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程曉農:沿着余英時先生的足跡前行

20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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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程曉農:沿着余英時先生的足跡前行
Photo: RFA

余英時先生駕鶴西去,他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值得深深懷念。與很多餘先生熟悉的華裔學人一樣,我從不對他用教授這令人有陌生感的稱呼,而是用民國時代學界對師長的傳統稱呼,稱先生。我1990年初春從歐洲到美國就認識了餘先生,此後30來年,一直和他同住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地區,彼此非常熟悉,他對我和內子何清漣也都很瞭解。我在這裏訪問也在這裏唸書,又在這裏研究,還在這裏爲中國的知識分子搭建言論平臺。而這個過程當中,自始至終都有餘先生的鼓勵、支持和幫助。對我來說,餘先生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時時遇到的身邊熟人。可以說,過去這30多年來,餘先生始終是我的精神導師。雖然不曾做過他的學生,但他可以說對我是非師亦師。

一、流亡學者之路

普林斯頓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而餘先生則是我在這裏落腳的引領人。我在這裏住下後,無意當中循着餘先生當年來美國的足跡,步步前行。中共佔領大陸後,餘先生在香港念大學,然後有20年一直處於無國籍狀態。1994年,餘先生在日本關西大學演講介紹自己的人生經歷時說,1950年起,他的身份便“成爲一個海外的流亡者”。

我也是從1989年起走上了這條路。1988年底,我奉派到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搭乘橫跨亞歐大陸的國際列車轉車三次,從北京到西德的波恩。聖誕之夜途徑莫斯科,零下40度的氣溫裏,看到的不僅是紅場旁邊莫斯科最大的百貨公司一片蕭條,也看到了蘇聯人那冷漠陰沉的面容,這就是那個已經沒落的蘇維埃帝國。從通往西歐的莫斯科白俄羅斯火車站到紅場匆匆一遊本是過眼煙雲,但當時我絕沒料到,不久以後餘先生引導着我又回到了那個不再叫蘇聯的國度。

去德國之前,我在趙紫陽建立起來的智庫國家體改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任綜合研究室主任。1988年代表自己工作的機構,參加了很多趙紫陽主持的小範圍工作會議,討論經濟政策。由於有時與會者僅三、五人,所以與趙紫陽有很多工作上的直接交流。1989年的“六四”屠殺發生前幾個月,我在德國收到國內同事來信,知道那年春天已有喧動之兆,因此對“八九民運”並不感到意外。由於1989年趙紫陽拒絕鎮壓學生運動而出局,中共準備蒐集趙紫陽的罪證抓了十來位我的同事。那年的5月下旬,我從西柏林打電話到自己工作的研究所,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工作組已同時進駐,接電話的同事不能回答我的任何問題,只說了四個字“堅守崗位”。我因此明白了,自己不能回去了。就這樣,“六四鎮壓”之前我就成了無國籍人士。

二、餘先生幫我選擇了普林斯頓這第二故鄉

余英時在家中。(允晨文化提供)
余英時在家中。(允晨文化提供)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繫有一位校友John Elliott,他經常給學校捐款,資助東亞圖書館。1989年“六四”之後,他向學校捐贈了1百萬美元,提出一個要求,請普林斯頓大學設立一個特別項目,邀請因爲“六四事件”而無法回國的中國學者到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來訪問。當時我在巴黎,看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爲這個特別項目邀請大陸學者的傳真函,於是就申請了這個項目。當時餘先生和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負責這個項目,我很快便收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這樣我就到了美國,進入普林斯頓大學。

我到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報到時,這個特別項目只有兩個人,即陳奎德和張郎郎,我是第三個,一到系辦公室報到就認識了餘先生。後來這個項目接收的流亡學人越來越多,由此便組織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雖然“中國學社”纔剛剛成立,餘先生已經開始爲我們指引今後的人生了。

