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嚴歌苓:勇敢是所有美德之首 也是我們最缺乏的|觀點

2024.05.07
作家嚴歌苓:勇敢是所有美德之首 也是我們最缺乏的|觀點
自由亞洲電臺製圖

主持人:大家好,這裏是觀點,我是唐琪薇。旅居德國的華裔作家嚴歌苓最近攜新書《米拉蒂》,在紐約洛杉磯華盛特區等美國城市和讀者見面。嚴歌苓是華語世界最受矚目的作家之一,迄今已有超過40部長短篇作品問世。因爲關注武漢疫情、鐵鏈女事件等,嚴歌苓在2022年遭到中國當局封殺,無法再在中國大陸出版新書,《米拉蒂》是她在海外自行出版的第一本書,小說以1980年代的中國爲背景,通過主人公米拉蒂從一名舞者蛻變成年輕作家的經歷,探討了中國兩代知識分子的覺醒與幻滅。觀點節目在嚴歌苓在大華府作短暫停留時,對她進行了專訪。

記者:我們先來談一下您的新書米拉蒂,最早您是怎樣想到寫這個故事的?寫這個故事您花了多長時間?

嚴歌苓:我一直有一個情結就是80年代情結。80年代對我們這一代還有我爸爸他們,意義非常非常重大,因爲我爸爸他們就從勞教的地方,從五七幹校從各種各樣的地方回到了城市,然後我們剛剛成爲年輕的藝術家作家,所以就感覺到一下迎來了一個大的反彈,對文革當中壓抑那種不自由,然後在79年80年的時候,突然之間我們感覺到一下子就解放了,那真的是一種解放的感覺是liberty的感覺,各種各樣書籍進來的,比如說麥田守望者Humboldt's Gift (洪堡的禮物),Saul Bellow的那些書,還有美國的戲劇歐洲的戲劇也在那個時候進來,然後看內部電影,然後突然之間就覺得,噢原來我們是這個在一個洞裏,然後世界已經飛躍了那麼遠了。

記者:您說過是2021年就已經寫完了(米拉蒂)是吧?

嚴歌苓:嗯

記者:當時是國內有出版社等着要這本書嗎?

嚴歌苓:有收穫(雜誌)也準備發。後來就是因爲我的種種的這種發言,我熬不住的那種。。。

記者:之後發生了封殺事件,所以您對這個書做了哪些修改和補充呢?

嚴歌苓:寫完以後,基本上就知道它出版不了,然後我回頭過來就把幾段戲劇加進去了,排隊啊什麼的,我認爲是比較尖銳的對人性和那個時代的揭露加進去,然後把六四加進去了,我想反正就是我自己要出版這本書,我想也沒有任何禁忌了。。。

記者:如果你一開始就沒有想到在國內出版的話,整本書跟現在的這個版本還會有哪些不同嗎您覺得?

嚴歌苓:其實就是在2020年3月的時候,我不是寫了瞞瞞瞞嘛,那個時候就整個對我低調處理,雜誌社已經準備要出的作品,他們把它放在次要位置,本來是在雜誌封面上有專門的對這本書的推薦啊那種就全部去掉了。然後就是在那年年底就接到了張藝謀(一秒鐘)劇組的一個電話,就說你名字沒有了(不能署名),繼續來寫這個書的時候我完全就是敞開的。

記者:您在米拉蒂當中提到了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短暫的覺醒、幻滅,然後就睡過去了。在您看來什麼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在一個高壓的政治環境下,您覺得知識分子又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清醒和勇敢呢?

