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上)-(唯色)


20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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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六崗護教”反抗軍1958年在衛藏澤當。(唯色提供) “四水六崗護教”反抗軍1958年在衛藏澤當。(唯色提供)

2010年夏天,旅居以色列的漢人作家唐丹鴻,與流亡藏人作家桑傑嘉合作,在印度達蘭薩拉、貝日、達蘭豪斯、芒高特等流亡藏人定居點,採訪了十多位流亡老人,整理成《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一書,即將由臺灣雪域出版社出版。我受邀寫序。而我應從,並非因爲唐丹鴻是我結識二十年的好友,恰是這本書本身。

我是這麼寫的:

這本書,與其說收輯的是十一位藏人的故事,更應該說記錄的是十一位藏人的證言。

因爲是證言,所以需要這樣的說明——

時間:分兩種,記錄時間爲2010年,但人物講述的是上世紀1950年代及前後。

地點:分兩種,記錄地點位於印度流亡藏人社區,但人物講述地點包括圖伯特(西藏)諸多地區,主要爲康區、安多農區和果洛牧區及衛藏。

人物:採訪者是漢人作家唐丹鴻。流亡藏人作家桑傑嘉擔任翻譯。受訪者即十一位原籍爲康、安多和衛藏的藏人,但如今身份都是流亡者,且已年邁,如今已有兩人過世。

事件:是的,事件,卻不是簡單的事件。因爲關涉家園的被佔領與抗爭,關涉信仰的被踐踏與捍衛,關涉生命的被屠戮與反抗,關涉歷史的被改寫與修正,關涉真相的被代言與證言,等等。

我因此想起前些日子所讀的新近出版的中文譯著:《誰,在我呼喊時——20世紀的見證文學》,作者是法國作家克洛德•穆沙(Claude Mouchard)。而見證文學,如譯序介紹,指的是那些親身遭受過浩劫性歷史事件的人,作爲倖存者,以自己的經歷爲內核,寫出的日記、回憶錄、報告文學、自傳體小說、詩歌等作品。對照《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後者是口述錄而非見證文學,卻具有同樣的意義。這是因爲這本口述錄與其他口述錄不同,完全沒有記錄者的聲音,從頭至尾都是十一位親身遭受過浩劫性歷史事件的藏人聲音,如同十一份自傳,恰在於記錄者唐丹鴻與桑傑嘉忠實錄制,忠實再現,使得這本口述錄成爲事實上的見證文學。

克洛德•穆沙寫道:“這個世紀最重大慘烈的歷史事件,都與國家暴力有關。在這個背景下,所謂‘見證’,就是將有組織、大規模的政治暴力如何發生這回事,從親歷者的角度訴說出來。從根底上說,‘見證者’是一個‘餘生者’,因爲他經歷的那場暴力本應將他吞沒,或起碼是剝奪他的話語,使他悄無聲息地自消自滅。而見證的語言,也自然就是一種劫後的語言,本應不存在,然而存在着。”

十一位藏人用藏語講述的證言,被翻譯爲中文,來抵抗強權強迫下的遺忘,從而對這半個世紀以來在圖伯特發生的“世事反轉”或“時世反轉”,做出了真實而有效的見證。

關於《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唐丹鴻在給我的郵件中寫道:

“之所以產生採訪這些流亡者的念頭,是因爲想越過所有代言者,無論是善意的還是假冒的代言人,直接聽聽藏人親歷者怎麼說。很慶幸我這麼做了,更慶幸有桑傑搭檔。我們尋找的標準很簡單:親歷了時世反轉的一代。在達蘭薩拉有幾位常常接受媒體採訪的親歷人士,因他們的故事已被‘廣爲所知’而被我回避了,雖然這‘廣爲所知’其實不過是有一些不同語種的出版物或專題報道,而且在中文世界遠遠不是‘廣爲所知’。

“這十一位受訪者散居在印度的幾個西藏流亡者社區,多數來自康區,有的有名,有的無聞。後者,桑傑費了些周折才找到他們。他們毫無準備,有的願意說,有的經桑傑央勸纔開口。在整理訪談文字過程中我發現,除了我事先設計的模式化問題,桑傑還追加了一些關鍵的問題,這些問題只有對具體歷史事件和相關事件很熟悉纔會有的追問,而我是不會注意的。

