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真漢奸？（陳破空）

（特約評論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10月中旬，香港立法委員、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訪問歐美。期間，李柱銘向歐美政界呼籲，利用明年北京舉辦奧運會之機，促使中國政府改善中國人權。李柱銘同時在《華爾街時報》撰文，表達類似觀點。李先生的作爲，基於他一貫的民主和人權理念，也基於他對香港和中國始終不渝的責任感。信念執着，言行如一，是真正的愛港愛國人士。

然而，待李先生回到香港，竟遭到左派和親共人士的圍剿。親共的黨派、立法委員、媒體、甚至一些左傾的“普通市民”（未知是否假冒？），一律大做文章，直指李先生爲“賣國賊”、“叛徒”、“漢奸”，帽子滿天，唾沫橫空，狂轟濫炸，氣勢洶洶，大有要置李先生於死地的架勢。其面紅耳赤和青面獠牙的憤恨狀，彷彿李先生刨了他們的祖墳！

李柱銘在《華爾街時報》撰文，是10月17日，香港左派和親共人士、連同中共當局，在一個星期裏，並無反應。卻突然於10月25日開始發難，羣起圍攻。中共在港喉舌《文匯報》和《大公報》，更是口誅筆伐，鋪天蓋地。顯然，這是一波具有中共特色的“有組織有計劃”的進攻，其幕後主使，只能來自北京。據說，目的是要影響香港立法院的補選。

論愛港愛國，民主派以是非爲標準：善惡對錯，不分國界。那些反民主、反人權、反文明的政權，不僅是與本國人民作對，也是與世界人民作對，也即反人類。對這種反人類的政權，喚起和聯合人類共討之，合情合理。

而在左派或親共人士那裏，愛港愛國，以國界爲標準：擁護本國政權的，就是“愛國”，而不論這個政權好壞；批評本國政權的，就是“賣國”，而不論是否在理。依照這一標準，當年支持納粹政權的德國人，都屬於“愛國者”；今日批評美國政府的美國人，則都屬於“賣國者”。

在左派或親共人士的輿論下，國界以內，不論對錯，是不容國界以外過問的。就如，一戶人家，對鄰居的家庭暴力，不得表示憤慨和批評，更不得干涉和報警。另外，家庭中受壓的弱者，如果求助於外人，就成了“奸細”。左派或親共人士定義：如果中國人與外國人談論本國事務，或要求關注中國事務，就屬於“漢奸”。果真如此？那麼，香港成爲英國殖民地，共歷155年，這些左派或者親共人士，或其父輩，都曾奉英國人爲主子，都曾與英國人共商港事，豈非一律都是“漢奸”？

什麼是“漢奸”？直接說來，就是“漢人中的奸細”，就行爲而論，就是“損害中華民族”的人。說到這一層，恐怕沒有任何團體與個人堪比中共合格的了。半個多世紀前，日軍侵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中共割據一方，消極抗日或拒不抗日，甚至與日寇、汪僞、滿僞集團暗相勾結，互通情報，彼此配合，遙相呼應，合謀削弱和顛覆浴血抗戰的國民政府，就是鐵板釘釘的漢奸行爲。

中共篡政後，大規模殘害殘殺漢人或中國人，數千萬人被餓死，數千萬人被屠殺或迫害致死，總計七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對同胞的加害、監禁和殺戮，至今沒有停止。即便把歷史上所有針對中華民族的暴行和罪行加在一起，也不及中共一家。換言之，中共，以其對中華民族犯下的累累罪行、欠下的斑斑血債，鐵證如山地，成爲最大的“漢奸”。

中共是“漢奸”，支持和庇護中共的親共人士，自然也是“漢奸”，礙難推卸。自己是“漢奸”，卻罵別人是“漢奸”，豈不是“賊喊捉賊”？

什麼是“賣國賊”？說到“賣國”，首先有一個“賣”字，手上有貨，才能言賣。賣國賊，手上需有“國”。顯然，賣國賊的角色，絕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擔當，只有那些掌握了國家權力和國家資源的團體或個人，纔有可能“勝任”。

今日中國，官商勾結，低價變賣國營企業，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是爲賣國；壟斷國家土地和礦產資源，向外商廉價批發，謀取私利，是爲賣國；出於一己之私或一黨之私，拒絕民主改革，導致監督無效、腐敗氾濫、貪官外逃、資金外逃，任由國家蒙受巨大損失，是爲賣國。這一切，都是中共及其大小官吏的所作所爲，一羣不折不扣的“賣國賊”。

