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卸任留后患,胡温如何打理?(陈劲松)

2004-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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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观点)

中共军委主席任期为五年,江泽民任本届军委主席,才刚刚两年,就中途请辞,证明其在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中落败。亲信曾庆红未能进入中央军委,也反映“上海帮”整体失势。可以肯定地说,江泽民是在党内外不满声浪和巨大压力下,被迫下台的。如若不然,他根本就不需要干这两年。

江泽民退位,其“功绩”受到中央委员会公报的极力赞扬,应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绊脚石搬走了 ,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慷慨地给退位人一些颂词,并不费事。然而,一些海外左派舆论,也跟着称赞一番,反倒令人哭笑不得。这些舆论,把江泽民的辞职,称为“中共最高权力和平转移”,“中共权力交接制度化”。这样的“称赞”,除了凸显过去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血腥史之外,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不管江泽民哪一年交班,或者今年,或者两年前,或者三年后,这些左派媒体都会给予同样的评语,都能说成是“制度化”,除非江泽民到死都不交权。

事实上,因恋栈权位,在过去两年,江泽民吃尽了苦头。凡好事,都有胡温的份,比如,为农民减税,追讨民工欠薪,宏观调控等,都被归结为“胡温新政”;凡坏事,都有江泽民的份,比如,经济过热,两岸关系恶化,香港乱象等,人们都怀疑是江泽民“从中使坏”。如今,江泽民终于弃位而去 ,将来,一切功过是非,都由胡温等人自行担待了。

那么,江泽民给胡温们留下了一个怎样的摊子?应该说,问题很多,百病丛生。主要的一条:社会不公与社会差距。即空前的官场腐败、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江泽民主政时,奉行“出卖与收买”政策,即,出卖广大农民,收买城市居民;牺牲下岗失业工人,笼络知识精英;漠视弱势群体,大肆豢养军队警察;踩低农村,发展城市;牺牲农业,填补工业。变“工农联盟”为“官商联盟”。这一系列短期行为,造成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直接后果是社会对立。23万人进京上访,上访者与截访者对恃于各大衙门,仅仅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全真写照之一。

地方主义泛滥,是江泽民留给胡温的又一大政治包袱。江泽民带头搞帮派治国,非但率领“上海帮 ”,全伙入京,鸡犬升天。而且向其发祥地上海,大行政策倾斜与资源倾斜。此举,不仅加倍放大了地区差距,而且导致上行下效,地方主义从抬头到盛行,各自为政。各地自立山头,对抗中央,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战术发挥到极至。目前,胡温推行宏观调控,收效甚微,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地方诸侯为了树立各自的政绩,或维护当地的利益,百般抵触。以各种名目,放贷的,继续放贷;盲目开发的,继续盲目开发;重复建设的,继续重复建设。真个是,有令难行,有禁难止 。除此之外,各省区之间,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商品大战此起彼伏,其恶性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国与国之间。就凭日益泛滥的地方主义这一点,可以断言:宏观调控不可能成功,“软着陆”不可能实现,“硬着陆”倒大有可能。中国经济,将继续在过热与过冷的恶性循环中,往复震荡。

回过头来说,如果在过去的25年,中国经济建设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哪怕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些,让环境与资源保护得以加强;哪怕城市建设慢一拍,让农村建设跟上节奏;哪怕对特权阶层少加工资,让农民、下岗工人、拆迁户等广大弱势群体得到尽可能的照顾......总之,让全社会均衡发展,共同致富,大概不会酿成今日的民怨载道,后患无穷,竟至于要高声兜售“全民小康”的远景,来安抚怨气冲天的大多数。

应该说,江泽民留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其混沌、糜烂、与复杂,足以令胡温战战兢兢 ,席不安寝,夜不能寐。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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