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资金外逃:中国农民的又一陷井

2002-04-29
电邮
评论
Share
打印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的评论不一定代表本台的观点) 当大部分中国农民于八十年代初期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很快又呈现出新的贫困形式:资金短缺。按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缺钱”。这是一种相对贫困,相对于城市出现的贫困,即通常所说的“城乡差距”,这一差距在近十年里急剧扩大。宏观的表现是,城市经济持续增长,农业产值却停滞不前,甚或呈现下滑,国民经济增长主要由城市经济增长构成。据官方的资料,当城市工商业呈现两位数增长的同时,农业增长仅仅勉为2%。生活层面的表现是,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不增反减,大幅缩水,生 活水平或不见改善,或今不如昔。许多专家指出,所谓农业产值增长或农民收入增长,其实早就已经不存在。与此相应的现象是:农民大量背井离乡,自寻出路,至少八千万农民涌入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这些进城的农民,被称为民工,干最粗重的活,住最简陋的工棚,领最低的报酬,还被迫以暂住证和缴纳各项不合理收费,惶惶不安地栖身于城市,承受着城里人的种种剥削、驱赶、和歧视。国家计委的文件显示,在最近四个月里,国家计委连续两次发布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取消对民工的各种 不合理收费。但是,正如大部分其他情形一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状况毫无改观。农民缺钱,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农村基础建设严重滞后,当城市面容日新月异之际,大部分农村落后灰暗的面貌依旧;弃农从商蔚然成,耕地被占用,甚至被荒弃的现象日益严重,在占人口20%、总数达2.46亿的中国失业大军中,农民又占了绝大多数,高达2亿人之众;因缴不起学费,农村失学少年的数量与日俱增...... 种种现象,与当局公开的农村歧视政策密不可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稳定城市,成了当局政策的首选。大搞建设,增发工资,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所有这些,都在城市里进行,广大农村,8亿农民,完全被排除在种种好处的考虑之外。 中国资金外逃,早已闻名于世。比如,每年有四百多亿美元外资引进,同时就有四百多亿美元资金逃逸国外,形同抵消。最近,国内媒体披露,农村资金外逃,也数量惊人。比如,受调查的河南、山东及浙江三省,农村资金呈现大量外逃。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估算,山东省农业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该省日照市人行中心支行的调查表,自1995年以来,日照市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数额高达20亿元以上,占同期全市农村存款增长总量的三分之二。 据了解,农村资金外逃,主要有三大渠道:第一,由于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纯靠上缴中央银行吃利息赚钱,吸纳的存款百分之百流出农村,形成一个巨大的资金“漏斗”。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县以下营业网点在农村多存少贷,存贷比例为9:1;而绝大多数存款被大城市“抽”走。第三,“农转非”现象严重,即农业信用社吸收的大部分资金用于非农领域。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信社不“支农”,关键原因据说在于支农贷款效益低。银行普遍存在“农村贷款恐惧症”。由于农村点多、面广、线长,农户贷款额度小、分散,农业贷款受自然条件、农产品市场等诸多不可测因素影响,贷款成本相对于非农或城市对象要高得多。 另外,基层政府往往没有认真落实以贷款为投资的工程,削弱了银行的贷款信心。以山东莘县为例,该县投资上千万元的县热电厂,县里一分钱没有,全靠来回融资,短期拆借,建厂后,只发了几天电,就宣告倒闭,银行的钱也因此泡汤。因为回收无望,上级银行对莘县的信任度丧失殆尽。 显然,在农业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农村资金外逃,无异于釜底抽薪,成为中国农民面对的又一陷井。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农村被称为中国最落后的部分,中国农民被归为素质最差的人群,如今,却充当着中国民主的试验田:村一级基层干部的民主选举,自1987年实施以来,方兴未艾,且渐有成效。可见,在中南海一部分人的骨子里,民主原来也是他们所歧视的东西,所以才首先让农民去受用。 然而,好在有基层选举,否则,在各级党政干部普遍腐化的大趋势下,农村局面可能更糟。农村基层选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缓冲了基层干部对赤贫阶层的恣意掠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员陈劲松作的评论) (4/30/02)

评论 (0)
Share
完整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