瑀补充，马来西亚的华文报报道尺度也与台湾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他记得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媒体还能刊登台湾庆祝双十节的报道，也不会避忌刊登台湾国旗，但自总统蔡英文在 2016 年上任之后，马来西亚媒体的报道尺度就收紧不少。

“如今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如果报纸刊登了台湾国旗，中国使馆就一定会抗议，”黄良瑀说。

受访的几位媒体人表示，他们的工作层级不足以收到中国大使馆的“关切”，而就算报社高层接到电话了，大部分时候也不曾施压，让他们仍能幸运的守住专业伦理。

不过，并非所有媒体都能坚守这一点。入行三年多的电视新闻从业者叶家明自嘲，他供职的电视台一定不会收到“关切”或抗议，因为该媒体高层的立场本来就亲中，尤其在美中议题上，报道叙事中经常将“稳重的中国”与“无理取闹的美国”相互对比。

在香港“反送中”期间，叶家明的同事当时曾纠结是否以“暴徒”称呼示威者。台内的年轻记者认为示威者是为了争取普选，但高层们以个人立场施压。最终报道的方向还是必须听命高层使用“暴徒”的字眼。

而林维宏和李文月则称，他们所在的媒体会援引法新社和美联社等主流国际媒体，使用“示威者”，不过，若英文报道使用“mob”，就会原文翻译成“暴徒”。

另一个例子是2022年7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到访台湾，同一家媒体可能会在不同报道中使用“访台”和“窜台”，两个立场矛盾的词语——這完全取决于他们当时引用的新闻来源。

由于外派出国采访的记者很少，马来西亚中文媒体对中国相关议题的报道高度依赖转载。面对不断涌进的新闻资讯，记者和网络编辑并不一定能很好的查证新闻来源的宣传、党派色彩和可信度。

外宣加统战，强大的中国软实力

独立媒体 《当今大马》研究了马来西亚华语资讯中的不实信息，发现在2019年反送中期间，马来西亚的主流中文媒体是中国官媒和其他亲中港媒假新闻的主要输入者。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2019 年 11 月《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东方日报》等主流媒体当时转载了中国官媒《环球网》的假新闻，这篇题为“香港示威者向校车投掷汽油弹，吓坏香港父母”的新闻在线上和社交媒体平台引起巨量讨论与分享，尽管报社们随后做出更正与道歉声明，但声量远远不及当初的转载原文。

而中国官方外宣统战的“硬实力”，也在影响马来西亚媒体。中国曾在 2019 年邀请马来西亚部分主流媒体前去新疆，当时受邀的《星洲日报》记者回来后以 《新疆教培中心曝光，助维吾尔族重融入社会》为题报道，引发媒体圈对该媒体是否被“红色渗透”的争议。

这篇报道讲述了记者在喀什“教培中心”当时的见闻，以略平实的语言讲述了“学员”在教培中心的生活，在为前来参观的记者表演歌舞时，“脸上洋溢着笑容”。

一位对这场集体采访知情的人士说，当时他所在的媒体也很矛盾，一方面想让记者前往实地，接触平时难得的资源，,另一方面，如果知道此行的行程和受访人都是安排好的，那么作为记者到底应不应该去？

最终，该媒体也前往采访，并且主要以经贸旅游为角度进行了报道。“我们觉得相对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们不要帮中国做宣传...但我们没有要像西方媒体那样（尖锐）。”

林维宏称，他有一位同行曾报道了一位在马接受政治庇护的维吾尔族女生的故事，因为无法查证细节，对其家人在集中营受迫害的细节只进行了小篇幅报道。报道发出不久，该报刊登了由中国大使馆买下“到新疆旅游”的全幅广告，后续报道不了了之。

内外夹击，媒体选择做“活着的狗熊”？

过去主跑中国大使馆时，陈志德的报道总是符合其宣传议程，着重报道政治宣言和经济贡献。据他观察，相比起其他国家，马来西亚记者们普遍不会问中国大使们尖锐和敏感的问题。他举出三个可能的影响：一，尖锐问题报社能不能刊登；二、是否影响后续和中国大使们的交流；三、问尖锐问题是否会让“人家觉得你有问题？”

他形容，马来西亚整体的新闻媒体环境就是“以和为贵”，且“报喜不报忧”。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曾形容台湾媒体是“嗜血的鲨鱼”，但在马来西亚，陈志德说，“我们是鲸鱼来的。”