“在他們的敘述中,呈現了:另一個‘自古以來’,從來不是中國一部分的自古以來;另一個‘中央政府’,噶廈;他們的國家認同是博(西藏),從來不是中國,他們沒有一個人認爲自己是中國的一支少數民族,這種認知不是基於政治立場,而是與生俱來。另一個西藏地理,一片在他們記憶裏清晰存在的山河,而在我的現實眼界裏卻是中文行政區劃名下的幻影……在見到他們之前,好多地方我都去過:理塘、鄉城、爐霍、甘孜、德格扎西卡、鄧柯、江達、玉樹……;我所有關於雪峯、草原、野花、寺廟、人們……的記憶,都來到了註定顯現的另一層,摻雜了槍彈、炮火、奪命、家破人亡、人去樓空、客死他鄉……”

在另一封郵件,丹鴻則說明:“我和桑傑共同認爲,中文過去的某些習慣譯法既未能完整準確傳達藏語本來含義,而且還有故意矮化之傲慢、也包藏了政治用心。既然是藏人的述說,漢譯就應該儘量接近願意和本來面貌,而不是重新落入過去被處心積慮貶低了的中文翻譯裏。因此,把漢人統一改成了中國人,也把‘部落’恢復到藏文音譯‘雪巴’,‘頭人’改用藏語音譯‘賁’,‘土司’改用藏語音譯‘傑布’,等等,並作了相應的註釋。”

我回復丹鴻:“你的話深深觸動我。你說得很準確。那些別有用心的代言者,受夠了。”

注意到丹鴻和桑傑向受訪者提出的二十多個問題。比如,請您談談您對家鄉的印象;您是否認識你們當地的頭人(地主、莊園主)?您是否還記得周圍的人,比如父母、親戚等是怎麼議論頭人(地主、莊園主)的?您那時聽說了漢人、漢地嗎?那時您認爲西藏和漢地同屬一個國嗎?您對到您家鄉來的那些漢人軍人或幹部有什麼印象?家裏人或鄉鄰對漢人的到來是怎麼議論的?您和到家鄉來的漢人說過話嗎?交沒交朋友?您怎麼決定逃亡(或參加抵抗活動)的?決定抵抗以後,當時你覺得你們有獲勝的希望嗎?您在逃亡(或抵抗)經歷中,記得最深的事情是一些什麼?您認爲在您這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麼?中國政府稱你們爲“叛匪”,您認爲自己是“叛匪”嗎?等等。

丹鴻和桑傑實際上做了一件非常及時的事情。而這,更應該由被捲入翻身亂世的數百萬藏人的後代們去做;應該從每個村子,每個部落,每個宗(縣),每個地區,以及每一座寺院,做起。去訪問,去錄音,去攝影,去錄像;共同回憶,共同重返已經喪失的博,共同反思何以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共同思考和努力未來的道路。這樣,見證就不只是十一個人的,而是藏人習慣說的“薩亞楚”(六百萬藏人)的,而是當年的犧牲者與餘生者,以及重生再回來的無數同胞的。也因此,證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

丹鴻和桑傑採訪的十一位流亡藏人,包括康7人,安多3人,衛藏1人,即來自確喀松——傳統西藏地理範圍的簡稱,意爲多衛康三區,當然西藏還包括嘉絨、羌塘、阿里等地區。所採訪的康巴中,有3人是德格人,正是我父親的同鄉,這讓我在閱讀時百感交集,感覺是替我這個德格後人補上了被空白的一課。並且,我總是想起另一本重要的見證文學——藏人研究者跋熱•達瓦才仁著述的《血祭雪域》,於2012年由雪域出版社再版時,我在如今已關閉的香港《陽光時務週刊》撰寫了推薦語:

“《血祭雪域》是一部關於西藏戰敗記錄之書。依據上百個戰敗而流亡的藏人暮年口述,披露1950年代席捲全藏地的屠殺與抗爭,其真相殘酷又悲壯,反倒是奧威爾一句名言的佐證:歷史就像不斷刮乾淨重寫的羊皮紙——對於從雪域佛土蛻變成動物莊園的西藏,今天已被勝利者改寫爲‘解放’與‘新生’之甜蜜蜜。作者跋熱•達瓦才仁生長在紅旗下卻翻越雪山,成爲新一代流亡者。此書是他在1990年代,深入流亡西藏各難民定居點所做的記錄,口述者多已抱憾離世,卻留下西藏當代史上的寶貴見證。”

而《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是以個人的聲音,緩緩道來圖伯特悲壯戰敗之書。

2015年8月,北京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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