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沈旭暉:贏出一個文明,不是輸掉30年“成就”:爲什麼蔡子強選舉觀不能理解2019年?

202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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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沈旭暉:贏出一個文明,不是輸掉30年“成就”:爲什麼蔡子強選舉觀不能理解2019年? 香港選舉建制派獲勝。
(美聯社)

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選舉評論家蔡子強先生接受“HK01”訪問,認爲2019年的運動是“以一年多的時間、輸掉三十年民主運動的成就”,批評“激進派”不認識國情、不懂妥協、急於求成、不衡量自己沒有底牌就“曬冷”,以致香港被“一鋪清袋”。

在過去兩年,其實也不時聽到這類觀點,不過大多來自溫和建制、藍絲陣營,這次由於發聲的是代表了泛民選舉評論界的蔡先生,就引起不少迴響。我想,這是很需要認真討論的題目,不應把焦點放在人身上,以免見樹不見林。但討論的切入點,卻又必須從對事不對人的“蔡子強選舉觀”談起。

假如在正常民主國家,蔡先生的選舉評論,自然正常大路:那個黨派多了一席、怎樣棄保、怎樣告急等等,雖然有點“阿媽系女人”,但對大衆媒體、普及教育,這功能必不可少,也啓蒙了好幾代人。但假如我們稍爲站高一點,從國際關係、比較政治的角度,問一個很根本的問題:究竟香港的選舉,是選來幹什麼?

這個問題,好像又是“阿媽系女人”,但其實非常不好答,因爲“香港是什麼”這個問題,已經是博士論文級的題目。當局者迷,幾十年來,香港的選舉評論似乎很少觸及這焦點,以致不少朋友對“香港爲什麼享有今天的地位”這問題,經常都有一廂情願的想像,卻經不起推敲。

在正常社會,市民會期望選舉有三大功能:

1. 合理的利益分配。

不同的政治模式,本來就是不同利益分配的制度,這裏說的“利益”既包括商機、薪酬一類物質,也包括理念、遠景一類價值觀。正常選舉的結果,反映了不同陣營、利益集團、理念聯盟的支持度,而得票多少,則會粗略按比例反映到選民的得失身上。例如德國綠黨崛起,環保政策自然變得重要;臺灣民進黨執政,國民黨黨產、中天一類親大陸大外宣自然受到整肅。

但香港的選舉和利益分配,卻幾乎是相互無關的。香港大約80-90%僱主都是建制、大財團、藍絲,但約有60-65%非建制鐵票,非建制派多了一席,不會多了十間“黃色產業”;民主黨全盛時幫不了支持者找工作,不斷萎縮後也不會影響支持者找工作;民建聯輸了一兩席,除了對當事人自己有影響,親北京陣營的機會、資源依然源源不絕。到了最後,選舉的焦點,逐漸變成男女團淘汰賽真人秀,真正的影響,只是“邊個有一份十萬蚊既工”。

2. 生活方式的捍衛。

香港人不分黃藍,本來普遍以“沒有民主、但有自由”的生活模式爲最後底線。這個最大公約數,成了“一國兩制”出現時,被香港人普遍接受的共識。但這個“沒有民主、卻有自由”的國際特例,和選舉同樣100%無關。

六七暴動之後,英國人大幅開放公民社會參與,結社蓬勃發展,言論百無禁忌,由一國一制、港獨、歸英到民主迴歸,都是百家爭鳴。但那時候,立法局連一席直選也沒有。到了2021年,那個所謂被“完善”的議會,卻好歹依然有20/90的地區直選議席。換句話說,香港的這種空間,更多是中英兩國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的妥協產品,沒有因爲選了誰、或沒有選了誰,而出現根本改變。2003年的23條立法拉倒,更大關鍵是那時的北京願意妥協:不是和港人妥協,而是和國際社會妥協,因爲那時不妥協的國際代價,不是那一刻的北京所能承受。就像2021年的《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突然拉倒,不是因爲出現了、或沒有出現一場一百萬人的遊行一樣。

