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譯者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關於記憶、流亡及“藏族文學”(六)
【簡述相關介紹:2020年4月間,國際文學雜誌《漸近線》(ASYMPTOTE)網站發表了捷克學者、翻譯家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譯者,於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這個實際上我用了一個多月完成的訪談,原本關涉的話題更多也更深入,在譯成英文發表時因限於篇幅做了較多刪減。爲此,我將中文原文(包括提問)以首發的形式連載。】
卡米拉:在你的一些文章中,你質疑中國人“表述西藏的權利”。實際上,除了中國官方的敘述和流亡西藏的聲音外,沒有多少人聽到來自西藏內部的聲音。你是否認爲有來自內部的代表西藏的聲音?是否有“真正的西藏文學”、“真正的藏族文學”之類?
唯色:之所以沒有很多來自西藏(圖伯特)內部的聲音,是因爲今日圖伯特及圖伯特人的狀況所致。但這麼說的意思並不表示我就是代言人,我只能代表自己說話,或者只能力圖代表一些人說話,而不是代表全體。全體這個概念是不符合事實的。就像文化大革命當中,這個民族有被斗的人,有鬥爭別人的人,也有當時所說的“消極分子”等等。
我想,我並沒有在文章中質疑中國人或漢人“表述西藏的權利”。王力雄就是地地道道的漢人,然而他的關於圖伯特的著作和文章,卻是關於圖伯特的歷史和現實甚爲深刻而清醒的表達。實際上,至爲關鍵的並不是有沒有權利表述哪個地方,而是如何表述。我質疑或者說反對的是,以國家主義的立場、以大一統主義的立場來表述圖伯特的方式。
事實上,持這種立場來表述的並不只是漢人。在體制內的藏人文人同樣應聲附和,其諂媚的腰肢可能更加彎曲。我曾在黨的報社當過記者,在黨的文學雜誌社當過編輯,也曾寫過“主旋律”的“報告文學”,我太清楚在無法掌握話語權的環境裏,權力所允許敘述的規則,以及依附於權力的文人所遵循的規則是什麼樣的。
所謂的“西藏文學”這個概念的含義是什麼呢?是西藏的文學?還是說寫西藏的文學?還是說,用藏文寫作的文學?我曾在《西藏文學》編輯部做過十多年的編輯,我所知道的,這個“西藏文學”的概念就是黨領導下的“西藏文學”,黨花錢、花心力在拉薩辦一個“西藏文學”雜誌社,爲的是要讓這本雜誌發出黨需要的聲音。黨從來都有着對“西藏文學”的策劃、安排和審查,如果符合,那就是“西藏文學”;如果不符合,那就不是“西藏文學”。當年我曾想編輯以“安多專號”、“衛藏專號”、“康專號”爲名義的三期雜誌,爲此專門去安多和康地向藏人寫作者約稿,但最後未能如願。因爲《西藏文學》還要接受宣傳部的審查,我的設想被認爲是“大西藏”的想法,而被否定了。
同理,也存在着另一種意識形態對“西藏文學”的想像。如果符合這個想像,那就是“西藏文學”嗎?如果不符合這個想像,那就不是“西藏文學”嗎?那麼,什麼又是中國文學呢?什麼又是美國文學呢?語言不是一種寫作工具嗎?如果我用藏文寫非西藏題材的作品,那也叫“西藏文學”嗎?有過極權主義下生存經驗的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引述過一位流亡詩人的話:“並非語言即家園,家園是被說出者。”的確,若不說出有關故鄉生存的真實細節,滔滔不絕的母語只是粉飾殘酷的工具。也因此,我個人是很排斥所謂的“西藏文學”這個說法的。
我並不認爲目前沒有表述圖伯特的聲音,當然是有的。並且我認爲,不應該僅侷限於圖伯特境內,也即是說,並不是境內圖伯特的聲音纔是唯一的“西藏之聲”。如果世人想聽見,應該能聽見不少。這是因爲從廣闊的意義上講,自1959年尊者達賴喇嘛及成千上萬的藏人流亡異國之後,從未有過的,在藏人的歷史上出現了用多種文字表述的聲音:除了用母語寫作的聲音,還有用中文和英文等文字寫作的聲音。說起來,多麼地豐富多彩,卻是百味雜陳,卻並不應該被忽略。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