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戰登陸:以“民族”帶動“民主” (劉曉竹)


2005-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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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評論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歷史上的事件,有大小之別。小事件無關緊要,很快會被人們遺忘,但大事件繼往開來,成爲歷史變遷的一個重要環節,故很難被人們所遺忘。我想,連戰登陸,應該是大事件,正因爲它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而這一意義只有在歷史的宏觀結構中才能顯現出來。

我們說,西方文明有兩大先知,古代是耶穌基督,近代是林肯。同樣,中華文明也有兩大先知,古代是孔子,近代是孫中山。以古代論,耶穌與孔子分別爲中西兩大文明奠定了價值觀體系的基礎;以近代論,而林肯與孫中山則分別爲這兩大文明,指出了在現代條件下的發展道路,亦即:西方文明的現代出路是“民有、民治、民享”,中華文明的現代出路是“民生、民族、民主”。

當然,無論西方“三民”,還是東方“三民”,都必須以民爲本。但兩者仍有不同,西方“三民”是空間結構上的“三位一體”,而東方“三民”是時間結構上的“三位一體”。前者失去空間性,就會解體,而後者失去時間性,也會解體。孫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早先或許被人們看做是一種政治口號或意識形態,恰恰是因爲人們沒有從時間性上來把握它。只有在歷史的時間結構中,亦即從“民生”到“民族”,從“民族”到“民主”,這東方“三民”才能渾然一體。事實上,孫中山“三民”序列已經成爲中華文明現代化的邏輯序列,正在被一步步實現。

不錯,辛亥革命以來,中華文明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歷經曲折,毛澤東窮折騰三十年,走了最大彎路。只有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中,中華文明才迷途知返,走上了坦途與正路,這就是回到孫中山指出的“民生”道路。共產黨搞改革開放,以經濟發展爲中心,兩岸經濟一體化等等,當然還有不少其他詞彙,但都沒有跳出孫中山先生說的“民生”這兩個字。

接下來,正是在“民生”的基礎上,中華民族之共同體才獲得新的生命力,這就是從“民生”到“民族”,如同水到渠成。換句話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蘊涵着中華文明的現代復興之路,亦即“民生-民族-民主”的歷史系列。這意味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他必然有三個學生。第一個學生是“民生”的學生,我想他應該就是鄧小平;鄧小平開啓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全面實現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但歷史在不斷前進,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必然導致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塑,以及中華民族自我意識的再生。而兩岸關係的發展,說到底就是這個重塑與再生過程的歷史際遇。當然,連戰與宋楚瑜訪問大陸,僅僅是第一步,但卻是從“民生”到“民族”的大步驟,因此是大事件。

我希望胡錦濤做孫中山的第二個學生,亦即孫中山“民族”學說的學生,起碼他有這個機會。必須指出,孫中山的“民族”是真正的民族主義,不是義和團的假民族主義,真痞子作風。如果“民生”的歸宿是“民族”,那麼“民族”的歸宿是什麼呢?我想,“民族”的歸宿就是“民主”。中華民族何以自處?向何處去?我想,總不會要走回頭路,再去鬧極左,因爲臺灣的老百姓不會答應,中國大陸的老百姓也不會答應。在“民生”的道路上,海峽這一邊出過一個敗類,叫做毛澤東。在“民族”的道路上,海峽那一邊也出了一個敗類,叫做李登輝。這兩個人都冒充過孫中山的學生,但實際上都是孫中山的叛徒。他們難以阻擋歷史的車輪。

我曾說“胡溫新政”有兩大敗筆,一是中宣部胡鬧,二是經濟過熱。但必須肯定,連戰登陸是“胡溫新政”的一大歷史性突破,亦即把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從“民生”導入“民族”,推動兩岸中國人的新民族意識的覺醒,這個覺醒的歸宿就是“民主”,因爲,覺醒的中華民族與專制主義無異於一種語義矛盾。一句話,孫中山是中華文明的近代先知,他說中華文明最終要復興,但只能復興於民主。孫中山先生還有第三個學生。抑或還有第三個叛徒?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劉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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