3. 政治權力的爭奪。

香港《基本法》的選舉制度設計,從第一天開始,就是一個超穩定結構,確保佔民意主流的非建制派不能通過選舉得到執政權。而只要這一點不能達到,多一席、少兩席,就完全無關宏旨,而且和政制發展、民主化速度之間,更毫無因果關係。是不是這一屆非建制派多了一席、多了幾萬票,普選就會快點出現?不會。《基本法》確實說過“循序漸進”,但同時也提及了一大堆模棱兩可的頭盔,無論怎樣演繹,都涉及一個由人大拋出方案的過程。這方案的內容,和香港有多少人投自己一些說會爭取民主的人,屬於兩個獨立函數。選舉唯一可以影響大局的方式,理論上就是根據《基本法》的遊戲規則選贏,這卻在《國安法》後被指“奪權”;姑勿論北京如何看,主流泛民領袖在2019年前,連最後這一點也沒有去做,或不願去做。

既然正常選舉的三大功能,在香港都一直不能達到,選舉的最大價值是什麼?民主運動是什麼?這些功能還可以怎樣以其他途徑爭取?對這些問題的覺醒,其實才是本土派興起的原因,與“激進”不“激進”完全無關。當然,選舉自然不是一無是處、民主運動不是一事無成,畢竟可以產生一些民意代表,去關注各種議題,很多前輩也非常值得尊敬。但客觀效果,也就僅此而已。這和一般人對選舉的期望,有嚴重落差。不少人開始相信“選舉無用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爲北京從第一天起,就只是要香港的“議會”當人大式花瓶、橡皮圖章,而不是要它真的發揮正常民主社會的功用。現在“完善”了,是坦白交代,杜絕了幻想,總是一件好事。

假如大陸真的遵守承諾,與香港“河水不犯井水”,縱然選舉沒有大用,也沒有反效果。只要香港人的既有生活方式、既得利益可以維持,在香港這樣的中產社會,相信不少人會想“民主不錯,但就算暫時未有,我們也不介意慢慢等”。

問題是從2003年開始,河水就不斷犯井水;到了2012年,更是公然大舉進犯。

這是一個基本國策改變的問題,有了今天衆所周知的“銳實力”政策,而這不只是針對香港,而是針對全世界。我經常舉這樣的例子:在九十年代、千禧年代,大量人晚上出席六四晚會,第二天就過關到深圳傾生意,兩者之間沒有任何衝突,大陸不管你在香港的政治立場,香港人也不管你賺人民幣。但2012年之後,中國明確將一切政治化,連外國企業在美國、英國講“錯”一句話,也不容許留在中國市場,何況香港人?在過去十年,無論香港人怎樣投票、怎樣抗爭,“銳實力”政策下,香港人的利益早已大幅度受損,因爲有人質、物質被勒索,而只能在金錢和信念之間取捨。香港人的意向越清晰,國進民退的速度卻越快。今天西方國家終於覺悟中國“銳實力”是一種“脅逼”政策,終於開始研發“反脅逼工具”(anti-coersion instrument),依然成效微忽。

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選舉評論家蔡子強先生接受“HK01”訪問,認爲2019年的運動是“以一年多的時間、輸掉三十年民主運動的成就”,批評“激進派”不認識國情、不懂妥協、急於求成、不衡量自己沒有底牌就“曬冷”,以致香港被“一鋪清袋”。(網站截圖)
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選舉評論家蔡子強先生接受“HK01”訪問,認爲2019年的運動是“以一年多的時間、輸掉三十年民主運動的成就”,批評“激進派”不認識國情、不懂妥協、急於求成、不衡量自己沒有底牌就“曬冷”,以致香港被“一鋪清袋”。(網站截圖)


但起碼是一種覺悟。

當中國連對其他主權國家的龐大企業都來這一套,對“一國兩制”的香港,怎可能例外?這新政策的出現,既有中共對分離主義、本土主義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有本朝習近平政府對中央集權、大數據監控比江胡溫更病態的野心;既有國際博弈的大形勢分析,也有國內新興既得利益集團急速壯大、要直接控制香港這個白手套的內因。無論這些因素最重要是什麼,“香港人有多少籌碼、用什麼策略”,從來不是北京決策者關心的主要思考範圍之一,頂多只是side dish。

阿里巴巴的馬雲對中央政府不夠恭順嗎?1966年就實質解放的澳門對北京不夠聽話嗎?新疆“再教育營”對所有維吾爾人日常生活監控,難道不是在控制一切後反而變本加厲嗎?