嚴歌苓:勇敢我覺得是我們最缺乏的,勇敢恰恰被我看成是所有的美德之首。我覺得我們中國可能普通民衆要比知識分子還要勇敢一點。作爲作家來說你想在南美那幫作家對吧,形成了一個魔幻現實主義和Surrealistic(超現實主義)的寫作,當時是因爲他們有很多的軍事獨裁者啊也是非常的壓抑,他們disappearing(被消失的)人也很多對吧,他們形成了一種他們自己的這樣的一種寫法,最後成爲一種非常被我崇拜,也被很多中國作家嚮往喜歡的一種寫法,他們用他們的這種寫法,來反抗了當時的這種軍事獨裁,這種精神上的控制壓抑,反抗了當時他們民族的命運,所以我覺得我們沒有形成這樣一股力量,誰和誰都沒有聯合起來,然後一盤散沙的這種狀態,非常萎靡不振我覺得。當然很多中國的作家也許會說,嚴歌苓她自身是安全的,所以她可以勇敢的講話她可以發聲,其實我犧牲是僅次於生命的東西,我犧牲了我的財富我所有的收入,過去的收入那麼高,每年都可以上千萬的收入,中國有句俗話是人爲財死對吧?那麼人都可以爲了財去獻出生命的話,那我獻出的是僅次於生命的東西,我的犧牲我認爲很多人是不願意付出的。

記者:當年您和像莫言、餘華,還有劉震雲他們都是您的同學,89之後您是離開中國去了美國,他們是繼續在中國寫作。您對和您同時代的中國作家的一些文學作品總體上有一個什麼樣的觀察?同樣是寫中國這個當代史,您的作品和他們的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呢?

嚴歌苓:我覺得他們也寫出了一些比較勇敢的作品。比如說(莫言的)蛙寫計劃生育的,然後劉震雲也寫了喫瓜時代的兒女們,寫貪官啊什麼。我們的問題是,好像沒有形成一股文學的風氣,沒有形成一股文學的力量,也沒有戰略上的考慮,好像相互之間的對話也很少,我覺得是比較可惜。

記者:您覺得原因是什麼呢?

嚴歌苓:原因我也不知道,因爲相互之間的串聯可能在國內也是比較危險,相互之間都不說真話。我就記得上上一屆中國作家協會的代表大會就是作代會,那個時侯他們邀請我去參加,我說我不參加,因爲我不認爲在這個會上相互之間還能說真話。後來這個人就哈哈大笑,說你來參加這個會是爲了說真話的?我說那幹嘛浪費時間啊?所以就是一種極其玩世不恭的一種態度。我想不玩世不恭的人呢大家都已經到國外去了,在國內他們想活下去只能是玩世不恭的。

記者:作家閻連科他說過一句,他說在中國寫作是自由的出版是有紀律的。我不知道您對他這個評價您是怎麼看的?

嚴歌苓:你寫出來無法出版,你就無法接觸到讀者和大衆,那就等於沒寫。你寫了以後你就自己讀或者給幾個朋友讀,或者是在一個非常小範圍讀你的影印本的話,這不是我們所說的這種作家的這種寫作呀。

記者:同樣是寫當代的中國故事,您覺得您的寫法跟他們相比,您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

嚴歌苓:我寫了其實是中國1949年後的很多階段吧,比如說土改然後寫到鎮反肅反,就是陸犯焉識中陸焉識所經歷的那一些,但是我也寫了每一種人,比如陸犯焉識的陸焉識(作爲)犯人,在監獄裏經過的每一個政治運動,像第九個寡婦,她把一個公公藏在地窖裏面,這個洞中人也能夠感受到中國每一個,比如說饑荒比如說大躍進比如說文革,然後三反五反,每一個運動都會影響到這個被藏匿的地主的生活,不同的人來經歷每一種運動,每一種運動對一個不同個人的影響。

記者:第九個寡婦是2005年您迴歸中國後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嗎?

嚴歌苓:嗯

記者:一出版就賣了二十多萬冊。您在經歷了六四對中國的失望後再度迴歸,中國的政治環境還有審查制度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您的寫作呢?

