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导演黄胤毓 (下): 大陆纪录片题材生猛,非常厉害 | 观点

2019-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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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导演黄胤毓 (下): 大陆纪录片题材生猛,非常厉害 | 观点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观点》节目,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今天《观点》节目的嘉宾,还是台湾导演黄胤毓。从2010年学生时代拍摄的第一部关于在台湾泰国劳工的记录片《五谷王北街到台北》,到目前正在制作之中的“狂山之海”三部曲系列。黄导演的镜头,关注的始终是普通人最朴素的情感故事。今天的《观点》节目,我们要请他和我们聊聊记录片导演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他对两岸三地电影界的最新观察。

记者:我在看您这个《海的彼端》的时候,这个玉木婆婆她是整个片子的一个核心人物,整个片子里面有很多家常的镜头像煮饭啊、吃东西啊, 当时我看的时候其实我也..就想到了日本有一个导演叫是枝裕和,因为我觉得他每个电影都会有一个老婆婆,然后就是有很多吃东西的场景啊什么的。我在想您拍电影的时候是受到哪些导演的影响比较大呢?

黄导演:
我自己在日本的求学过程我自己比较近的是河濑直美。因为我在13、14年的时候参加过一个workshop,是跟他们的组非常的亲近,一起跟他们学,那个是做纪录片的。那这是一位。喜欢谁的片呢?有几位对我说都蛮重要,一个是河濑直美,一个是中国的娄烨,当然是枝裕和我也很喜欢。只是很可惜我在日本的求学过程跟是枝裕和的组比较没有缘分。

记者:我们知道从80年代台湾的新浪潮开始就是由一批导演像侯孝贤啊、杨德昌啊,他们的电影是走向了国际的舞台,甚至他们的电影还影响了大陆第5代的导演。像我们刚才提到是枝裕和他也说,他拍电影是受到很多侯孝贤的影响。今天的台湾跟80年代相比,您觉得这种文化的影响力还在吗?

黄导演:
今天应该是不太存在了吧,但是其实如果要认真讲的话,进入到大陆电影界的很多重要的也都是台湾人。

记者:就是参与的。

黄导演:
对对对。

记者:比如哪些?

黄导演:
像陈国富啊他们到华谊兄弟,里面都是非常的赫赫有名。台湾现在很多人都有去大陆,可能是真的比较有可以做事的空间。因为台湾真的没有什么片场,台湾没有这种大的片场可以出钱可以出什么的。

记者:那您觉得除了财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因为也有蛮多评论说,台湾电影工业的格局越来越小。除了您刚才说的一些财力之外,您觉得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黄导演:
对我来说我没有碰剧情片碰这么多,我比较难讲到那么大的电影的工业的部分。可是就我自己比较熟的这边还有记录片的工作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在题材开发上比较局限。

记者:您说的受限是什么意思?是题材本身不多而不是像大陆一样有一个审片机构?

黄导演: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台湾就这么小。其实我跟一些香港的、澳门的一些同行业的人都有聊过,都有这样的觉得。一个是市场小,第二个是题材不多。

记者:那您觉得跟香港、大陆比,台湾文化的独特性在哪里呢?

黄导演:
有啦,我觉得台湾的民族蛮多的,它融合起来有蛮独特的。很多故事还有很多灵感其实就会来自于这些不同的 民族之间发生的故事这样子。

记者:您如何看待大陆的纪录片还有电影市场?刚才您说到您很喜欢娄烨,为什么呢?

黄导演: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娄烨讲的片子,很纯粹。他讲的都是爱情故事,可是爱情故事后面又有有关政治的、有关非常多的东西。近期的像《推拿》我就觉得非常棒,他拍这些故事,包括他运用电影的技巧的语言、拍摄手法,但是他最后都有合在人的情感这个部分,非常棒。

记者:因为您也一直在拍纪录片,刚才我听您说起来有一点无奈,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突破这个题材的局限性呢?

黄导演:
我自己其实算是有点尝试就是因为我跑去日本。所以我开发的题材也是偏日本和台湾。所以我找到另外一块比较新的题材的可能性。但是对我来讲,台湾这几年纪录片开始有比较拍个人一点个人纪录片,或者是…除了像我们有去记录一些别的。其实台湾的纪录片开始有去投资一些 – 它虽然是跟台湾有关、但是其实是别的地方的故事。比如说像赵德胤那个片子,他是缅甸嘛。对对对,他就是有缅甸台湾的那块另外一个很新的题材这样子。那还有马来西亚的…

记者:除了电影之外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大陆的纪录片,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黄导演:
大陆片纪录片很厉害,非常厉害。题材很猛,生猛。这就是变成为什么在国际上大家比较喜欢。我自己看过的这几年,我现在想到的是《少年小赵》。《少年小赵》我有看,爱国青年的一个叫小赵他的人生历程,非常可以了解大陆是什么样的国家。还有就是其他导演,赵亮啊这些,他们其实拍了很多跟政治有点关系的片吧。

记者:所以大陆虽然整个大环境是相对比较压抑比较保守,但是无论从电影还是纪录片还是有不少是值得关注的,是吧?

