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李銳道破中國要害 (劉賓雁)

(特約評論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居住在山西省的著名小說家李銳寫給友人的一封信，最近在網上公開了，引起人們的關注。這是因爲他把十幾年來被掩蓋的真理給揭示出來了：中國的問題究竟在哪裏？

第一，六四以來這十六年，中國究竟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時代？知識界名人說；“中國從來也沒有這樣好過。”不止一個作家說；“我一生從事創作，現在是最好的時候。”李銳卻告訴世人說：“ 自1949年以來以社會主義之名實行的專制政體，至今仍然是每個中國人都要面對的基本生存環境。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每一個普通國民的精神閹割，思想奴化，自我審查，自我欺騙，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一直延續至今的。”也就是說，二十幾年的改革，並沒有改變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

第二，對六四究竟應該怎麼看？李銳說：五十多年來歷史中“最爲慘烈的一幕，也正發生在改革開放當中。正是血腥的六四打開了‘全黨貪污，全民犯法’的閘門。正是血腥的六四造成了權力的肆無忌憚，和全社會普遍的希望幻滅。”

第三，知識分子狀況如何？“當極端的權力要大家閉嘴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界基本上接受了這個強加的事實。大家談論問題的時候，已經自然而然的學會了迴避和簡化。於是，大家可以發出的批評和火力就都對準了‘可以談論的話題’和‘被允許的批判目標’。談的時間長了會產生幻覺，以爲是真的在談論事實。”於是，“理性告缺，良心退位，擺在眼前的大是大非無法回答。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以來，執政黨更是依靠制度優勢，把幾乎所有的學術界、藝術界、教育界、科學界都整合到權力等級之下。這種整合，是一種比科舉體制更爲廣泛的整合。”“湖南作家何立偉的戲言‘忍看朋輩成主席’（套用魯迅先生1931年爲紀念碑國民政府殺害的革命詩人柔石而寫的詩篇中的‘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正是這卑瑣處境的最好寫照。曾幾何時，我們看着多少朋友爲了主席、教授而爭得你死我活，又在主席、教授的名位下沾沾自喜、苟且偷生。坐穩了奴才之後，在報端發表公開言論指摘時弊、批判墮落，滿臉鐵肩擔道義的悲壯。或者乾脆只充當公款酒桌上的“民主派”，沉溺於口腔的滿足。“

第四，對張煒的批評。山東的小說家張煒，也是近年來文學界少有的富於批判精神的作家之一，但是他的批評往往偏重於道德的一面，比如近來對於消費主義的批評。李銳說他“只批市場不批專制；中國僅僅處在一個消費時代嗎？不是。中國正處在一個專制下的消費時代。所以縱慾和拜金的新宗教是權力和金錢合謀造成的。權力者的腐敗和大衆的墮落是一種相互的需要和放大，資本的權力和政治的權力也是一種相互的需要和放大。”

李銳的這些意見，既步入了中共的政治禁區，又是對文學界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和人物的挑戰。這是需要相當的勇氣的。他是作家中的第一個。此事出現在國內政治控制日益兇狠、逮捕開除時有所聞、人人自危的時候，就更加難能可貴。但根據我們的經驗，倘若在李銳的背後不是站着成百上千具有同樣思想和激情的人，我們也就未必能見到他的那封信了。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劉賓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