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疫情期間赫然出現在大昭寺前的兩座中式碑亭(上)


2020.05.05
1 赫然出現在拉薩大昭寺前的兩座中式碑亭破壞了大昭寺的傳統風貌。(唯色提供)

因武漢肺炎或新冠病毒的蔓延,早在1月27日,藏曆新年即將來臨時,當局宣佈關閉大昭寺等寺院、布達拉宮、帕廓轉經道等所有朝拜信衆及遊客雲集的場所。這是應該實行的措施。三個月後,我從網上看到拉薩市八廓古城公安局的通知稱,“八廓轉經道將於4月28日向廣大羣佛羣衆開放”。“羣佛”顯然是筆誤,應爲“信佛”,卻有某種戲劇效果,就像是諸佛也會在這一天獲得去轉經的機會。


赫然出現在拉薩大昭寺前的兩座中式碑亭破壞了大昭寺的傳統風貌。(唯色提供)
赫然出現在拉薩大昭寺前的兩座中式碑亭破壞了大昭寺的傳統風貌。(唯色提供)

雖然點亮西藏自治區疫情的,或者用俗稱的“千里投毒”者,是一個如今已爲拉薩人民耳熟能詳的武漢人張某某,於2月13日從西藏自治區第三人民醫院隆重出院,之後在中國的疫情地圖上,西藏自治區這片再度顯示疫情爲零的白色,然而事實究竟怎樣,民間流傳的消息令人不安,當地居民私下彼此提醒,並不敢相信官宣。

既然疫情爲零,帕廓轉經道便率先開放。我覺得這主要還是爲了“五一”長假及旅遊季節開放的。西藏是旅遊勝地。尤其是,自從以大昭寺及環繞大昭寺的轉經道被“市政建設”改造成了旅遊景區,命名爲“八廓古城”的此處早已成了來自中國各地遊客的迪士尼樂園,除了銷售旅遊商品的商場、商店、飯館,各種招徠遊客的節目頻出。就在疫情爆發之前,還有漢人遊客穿着模仿滿清駐藏大臣的戲裝穿戴漫步帕廓,搔首弄姿,各種自拍。沒錯,這裏已是這些遊客們上演各種庸俗的舞臺。


赫然出現在拉薩大昭寺前的兩座中式碑亭破壞了大昭寺的傳統風貌。(唯色提供)
赫然出現在拉薩大昭寺前的兩座中式碑亭破壞了大昭寺的傳統風貌。(唯色提供)

4月28日還是有不少藏人去轉帕廓。在通過了人臉識別、測體溫、查口罩、查包查證件等各種檢查的安檢門之後,用手機拍攝的圖片和視頻出現在網上。結果第一眼,是的,就像是迎面所見的第一眼,卻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新景象。看來疫情並未中止權力者改天換地的決心和建設步伐,拉薩最神聖的古老建築——大昭寺前面,赫然出現了正在蓋的兩座亭子,雖說被一圈宣傳牌擋住,但整體概貌已顯露,狀如中國各地公園裏隨處可見的亭子。應該是碑亭,因爲從所在位置看,這裏原本有三個石碑:“唐蕃會盟碑”、“種痘碑”及無字碑。當局肯定會說,加蓋這座碑亭正是爲了保護這三個石碑。然而,這兩座碑亭體積太大,嚴重遮擋了神聖的大昭寺正面,而且風格中式,雖然看得出局部與色彩採取了藏式,卻不倫不類,很不協調。這兩座平地而起的碑亭,就像兩個醜陋的贅物,顯然破壞了大昭寺的傳統風貌。


2018年夏天我拍攝的立於大昭寺前的唐蕃會盟碑。(唯色提供)
2018年夏天我拍攝的立於大昭寺前的唐蕃會盟碑。(唯色提供)