餘先生上世紀50年代到哈佛大學任訪問學者,然後選擇念博士項目,此後成爲歷史學大家。或許因爲有此經歷,1990年夏天我剛在普大落腳,餘先生就問我下一步作何打算?我回答,在考慮唸書。餘先生告訴我,如果要念書就進入博士項目,要早作準備,多申請幾所學校,也可以考慮普林斯頓大學。從餘先生那裏,我感受到的不僅是鼓勵,而且也是一種爲師的關懷和督促。當年秋天,我申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項目時需要兩封推薦信,其中一封就是餘先生寫的。沒有他的舉薦,我雖然TOEFL和GRE的成績不錯,有比較強的研究背景,也未必能被普大錄取。不知不覺中,在餘先生的推動下,我便沿着他在美國求學的足跡走了下去,而普林斯頓也就成了我的第二故鄉。

餘先生於我之非師亦師,是指餘先生不是我的導師,我也沒上過他的課;但餘先生一直是我的精神導師,在價值觀上,我很自然地追隨着餘先生。我在美國的學習、研究和工作基本上都遵從他的精神指教,他也不時會給我一些鼓勵。後來“中國學社”的成員星散各地,“學社”便停止了在普大的活動。但我還是因爲工作上的關係,不斷得到餘先生的支持,也經常向他請益。

唸書期間,我與東亞系沒有學業關係,我的研究方向是中蘇兩國的轉型,主要精力都放在俄國研究方面。按學校的要求,必須修完俄文系一到三年級的俄文課程才能取得從事俄國方面研究的資格。唸書的頭幾年裏,除了每天在俄文系上俄文課,博士項目的不少專業課程都是蘇聯政治、經濟、社會等。有時中午到東亞系的會議室參加午間講座,也是聽來訪的俄國學者們談他們的感受。博士資格考試後,我多次到俄國調查私有化的具體情況,還與蘇聯的民意調查初創者的機構合作,在莫斯科地區的48家工廠做了長問卷調查。每次從俄國回來,餘先生都會饒有興致地問我對俄國轉型的實感。他不瞭解蘇聯和俄國的具體情況,但對共產黨制度的深刻認識讓他總能準確地看出俄國即將面臨的問題。我輩從中國出來的人自然對中共體制有一些瞭解,而餘先生則是以他的直覺便能悟到中國和俄國的共同問題,這源自他的睿智和眼光獨到之處。

三、“中國文化沒有了,那不是我的故國”
史學泰斗余英時(1930-2021)於2021年8月1日晨間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史學泰斗余英時(1930-2021)於2021年8月1日晨間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在我看來,餘先生對中共的認識是他從青年時代形成的價值觀當中,相當自然地形成的。他離開大陸的時候還是青年,在香港的自由環境中形成了對民主自由的認同。而他性格中有一個最爲可貴的特點,那就是對自己認同的價值觀執着而堅定,從不隨風搖擺,絕不趨炎附勢。這樣的特點,與他後來研究中國古代士人(讀書人)似乎有很大的關係。

餘先生在香港大學時代的老朋友陳方正先生最近寫道,“英時兄是個很樸實,但絕不簡單的人,有點像陶靖節(筆者注:指陶淵明),外表平易淡泊,骨子裏卻有俠氣乃至凌厲鋒芒。他曾經說,自己有傳統中國人氣質,那是抗日戰爭中在安徽潛山老家的農村成長所塑造。換而言之,他講道義,重情誼,是非曲直分明的性格,就是由此養成。此後他投入錢穆先生門下,受傳統學術薰陶,這性格自然又得到進一步發展。”

餘先生是專門研究中國歷史的大家,但他不是象牙塔學者,而是心中有很強的對中國的關心。他關心中國的命運,但絕不認同中共。記得在餘先生家裏聽他講過多次,1978年他作爲美國第一個漢學界訪問團的成員訪問中國,所見所聞除了增強他對共產黨統治的厭惡,幾乎沒有別的。他多次講過,從那次訪問中國之後,他再也不回去了;而且特別強調,共產黨統治大陸一天,他絕不踏上那塊土地。後來,餘先生在回憶那唯一的一次中國之旅的文字中這樣寫道:“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只有厲害關係,只有計算,到處是政治掛帥。所以我不覺得,那是回到中國。我回來之後,有幾個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了。從那以後,我覺得那不是我的故國了。”