嚴歌苓:對我來講像第九個寡婦,我寫完以後被退稿兩次,我其實也不抱什麼希望這種書是能夠出版和發表的,但是這個故事是我聽來當時已經二三十年了,那麼我想我應該把它寫出來,像我媽媽一講到土改都會顫抖,就是當時的那種槍斃啊遊街呀,對地主富農的那種鎮壓。因爲當時她是演喜兒的,她就演白毛女。有一天傍晚,她走在田埂上散步,就突然從田裏出來一個老太太抱着她的腿,叫她能不能求土改工作隊不要槍斃她的丈夫?這種經歷我媽媽跟我講了以後,我覺得這是在人類歷史上的一次特別大的顛覆。

記者:說到這個土改,我們看到王小帥他最近(拍的電影)沃土,因爲參加柏林電影節被北京勒令撤片了。我記得(您出版)陸犯焉識的時候,張藝謀還拍了(電影)歸來,最近這幾年中國審查(制度)是不是更嚴格了?您有沒有一個觀察?

嚴歌苓:當然它的審查在我在那兒的時候就已經越來越嚴格了,芳華就好多段落都被改了,然後我當時脾氣也挺大的就說那就不出吧,但是我非常非常珍惜我的責任編輯的辛勤勞動,我就反正妥協了,但是這種妥協是挺痛苦的。

記者:我們來談談您的寫作。您說過曾經想跟隨或者運用各種文學潮流或者手段來寫作,但最後發現讀者最喜歡的還是平鋪直敘的描述。我想請教一下,早期您有寫過哪些實驗性的文學作品嗎?

嚴歌苓:其實後來我(發現我)其實低估讀者的這種閱讀的能力、理解的能力,比如說我早期寫的雌性的草地,從形式上來講是非常非常前衛的,現在發現很多大學生非常非常喜歡這本書,有一個人跟我講,他說我讀完以後它那種絢爛的敘事讓我感覺到一種眩暈;比如說扶桑,扶桑也是對讀者很具挑戰的;還有就是人寰,因爲當時我在臺灣去投獎,因爲評委都是學者有名的作家,我希望能夠跟他們產生一種對話,比較離經叛道的寫法,是不是能夠跟讀者跟評委們,讓他們感覺到有一點挑戰。

記者:您提過這麼多年您寫得很多很快,是因爲總是有出版社在後面追着您,有評論說您之後的一些小說有通俗化、傳奇化的傾向。評語說這兩樣特徵固然讓您的小說非常好看,卻也在某種意義上,削弱了作品的文學意義和流傳更久的可能性。您的回應呢?

嚴歌苓:我不這麼認爲。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要把傳奇寫成平淡去戲劇化,如果他寫出來的這個傳奇故事是讓你感覺到非常可信的,然後把傳奇上升成一種形而上的元素放在裏邊。你看像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它也是一個很戲劇化的故事,你不可能說你得到一個好故事你不要它是嗎,你就是把它寫的時候你怎麼樣能夠讓它深入人心。像第九個寡婦這樣的一個小說,在很多很多的讀者心裏看到的是人物,而不是故事不是故事本身。他們認爲王葡萄這樣一個形象是整個中國文學長卷裏,沒有見過的一個形象,是一個非常全新的形象,那麼這個小說的文學的目的就達到了。

記者:您說過從扶桑到第九個寡婦,陸犯焉識到米拉蒂,您所有的作品都在關注一個主題,就是自由。您希望通過您的作品表達一種什麼樣的自由呢?

嚴歌苓:當然這個自由就是知識分子的精神自由,作家的精神自由,普通人的最基本的一些自由對吧?就有很多層面的自由。比如說陸犯焉識的這個自由,他對自由的思考是經過幾次的反覆,自由非自由它的這種悖論,在他精神上的那種一次一次的悟就是覺悟,其實始終也沒有答案,這個答案是開放的,什麼樣的自由是陸焉識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真正的追求,最後能不能追求到,其實他回到了自由的生活裏面,相對來說他並不自由。

記者:和您同時代的有不少作家,89之後他們離開了中國來到自由的國度,我們看到他們當中當然有像高行健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是相當一部分作家他們來到自由的國土之後,卻再也沒有寫出超出他們當年高度的作品。我不知道您對這樣一個現象有一個什麼樣的觀察呢?

