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突破 (劉賓雁)


2005.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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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評論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1989年的六四屠殺,今年滿十六週年了。這場後來被中共輕描淡寫地稱爲“政治風波”的事件,其前因後果到底是什麼?當局至今一言不發;也不許民間進行探討。但是像六四這樣不清不楚的歷史事件,又決不是唯一的。明年我們就要紀念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了。後年將是反右派運動的五十週年。對到2008年北京舉行奧運會的時候,那就是大躍進運動的五十週年,那場運動造成的大破壞,使幾千萬中國人,主要是農民,死於一場史無前例的人造的大饑荒。

現在三十幾歲的中國人,有幾個人知道中國曾經發生過這些大事件呢?就是親身經歷過這些事件的人,有幾個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呢?但是這些事件不僅傷害了當時的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在他們的後代身上,也留下了痕跡。世界上的所有文明國家,在事情發生二三十年之後,都要對當時有關的政府檔案加以解密,使全體公民都能瞭解實情的真相。唯有中國,不僅從來不公開檔案,還不准許人們自己去從事調查研究,進行討論,和撰寫有關的歷史和文學藝術作品,中共爲什麼非要把歷史事實壟斷起來呢?顯然是由於公開歷史真相也就是公開中共的錯誤和罪行,而中共害怕失去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從來也沒有決心面對自己的錯誤和責任,也就使它的改革不能從根本上糾正導致那些錯誤的制度和政策;也不可能徹底否定毛澤東的錯誤路線。二十五年來改革的失敗,主要原因就在這裏。

中共對自己的錯誤和失敗,其態度一貫是隱瞞和欺騙。所以我曾經以爲只要中共還在掌權,它捂住幾十年的蓋子就永遠不會揭開了。想不到今年元旦從國內傳來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二十多年前老作家巴金曾經提出應該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中共領導一直沒有任何反應。但是在中共的態度沒有任何改變之前,居然有一所文革博物館在中共統治下的廣東省汕頭市赫然出現了。建立這個文革博物館的發起人,是汕頭市原常務副市長彭啓安。他明明知道這個共產黨中央是反對這樣做的;廣東省委、甚至汕頭市委,領導人也沒有任何不同的表示,但是彭啓安還是幹起來了。他是這個工程的發起人,資金又是他去一筆一筆募集來的,同時他又是整個博物館的設計師。這件事使我感到異常振奮,因爲它證明了儘管共產黨依然在臺上,但是它的威力和實際控制能力,已經遠遠不能像過去那樣能達到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了。事實上中國人實際上可以享有的自由,在改革期間是不斷擴大的。不少有重大社會意義的作品,爲什麼在官方嚴密審查制度之下還能問世?爲什麼有那麼多律師和記者投入人們的維護權利的權運動,官方的威脅和鎮壓居然不起作用?爲什麼當大部分著名作家和學者滿足於現狀,紛紛逃避現實,背叛了他們的歷史責任時,卻有一批又一批年輕的知識分子走上互聯網,成爲中國人民的代言人?這都是證明中國的有心人可以利用的社會空間是大大的擴大了。

彭啓安建造中國第一個文革博物館的創舉,並不是沒有阻力的。那個博物館所在的澄海鎮的幹部就始終反對,甚至拒絕參加博物館的開幕典禮。市裏的幹部也有多人怕受牽累,躲得遠遠的。就連彭啓安本人,當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到博物館採訪的時候,他也躲起來,連電話也不敢接。這表明當文革博物館已經成爲一個鐵一般的事實之時,反對的力量仍然沒有服輸,彭啓安的處境也仍然不妙。這就使我們對彭啓安更加敬重。第一個起來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那種在無關緊要的政策問題上小打小鬧的突破。假如把中共一貫的路線、政策上的常規的突破按重要性加以區分的話,彭啓安的這個創舉就是最高級的一個突破了,因此所承擔的風波也必定是最大的。彭啓安不僅有膽有識,而且善於在逆境中講究策略和方法,他成功的經驗很值得大家學習。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劉賓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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