這種政策下,假如香港人什麼也不做,不會得到和新疆不同的結局。而且從北京對內對外的政策,可以看到時日無多。要盡力挽回,而又不能靠選舉,理論上,不出以下方案:(A)假如相信中國政府不能沒有“舊一國兩制”的香港,把希望寄託在和中國政府講道理,就應該深入中國官場,不是唯唯諾諾當走狗、也不是爭論是否進入中聯辦支持政改方案這類無關大局的決定,而是通過深入敵陣的任何方式,讓中國充分了解保留香港製度優勢對他們的好處,這是一些淺藍的路線;(B)假如相信香港的地位是通過國際法維繫,就應該將香港緊密融入國際網絡,爭取這方面的議價空間,以備不時之需,即所謂“國際線”;(C)假如相信抗爭,無論力量多麼懸殊,也應該思考怎樣出奇制勝,這是2019年的“和勇合一”;(D)假如相信制度,最起碼也應該研究現有制度的最大空間,例如2019年、2020年嘗試通過選舉制度變天,讓人相信參選是爲了執政,而不是爲了多一兩席。

沒有一個可能性是(E),即蔡子強口中所說的單單靠盡力遷就北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贏”。這種說法,已經和2021年被奪舍後的馮檢基等前“泛民”成員、即“新香港八大民主黨派成員”,沒有分別了。退一萬步,假如真的沒有任何籌碼,邏輯上,對這樣的對手,不能戰,又怎能和?現在我們很清楚,上述ABCD北京都不接受,因爲它們不容許挑戰“一國”,自己有自己的藍圖,認爲香港人沒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只能夠配合當花瓶,就像1949年之後大陸的“八大民主黨派”一樣。

它接受“E”,唯一的原因是“E”沒用。

假如沒有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繼續“蔡子強路線”,邏輯上,香港的下場只能是以下圖像:中國“銳實力”雷厲風行,各國批評中國的聲音都不能進入中國大陸、中國在各國的僑民都會戰狼出擊,同一情況下,香港的“非建制派”支持者只要一發聲,工作、生意、學習就會受到影響;但已經壯大的大陸企業依然會大舉進駐香港,從而改變香港的既有制度和生活方式,因爲國際形勢令他們自以爲不得不牢牢掌控香港這個白手套,普通話、簡體字依然會取代廣東話、正體字,各種政治不正確信息依然會被清洗。

英國人懂得的柔性管治、由下而上的法門,中國從來沒有管理殖民地的經驗,就是做不到。

這種已經算不上溫水的溫水煮蛙,會令香港人像1966年後的澳門人、1949年後的上海人那樣,下場依然是被奪舍,但由於過程缺乏國際關注,幾十年後,什麼是澳門文化、什麼是上海身份認同,已經大幅削弱,也不會有多少人關心。

何況早在2016年,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就包括了香港;2019年前,中國的“社會信任評級系統”就預留了位置給香港;今天國安“大案”公佈出來的情節,反映他們十年前,就已經對香港全體非建制派、乃至香港本身,就下了“港獨”的定性。真正“認識祖國”的人,又豈會不知道?

2019年的運動,其實是扭轉了這樣的結局,贏出了一個能清晰定義的、世界都知道的、和中國大陸不同的另一個文明。國際社會的救生艇計劃,製造了“海外港人”這個族羣,未來十年內的300萬海外港人羣體,去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融入世界,這絕不是“蔡子強路線”足以製造的。

對香港人的利益而言,國際企業此刻對香港人的招徠,突破了中國“銳實力”的緊箍咒;而對依然有心“建設民主中國”的“大中華膠”,香港人和海外民運、各種異見人士,經過2019年,也終於無縫交集。青年人的犧牲非常悲壯,但他們並非不知道結果,而是明知道結果,而依然覺得犧牲有其價值,才能避免全體香港人被無聲無雙奪舍的下場。

我深信過了大黑暗時期,他們終究是時代的贏家。

諷刺的是,在“新香港”,中共“銳實力”籠罩下,能繼續原有工作模式的人很少,顯得自己在鳥籠內依然可以寫專欄“暢所欲言”,來告訴市民“一切如常、繼續爭取一萬年、外圍情況沒有變”的意見領袖,卻是其一。但無論是牆內還是牆外的香港人,對以上被扭曲、誤導了30年的認知障礙,都是時候覺醒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蔡子強先生在牆內受訪激起的討論,相信會有助不同立場的朋友,看清歷史的原貌。這方面的貢獻,值得歷史留名,也衷心希望他未來在“新香港”,過得平安快樂。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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