公元823年立的“唐蕃會盟碑”(據文獻記載,此碑是吐蕃國與唐國爲劃定界線,互不侵擾,信守和好,以藏漢兩種文字立下的盟誓之碑。其中最著名的兩句是“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茲乃合其大業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寶及諸賢聖日月星辰請爲知證”,可謂當年關於毗鄰兩國如何和睦並存的警示)、1794年滿清駐藏大臣立的“種痘碑”(以示對西藏有了宗主權的滿清在形式上的關懷),以及可能是宗喀巴大師在1409年整修大昭寺時立的無字碑(據說碑制是在那個時期所立),自從出現在大昭寺前,或千年或百年從未加蓋過碑亭之類,與寺院古老建築一起沐浴陽光和風霜雨雪有何不妥?固然,從保護文物的角度,鑑於石碑遭到歲月風化,銘刻其上的文字漸漸消失,需要採取相關維護措施。然而,應該不是加蓋中式風格的碑亭才叫做對文物的保護吧。類似這樣的做法,比如:或可以原比例仿製真碑,而將真碑移至博物館,將仿製之碑立於原處,這是一個辦法。如果不移走原碑,也可以用現代材料如堅固、抗曬、透明的玻璃罩住原碑,內部恆溫,使其既免於受損,也不影響觀瞻,這也是一個辦法。爲何非得加蓋如此奪人眼球的中式碑亭,是要證明“自古以來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重複千萬遍的政治宣傳說辭嗎?


布達拉宮前的兩座中式碑亭,爲滿清乾隆時期滿清立。(唯色提供)
布達拉宮前的兩座中式碑亭,爲滿清乾隆時期滿清立。(唯色提供)

類似碑亭這樣的建築並不是西藏傳統建築風格。古城拉薩應該只是在布達拉宮南門外的西側和東側有兩座碑亭,即中文史料所稱的“御製平定西藏碑碑亭”和“御製十全記碑碑亭”。出於對西藏領土的圖謀,以幫助平定戰亂爲名,滿清軍隊曾兩次入藏作戰蒙古準噶爾部,將其驅逐,然後於1724年雍正時期在布達拉宮前立碑,1792年乾隆時期增建琉璃瓦山頂碑亭。類似買一贈一、趁機推銷,同時還立了記述乾隆皇帝十大戰功的“御製十全記碑”並建碑亭。這兩座碑亭與本地建築並不協調,但因雄偉的布達拉宮高居於瑪波日山上,前後遼闊,而前面過去是包括了修赤林卡的草地、林苑,增加兩個相對渺小的中式碑亭,倒還不算太刺眼。但不知何故,在1965年中共對拉薩的第一次城市建設中,這兩座碑亭被遷移到布達拉宮背後的魯康(漢語稱“龍王潭公園”)。又不知何故,1990年,在又一次針對拉薩的城市建設中,將它們全都遷回布達拉宮前。

需要補充的是,如果給大昭寺的三塊石碑加蓋碑亭被認爲是保護文物,那麼爲何不給布達拉宮前的兩塊石碑也加蓋碑亭,而是任其風化呢?那兩塊石碑是藏人自己立的。在布達拉宮宮牆內的也是一塊無字碑,應該是五世尊者達賴喇嘛重建布達拉宮之後立的。從不題字這一點可以看出,藏人更看重築塔,爲敬拜神佛,而不看重立碑,那屬於俗人事務。但中國文化不一樣,特別重視樹碑立傳。不但樹碑,還要加蓋碑亭,生怕豐功偉績消失,後人遺忘。在布達拉宮宮牆外的,正是著名的恩蘭·達扎路恭紀功碑,現存吐蕃碑刻中最早的石碑。據記載,吐蕃君王赤松德贊時期大將恩蘭·達扎路恭於763年率兵攻掠唐都長安,贊普下令在布達拉宮前立此碑,碑身北、東、南三面刻有藏文,記錄了這一歷史事件,包括唐朝廷答應每年給吐蕃納絹繒五萬匹,以換取吐蕃罷兵。比較歷史照片與今日照片,可以發現達扎魯恭紀功碑從布達拉宮南門西側,被遷移到了布達拉宮廣場東北角,與布達拉宮隔着一條很寬的北京中路,而且還專門蓋了一個有高高的圍牆的小院圈起來,幾乎不引人注意。出於政治盤算的心機體現於一個個大小細節,任何不符合帝國敘事的事物,都會被改變,從而取得的是重寫本地歷史的累累成果。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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