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民族主義是一劫 (劉曉竹)


2005-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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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評論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中國的改革開放造就了無數暴發戶,其中有千千萬萬的個人暴發戶,叫做大款,還有一個集體暴發戶,叫做中國。小暴發戶難逃的劫數是養小老婆,而大暴發戶的劫數是極端民族主義,看起來也是在劫難逃。其實,暴發戶無論大小,都是肝火旺,氣血虛。孫中山原本是一位醫生,他爲中國開了一劑藥方,叫做“心理建設”,我認爲至今仍然有效。肝火旺時最要“養心”,最忌諱的是挑肝火。

但是,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往往是挑肝火的,中國國內的形勢更是火上澆油。不久前日本政府宣佈,正式接管右翼分子在釣魚臺島上設立的燈塔,吞併中國領土,更加明目張膽。而這裏還有臺灣的事情,它在鬧分家。有些激進的獨派人士寧可當日本人,也不願意做中國人;寧可認賊作父,寧可數典忘祖,寧可挾洋自重,也不願意給中國一點面子。其實釣魚臺也好,臺灣問題也好,說到底都是一個面子問題。然而,面子可不是小事情。

不是說日本人故意要挑中國的民族心理的肝火,也不是中國人記仇,而是這口氣難嚥啊。就說小日本,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後來的八年抗戰,那可不是一箭之仇,而是奇恥大辱。人性的通病是記喫不記打,中國人既不記喫,也不記打,記的大都是面子上的事,一方面祖宗的風光難忘,一方面奇恥大辱難忘。說實話,沒有這樣大的民族奇恥大辱,就沒有共產黨的今天。不錯,半個世紀前,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但不是爲了共產黨而選擇共產黨,而是爲了中國人能再揚眉吐氣一回。爲了面子,犧牲裏子,中國人在裏子上吃了多大的虧,只要回顧這幾十年的歷史,就很清楚。

過去,中國人民被外國人逼着選擇了共產黨,今天,共產黨又被逼着在外國人那裏討公道,都是面子事。歷史從來是鏈環套,一環扣一環,即使錯了,也只能將錯就錯。歷史的陰差陽錯,造就了這個四不像的共產黨。中國人民要完成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共產黨就是“民族黨”,什麼“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早就拋到九霄雲外了。

這樣,共產黨更爲準確的定義是“面子黨”,亦即在外面營造中國人的面子,叫做“國際形象”或“國際地位”,在國內營造自己的面子,叫做“立黨爲公、執政爲民”,學名叫做“合法性”。無論內外,共產黨都丟不起面子。這樣的國內外環境,真是險象環生。難道不是嗎?共產黨意識形態破產了,中宣部的假大空騙不靈驗了,怎麼辦?唯有靠極端民族主義,方可苟延殘喘,繼續搞假大空騙。通過對外掙面子,“神聖主權不可侵犯”,達到對內維持統治者面子的目的,好一個“出口轉內銷”。這樣一來,中宣部勢必會加入挑肝火的行列,百般利誘中國娶這個極端民族主義的“小老婆”,而那“養心”或“心理建設”,就沒有着落了。

必須說清楚,民族復興與民族災難不過一線之隔。民族復興是一件好事,但民族復興不是躁動,不是靠起鬨達到的,因爲後者是達到民族災難的鑰匙。民族主義如果是個神,它是要拿犧牲性命來供奉的,它要殉道者。如果這個神走火入魔,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就是民族災難,它要拿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命來作犧牲,在血與火中實現自己。如果這個神不走火入魔,那就是民族復興,但它還是要殉道者,不過它會要共產黨作這個最終的殉道者,擺在祭壇上。民族復興或許起於共產黨的專制,但必定成於自由民主,也就是以共產黨專制之死來實現民族最終復興。在我看來,沒有其他辦法。因爲,中國人不光自信,而且是被壓抑的自信,不光氣吞山河,而且是心胸沒來得及開闊的氣吞山河。搞不好,極端民族主義真是一劫。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劉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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