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譯者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關於記憶、流亡及“藏族文學”（五）

【簡述相關介紹：今年四月間，國際文學雜誌《漸近線》（ASYMPTOTE）網站發表了捷克學者、翻譯家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譯者，於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這個實際上我用了一個多月完成的訪談，原本關涉的話題更多也更深入，在譯成英文發表時因限於篇幅做了較多刪減，爲此我將中文原文（包括提問）以首發的形式連載。】

卡米拉：你的寫作經常涉及記憶：被抑制的或者被禁止的記憶，記憶的缺口和創傷。你似乎受到猶太裔作家的啓發，如Osip Mandelstam（曼德爾施塔姆）或Elie Wiesel（埃利·維瑟爾），以及對抗極權主義/共產主義制度的詩人，像阿赫瑪托夫，還有捷克的作家哈維爾和米蘭·昆德拉。我也注意到你會提到一些原住民，比如北美的印第安人的命運。你覺得這些經驗與藏人在20世紀的經驗相同嗎？

唯色：提到記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米蘭·昆德拉在《笑忘錄》中說的一句話：“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不是“人”要遺忘，而是“權力”要讓“人”遺忘，以便讓它的謊言成爲記憶，而“人”的記憶卻被它沒收、銷燬。一個民族的歷史是由這個民族的個人歷史來組成的。西方哲學家說“我思故我在”，在圖伯特的個人歷史博物館的牆上，應該寫下“我憶，故我們在”，而這需要許許多多個“我”的記憶，既要有見證人的記憶，還要有見證人的子孫後代的記憶。

對於我來說，在我以今日的方式寫作時，我逐漸實現的是對自我的圖伯特身份的表達。而這個身份是與圖伯特的歷史、地理和傳統文化，以及無數個博巴（藏人）的身世緊緊相連的。是的，身份認同是與個人的身世、其他人的身世，乃至整個民族的身世密切聯繫的，否則從何談起有關身份的問題？又有什麼要緊呢？而對於個人的以及其他人的身世的重新敘述，實際上也就是在恢復個人和羣體的記憶。記憶纔是最重要的，因爲記憶是一個人、一個羣體的存在之依據。而在不斷地、竭力地記憶之時，曾經的焦慮會淡化。可以說，像這樣對身世的重新敘述是一種治療，至少對我如此。

沒錯，在我的寫作中，有許多你注意到的作家和詩人給予我靈感和力量。不過我倒沒有刻意地去尋找他們的猶太身份，雖然在我的“寫作覺醒”階段，對我影響很深的是埃利·維塞爾，至今也有多位猶太身份的作家、詩人和學者的書籍對我的影響很大，但主要不是因爲這一身份。

在我的寫作進入自覺的階段，我更看重：一是抵抗極權（主要指的是共產主義）的，二是抵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那些作家、詩人和學者。巴勒斯坦裔的學者薩義德說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我來說不是抽象的觀念，而是特殊的生命經驗和形式，具有幾乎無法忍受的具體感。”事實上，我是因爲自己的以及本民族的殖民主義經驗，而更關注也更容易受到寫作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問題的作家及學者的影響。在這方面，我主要是靠自己的興趣和覺悟去尋找。而對我影響至深，堪稱導師級的是薩義德。我最近又一次重讀他的《文化的帝國主義》，再次受到很大啓發。這幾位作家的名字也必須要提及：法農、加繆、奈保爾、魯西迪。同時，我也因爲我們的極權主義經驗，而對極權主義國家或研究極權主義的作家、詩人和學者的著作感興趣。比如前蘇聯、捷克、波蘭、羅馬尼亞等。

提及原住民，與其說關注原住民的命運，不如說更關注原住民被殖民的命運。也因此，我會盡量地閱讀一些人類學方面的著作。是的，從中可以發現或感受到藏人在當今的相似經驗、境遇。比如19世紀被白人軍官殺害的印第安酋長坐牛，我懷着悲傷，熱愛他的反抗意志。更何況，他的容貌是那麼地酷似圖伯特牧人。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