餘先生有一句名言,“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我先後在不同場合,或是私下聚會聊天,或是帶訪問他的客人見他,這句話聽他講過幾十次。我對這句話不僅完全認同,而且深爲感動。餘先生來自中國,身爲華裔,大半生與許多對中國文化和歷史有興趣的美國學者交往。他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非常熱愛,但他個人價值觀當中抵制中共的理念又那麼堅定。曾經有人請餘先生剖解其著作的魅力所在,他的回答很簡單直白,“因爲我說了人們不敢說的話;我不說神話,也不說鬼話,我只說最普通的人話。”

他能如此堅持做自己認定的“我”,得到了很多同行的尊敬。2006年,餘先生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頒獎時形容餘先生是“在中國和美國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

四、爲中國的知識分子搭建言論平臺

余英時先生。( Tang Prize Foundation)
余英時先生。( Tang Prize Foundation)


餘先生完全不理會中共對他的各種統戰活動,但對敢於批評中共的中國知識分子,他都很客氣,不論長幼,以禮相待,而且鼓勵提攜後進。這是一種情懷,也體現了某種責任。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對餘先生的風骨只能心嚮往之;而身在美國的我們,是完全可以追隨餘先生的腳步,身體力行的。

1990年,餘先生幫助在美國的華人學者成立了一個非盈利機構,目的是推動對中國實況的研究。我起草了這個機構的章程。但成立之後,該機構的活動僅限於北美,出版物也只在北美同人中小範圍流傳。1997年,我接任了這個機構的出版物《當代中國研究》之主編,這個出版項目也是該機構的主要任務。我考慮,與其讓這個北美同人刊物保持原狀,不如讓它深入中國,成爲中國敢於獨立思考的學者發表研究成果的平臺。這恰恰是餘先生非常贊同的方向,要支持和鼓勵更多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年青學人形成獨立思考的氛圍,有一個爲他們服務的言論平臺是必不可少的。

當時餘先生事情繁多,便特地請比他年輕的馬里蘭大學法學院丘宏達教授接替他來主持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爲這個雜誌提供支持。丘先生非常認真地爲把這個雜誌推向中國做了很多事,在他和餘先生的關懷和支持下,這個雜誌從此一步一步地深入了中國。

《當代中國研究》1997年以前與中國的知識分子並無聯繫,國內讀者也看不到。從1998年起,我在國內發展了多位編委,通過他們的幫助,與國內數百位思想界活躍人士建立了聯繫。與此同時,我將雜誌的美國國內發行逐步改爲通過香港到中國國內郵寄,國內的有效發行量因而逐步上升,1千多所大學圖書館及數百位讀者按時收閱,許多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均收藏此刊物並上架開放閱覽。此外,國內還有大批讀者從雜誌的網站上下載往年各期雜誌的內容,另有2千人長期訂閱其電子版。

從1997年到2009年,《當代中國研究》逐步變成了海外出版的中文學術性刊物中的佼佼者,其高水準在國內和海外得到公認。隨着《當代中國研究》在國內的影響日益擴大,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也逐步增加對此項目的資助。2009年,該雜誌的國內影響進一步擴大,國內發行量上升到2200餘份,收存該雜誌的大學圖書館達1490所。《當代中國研究》共開設4個網站,據網站服務器統計,僅2009年5月到7月,《當代中國研究》所刊文章的閱讀人次爲29.2萬人。這些網上讀者來自世界上90多個國家,其中71%來自中國國內。

我每次遇到餘先生,他都會告訴我,雜誌辦得非常好;我也隨時向他報告雜誌的成就,餘先生深感欣慰。其實,我只不過是沿着餘先生的足跡,把爲中國的知識分子搭建言論平臺作爲己任,努力做應該做的事。但這個項目的成功也引起了中共國安部的惱怒,結果破壞了這個項目。2009年秋,這個國內知識分子的平臺消失了。

晚年,餘先生在家中已很少接待來客,我也不想打擾餘先生。但不時,餘太太會送餘先生去理髮館理髮,我和餘先生的理髮師是同一人,有時候我和餘先生約定的理髮時間相近便在理髮館相遇,聊上一陣。新冠疫情發生之前的一個傍晚,我和餘先生又在理髮館相遇了,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餘先生。如今,我還是覺得餘先生會在天上看着我,我想告訴他,在精神層面,我努力試着做你的學生,你一直都是知道的。餘先生和我們告別了,但他的精神留在我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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