为什么华文媒体会如此温和？这是来自于媒体经营的挑战、中国方面施压，以及当地的威权政治环境塑造成的。

首先， 马来西亚华文报章的生存依赖华人社群，在报道中国议题上，报社需顾及读者的立场。马来西亚传播学者陈明辉指出，当地华人领袖、商人与中国来往密切，如果看到太多关于中国的负面，自然会向媒体施压。他举例，世华媒体集团的老板张晓卿在中国有生意业务，所以报社高层多年来一定会“识做”，即便会报道中国负面新闻，也会清楚拿捏报道的界线。

再者，中国方面的“关切”也给华文媒体带来了一定压力。

国立台湾政治大学研究生房翠莹 2016 年的论文《恐惧是一种习惯：马来西亚华文报的自我审查》访问了 22 位当地记者和独立媒体人，发现他们一般会避免惹怒中国，因为不想遭受中国大使馆各种方式的暗中刁难。若报道让中国“不高兴”的新闻，除了会来电“关切”，中国大使馆还会杯葛“不听话”的华文媒体，不让他们采访、并施压华商撤下广告以及取消报社高层的特权。

学者陈明辉分析，任何大使馆若不同意媒体报道，基本上会透过发邮件或新闻稿的方式澄清，这也在媒体的接受范围内。然而，他指出使馆人员直接打电话，“这更有施压的意味。”

最后，在马来西亚本身的新闻自由堪忧，也让媒体渐渐温和沉默。

黄良瑀认为，“打电话关切不只有中国在做，其他国家也做一样的事，台湾、美国、日本、邻国新加坡也做过。” 中国使馆明白马来西亚是主权国家，马来西亚媒体并非隶属于中国，所以知道拿捏底线。

然而，黄良瑀表示，更让记者烦恼的反而是马来西亚内政部打来的电话。

据李文月和黄良瑀这样的资深新闻工作者的长年观察，前首相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第一次执政期间（1981 年至 2003 年）为新闻自由最受钳制的时期。1987年，马哈迪以“遏止种族紧张”为由，发起“茅草运动”，逮捕数百名社运份子和政治领袖，查封了包括《星洲日报》在内的报刊，对公民社会与新闻自由造成难以修复的伤害。

两位新闻人指出，马哈迪的继任者上位之后，新闻环境相对好转，但压力依然存在。例如，《当今大马》在 2021 年就因读者留言被判“藐视法庭”罪成，罚款 50 万令吉（约新台币 288 万），轰动一时。

在 《2022 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马来西亚于全球 180 个国家中排名第 113，无国界记者也将马来西亚界定为“处境艰难”的国家。政府用严刑峻法施压媒体和调查记者，包括：《通信和多媒体法》赋予政府控制媒体许可证的发放；2021 年的《反假新闻法》紧急条例也赋予政府权力删除任何被视为“虚假”的报道。

长达半世纪的威权统治之下，政府长年掌握新闻媒体的生死大权，记者想挑战官方论述很是困难。

“因为，活着的狗熊强过死了的英雄。” 学者陈明辉曾在报社工作，当时报社高层这么告诉他：当一个活着的“狗熊”，虽然不敢得罪和挑战政府，但至少还能生存下来。

“活着，虽然不能做到100分的 challenge，但至少可以做到 40 分，所以华文报代代相传这样的意识形态。”陈明辉说， 马来西亚媒体渐渐明白了怎样活下去，并且什么样的“challenge”是安全的。

他举例，在前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tional）的强权时代，报社会根据时事拿捏分寸，哪一些关键字不能用，哪一些政治人物可以批评等，心里都有一本账。“所以，处理中国（议题）也是如此，新闻线上的老鸟早已经清楚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无需内政部还是使馆频密来电交代了。”

另一方面，深耕本土的华文媒体在处理中国的敏感议题时，也会在立场上跟随官方的外交政策。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是，大家都是好朋友，林维宏说，若报道到了非选边站不可的时候，他就采战略模糊或选择不表态。

“例如，有很多人问我两岸那种比较敏感的东西，问我怎么看，我就说官方用词，什么两岸要一家亲啦，我们希望和平就好这样。”

尽管在谈到中国敏感议题上，受访的媒体人们觉得不会自我审查，但基于现实压力，他们在采访中还是要求匿名。

陈志德指出，匿名报导是保护自己和报社的方式，因为自己想要发表看法之余，也需要考虑报社的生存，不能让自己的言论影响到报社。他也认为，中共对人群控制到位、且自有一套方法，他担心抨击大使馆的言论会被看到，进而曝露自己的身份，“这包括，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任何一句敏感的词汇，你会忽然间有一些中国活动不能参加，又或者你去中国，会特别受到关注。”

因此，陈志德说道：“（匿名）保护自己啰...我们也很怕。”

（出于安全考虑，应受访者要求，林维宏、陈志德、李文月、叶家明、黄良瑀、陈明辉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