黄导演: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我不是他们,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实际上面临的是什么。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回到刚刚我们这几题在讨论的。确实我知道一些大陆的人,因为第一个他们找不到资金,他们可能也不奢望国内资金。我不确认他们大概怎么找到钱的,但总之他们非常的自由,从创作上的自由到表现形式的自由。所以这样会回来想,我看过这几年拍过一部片叫《Another Year》(《又一年》),这部片它其实就是一个是大陆的女导演(朱声仄),她是留学芝加哥艺术学院的。这部片非常厉害,她用定点拍摄,一个月只拍一个镜头。她拍十三个月,所以叫做《又一年》。她就记录中国的一个农村家庭的晚餐场景。所以那部片非常的长,接近三小时,但它只有13个镜头。一个月拍这一家人,就同一家人,他们吃的13顿晚餐。然后呢,表现形式,就是世界上的拍纪录片的方式很少有人这样子拍,她用接近现代艺术的方式去拍,非常的大胆非常的冲撞。你以为吃这13顿晚餐看起来不会有什么剧情或者是什么延伸,但其实没有,它非常有推展 – 就今天这个月爸爸他去哪里工作,爸爸他在这场晚餐他缺席了,然后呢妹妹又生病了等等。你在里面看到非常非常多中国现代社会的很多的变化,它就在这13个月中间。他们为了生活很辛苦,他们一下要去这边工作,一下怎样怎样缴学费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记录,她的表现形式上什么都非常厉害。她在今年的鹿特丹拿了首奖,而且又是纪录片。她的新片是拍网红。网红如何成为网红?她记录了非常多的网红,然后用他们镜头还有offline的画面这样子。这一位导演很新,她是一个女导演,留美的。所以我不确定她到底是怎么找到钱,但是呢中国因为可能有这些…怎么讲…你不去奢望有里面来很多钱来资助的话,可能搞不好就非常多的创作的可能性。

记者:我记得您说过,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您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社会责任感?

黄导演:
这也是非常难回答。我觉得纪录片记录的是现在。但是你记录现在它在某一天会变成是很重要的过去。然后现在你记录的过去的比如,比如包括历史的还有现在,它其实是给现在的人去看见,(不是说去)看见未来是说去看见一个方向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在社会中承前启后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必须存在的。我们必须记录当下,必须记录过去,那也必须去看见、去统整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纪录片无论在世界,在国内,很多的社会的,它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只是说它的力量不一定会在那个当下被发现。

记者:说到记录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谈记录的公正性的问题。您觉得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如何平衡导演的主观意识跟事件本身的客观公正性之间的关系呢?

黄导演:纪录片它毕竟不是报道。它当然会有导演观点,它当然会有个人观点。这个观点当然是绝对会存在的,那只是说看你要怎么去想,因为纪录片它毕竟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有创造性的处理,所以他一定是有经过处理的。他不是一个证据放在眼前,它不是一个报道。所以我们才会说纪录片跟报道要分开,你看的还是一个绝对有主观意识的。它就算看起来像是没有主观意识,它还是有一个呈现的方式,它有编排的方式去呈现的一套说法,只是这个说法是建立在现实性上面。它毕竟不是建立在一个很偏颇的立场等等。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维持在纪录片工作者道德的问题上,还有他伦理的判断,这个东西是最终是会建立在这上面的。

记者:那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您是如何避免政党政治还有意识形态对您的作品带来的影响?还是说您觉得这个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其实就是跟纪录片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您觉得?

黄导演:政党政治跟意识形态…

记者:我在看您的片子的时候,刚才您也提到您的片子是有些台湾政府的支助。您是如何避免政党政治跟意识形态,对您作品带来过多的影响,还是说您觉得其实没什么?

黄导演:我们当然不会去希望自己的影片被贴上任何标签,因为它毕竟是对台湾…我自己的片子是跟台湾历史有关系的,所以还是希望它建立在对台湾历史的了解上面。我不会希望它是去帮某个政党或者是意识形态说话的一个工具。它当然还是建立在实际上台湾历史发生过的事情的整个比较公正一个角度,来看我自己的片子。

主持人:虽然一直以来黄导演拍摄的都是纪录片,但他告诉我自己对剧情片也非常感兴趣,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拍摄计划,很期待黄导演的新作可以早一点和大家见面。好,《观点》节目,让我们分享不一样的观点,我是主持人唐琪薇,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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