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沈旭暉:習近平的最大失算:《時代革命》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歷史意義

202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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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沈旭暉:習近平的最大失算:《時代革命》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歷史意義 《時代革命》獲臺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視頻截圖

《時代革命》得到第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這絕對是香港人的大事。

香港被中共政權“奪舍”後,金馬獎已經成爲華人世界最有認受性的電影獎項。而金馬獎並沒有“最佳電影獎”,而是分拆爲“最佳劇情片”和“最佳紀錄片”。可以說《時代革命》得到的,已經是並列最重要的大獎。

獎項本身自然並非重點,重點是它呈現出來的歷史地位。

由於中共令香港一切言論、藝術空間都大陸化,反而令《時代革命》獲國際認受後,成爲“真香港”記載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官方歷史”。

這是很弔詭的現象:中共要改寫歷史,反而協助了對立面的歷史論述被完全鞏固。

反送中運動本來就有很多不同理解,什麼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就有大量不同詮釋。和理非、勇武、大中華、泛民、本土、自決、港獨,諸如此類,都有各自的論述。但有了習近平的協助,和國際的加持,與及難以再有後來者拍攝當時場面的客觀現實,《時代革命》的電影敘述,很可能成爲下一代理解2019年、乃至整個真香港歷史的主流論述(在自由世界,沒有正常人會相信中共、林鄭版本的論述吧)。

而《時代革命》的鋪排本身,周冠威導演是很有心思的,很刻意地以和理非的語言和論述,去支持勇武派的行動;也很着力地講述香港人怎樣由相信“一國兩制”,到了最後得出“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結論。假如直接問支持反送中運動、或離開了的香港人,“是否支持香港獨立”,大概明確支持的答案不會是最主流;但假如看過這電影,幾乎肯定支持比率會大增,答案起碼會變成“不反對”。

周冠威導演很努力地通過這部紀錄片,重構香港人民大團結的精神面貌,同時也希望電影能帶領香港人民大團結的下一步。

這種苦心,早就超過了一部電影的要求,而是整個運動的一部份。

看過電影之後,真香港人一定感受到希望。

至於我個人,也終於在臺灣的金馬影展特別場,鼓起勇氣,看完整部電影。放映期間,幾乎全場充滿抽泣,不分香港人還是非香港人,都仿似發了一場夢。假如電影能夠在香港播放,幾乎肯定能觸動每一人。回到今天的現實,自然感觸更深。

2019年的香港人,空前團結,素未謀面的人的互信,不分階級和背景,其實卻是具備了“時代革命”的一切元素。時至今日,大家都知道《港區國安法》根本不是一條法律,它要改變的正是人性:要人與人之間不再有互信,必須互相猜忌,不能有組織,不能不依靠“黨”,恐怖治國,要任何行爲都要付出不成比例的代價,因爲人能夠彰顯自由意志,從來是極權的對立面。

不得不說,政權是對準了香港人的軟肋,去進行這場實質上的“政變”。昔日香港人可以走出來,很大程度上因爲機會成本相對很小,這是客觀現實,所以捐錢的中產、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建制和商界中人,可以安心下班後做回自己。但到了現在,一舉一動、一個表情符號,都可能失去工作,甚或違法,任何人的思考方式,就會變成避險、恐懼先行。這也是中國大陸這麼多年“行之有效”的一套,不少人明知道政權很過份,但更知道它無底線的恐怖,就情願視而不見、獨善其身。

《時代革命》正正提醒香港人:我們不是這樣的。當素未謀面的人,也可以建立充分互信,拋開一切安全疑慮,這不正是中共對立面的人性光輝?

當這種氣氛變成主流,文化自然會改變,因爲社會規範(social norms)已經改變。運動高峯期,任何人都希望參與其中,而且不怕被人知道。現在恰好相反,即使是英美的香港學生組織、臺灣的香港人小店,要公開表態,也充滿顧慮,不少香港人此刻一言一行,條件反射已經變成“會否無左份工”,離開了的也會擔心“會否連累香港的公司”、“會否連累香港的家人”。國安法從來沒有打算講道理,或告訴世界它在講道理,而是赤裸裸的恐嚇:我就是無底線的了,你現在才知道麼?

這時候,更應該重溫《時代革命》,提醒自己:香港人,本來不是這樣的。當面對這樣的形勢,一切自然要流水行雲、「be water」,否則充滿怨氣、負能量和無力感,就正中政權下懷。 30年代被納粹鎮壓的人怎樣過、60年代被蘇聯鎮壓的人怎樣過,怎樣內外分工合作,不都是時代革命的先聲?

看完了電影,發了訊息感謝周冠威,讓人重新充滿能量。香港人,定會明白。世界公民們,也一定明白,一起等待那一天。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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