中共是“賣國賊”，支持和庇護中共的親共人士，自然也是“賣國賊”，礙難推卸。自己是“賣國賊”，卻罵別人是“賣國賊”，豈非“此地無銀三百兩”？

左派人士、香港工聯會發言人王國興，把李柱銘比喻爲“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明顯缺乏歷史常識。需知，吳三桂本人，並非平頭百姓，也非只是動口動筆的“議員”，卻是明朝政府中的高官，手握重權，有國可賣；他引滿人入關，滅掉漢人政權，留下千古罵名，堪稱名副其實的“漢奸”。

王國興似乎又不知道，明朝政權中，還出了另一個“吳三桂”，也是有名的叛徒，叫做“施琅”，他身爲明朝將軍，卻做了滿清的降臣，並充當滿清的馬前卒，前往攻打臺灣，搗毀盤踞那裏的最後一個漢人政權----鄭明王朝。近年，中共專門拍了電視劇，號稱《施琅大將軍》，公然爲其歌功頌德。

王國興拿吳三桂來造句，不僅引喻失當，還犯了中共大忌：依仗蘇軍後援、也從東北叩關、最後入主中原的中共本身，就是“滿清”的翻版；侍奉馬列洋教、屠戮華夏兒女的中共人物，都是“吳三桂”和“施琅”的化身。

誰是真漢奸？讓我們一一檢視香港左派或親共人士堂而皇之的“批李”言論：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說：“李柱銘議員跑到外國，藉此機會引入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奧運，我感到好氣憤。”但譚某對中共欺壓弱勢羣體、爲辦奧運驅逐飢寒交迫的訪民同胞，卻從不“感到氣憤”。譚耀宗是真漢奸。工聯會會長、並身兼中共“人大”代表的鄭耀棠，炮轟：“有人鐘意做漢奸，我唔會阻止人！但我必須譴責這些出賣國家利益及背叛國家民族的行爲。”但鄭某對中共“出賣國家利益及背叛國家民族的”種種行爲，從未予以譴責。鄭耀棠是真漢奸。

自由黨副主席周梁淑怡說：“李柱銘的言論，對國家不利，影響了香港民主派與北京的溝通，不利香港的民主發展。”在這裏，周梁某將中共混淆爲中國，將“與北京的溝通”置爲首要，指望民主派變爲親共派，意圖削弱香港民主，取消港人治港。周梁淑怡是真漢奸。民建聯前任主席曾鈺成說：“李柱銘發表演講及文章，呼籲外國直接介入，來迫使中國進行一些政治改革。”在這裏，曾某敵視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政改，反對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交流。曾鈺成是真漢奸。

香港政務司長唐英年對此聲稱：“北京主辦奧運是國家大事，不應將奧運政治化。”但唐某沒有指出，中共爲辦奧運，加強監控維權人士，加緊封鎖網絡，纔是“將奧運政治化”。唐英年是真漢奸。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說：“中方不單在舉辦奧運時才保護人權，在任何時候都依法保護及發展人權，並會繼續取得成果。”事實是，中共不單在舉辦奧運時才踐踏人權，在任何時候都侵犯和踐踏人權，並會繼續製造惡果。劉某顛倒黑白、戲弄國人。劉建超是真漢奸。

據瞭解，李柱銘先生走訪歐美時，言辭極盡溫和，針對北京奧運，甚至連“施壓”、“抵制”、“杯葛”等詞彙，都沒有用上。面對親共分子圍攻，部分民主派還拿這一點爲李先生辯護。其實，即便說到“施壓”、“抵制”、“杯葛”，又如何？

難道在漢城奧運會時（1988年），國際社會向韓國當局“施壓”，迫其實現民主轉型，是大錯特錯？難道在莫斯科奧運會時（1980年），半數國家（包括美國和中國）展開“抵制”，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是大錯特錯？難道在柏林奧運會時（1936年），國際和平人士動議“杯葛”（未能成功），以喚醒國際社會對納粹德國的警覺，是大錯特錯？

憑什麼，中國標準，就要有別於世界標準？憑什麼，中華民族，就要自外於國際主流？說到底，將中國與文明世界相割裂的言論，就是漢奸言論！將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相隔絕、認定中國人不配享有自由的人，就是真漢奸.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陳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