嚴歌苓:我覺得作家好像很不同,像張愛玲她離開上海好像不能寫了,很多人離開本土就寫得不好,或者也沒有這種動力了。那麼對我來講,離開本土反而讓我有很多寫作靈感,特別是我剛到美國的那個時候,大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我就會寫出個短篇來,非常的新鮮這種移民的經驗,扶桑也是因爲移民的經驗,我去看到早期移民的故事,我覺得不同吧作家是很不同的。

記者:現在您的作品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您會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流亡作家嗎?

嚴歌苓:現在當然是流亡作家了,現在我已經不可以回去了,我覺得我回去未必安全。所以我覺得就是流亡作家,我覺得這個身份也挺好的。

記者:您之前也提過很多您寫的中國故事,您都是要去現場感受的,您是一個非常感性的人,那現在您暫時回不去中國,對您以後再書寫中國故事,您覺得會有哪些影響嗎?

嚴歌苓:我覺得現在因爲網絡的關係,查資料之容易非常容易查,像寫扶桑的時候我也是靠查資料寫出來的,所以我覺得並不困難,而且隨時隨地的我有這麼多的朋友,打電話你馬上就可以瞭解很多情況,世界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概念了。

記者:現在您是一個作品在中國大陸被禁的這樣一個作家,被禁之後您之後再書寫中國的話,您如何保持您作爲一個旁觀者的客觀中立和冷靜呢?

嚴歌苓:更加客觀冷靜,覺得我應該是給更清醒的人寫,因爲海外很多人他接受媒體、接受的信息應該是比較真實的,真相的東西比較多一點。我現在整個站的高度,看到全世界的這種格局要更大一些,這就是給了我一個更加客觀的(視角),因爲你知道的真相越多,你越發的客觀。

記者:您說過要成立翻譯基金會,把中國的作品介紹給世界,您如何看待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壇的地位?

嚴歌苓:我覺得仍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記者:爲什麼會這樣?

嚴歌苓:我覺得本來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它如果已經走到舞臺的正中心了,它應該引起對它的文化就包括文學藝術各種方面的重視。我覺得影視具有國際語言的能力繪畫也是,那麼文學從文字來表達的話,它本身有一種侷限性,而中國作家的作品不是一個可以有很大的市場,始終還沒有一個非常專業的配合得非常好的,像拉美作家在英文世界有很強壯的翻譯隊伍。爲什麼我想做這個翻譯基金會呢,就是希望他們能夠擺脫日常生活工作的煩擾,能夠全力以赴拿他們一天一年當中最好的時間來翻譯,就是作爲一個專業的翻譯來做這個事情。

記者:我們再回到您的新書米拉蒂,剛纔您也說海外的銷量跟以前在中國大陸,成千上百萬的銷量無法相比,您心裏面會有遺憾嗎?不光是這個銷量收入的問題,更多的是這麼多中國大陸喜歡您的讀者,他們讀不到您的(新)書了。

嚴歌苓:遺憾當然是有了。比如說我在大陸有一個他們自發組織的嚴歌苓讀書會,一萬六千多人吧,在我被封殺以後他們也被迫停更。(當年)我在大陸嘉德拍賣會賣我的書法,管拍賣的人就說,你能不能寫一些你小說裏的金句啊,那種比較好的段落。我說我哪知道什麼是金句。後來我就靈機一動跟這個讀書會說了,他們很快大概一兩天就給我找回來了。離開他們不能再給他們看我的新的作品,是非常非常悲傷的,我自己也非常悲傷。但是我覺得這只是暫時的,以後一定還會再給他們看我的新作的,因爲我不相信這樣的一種荒誕的現在這種局勢,會持續很長時間,因爲任何一個社會一個時局,走到荒誕的地步它就離它好轉很近了。

主持人:嚴歌苓當年爲嘉德拍賣行手書的句子來自《陸犯焉識》:知識分子應該享有最後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接下來會嚴歌苓會回到一系列的短篇小說創作,筆耕不輟的她至今堅持每天六個小時的寫作,另外她和百老匯合作歌舞劇《扶桑》以及和導演王小帥合拍電影的項目也正在籌備中。我是唐琪薇,感謝收看,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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