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子彈在你們的骨頭裏舞蹈 廖亦武《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死故事》 (餘傑)


201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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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danyapian 圖片: 《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死故事》一書封面。 (誠品書局網頁截圖)

廖亦武說:“大屠殺在三個世界進行。在魚翅、魚腹、微塵裏進行。” 大屠殺不是六月四日那一天就結束了,大屠殺仍在進行之中,而且變得更加隱蔽和殘忍,殺人不見血,殺人如草不聞聲。廖亦武的《子彈鴉片》一書,寫的是六月四日之後,每時每刻都在“微塵”之中發生的屠殺,它不僅屠殺人的肉體,也試圖摧毀人的靈魂。對於死難者來說,“死去何足道,託體同山阿”,不再苟活於這個善惡顛倒的世界,或許是一種解脫;而對於那些僥倖活下來的所謂“六四暴徒”而言,漫長的牢獄之災、酷刑、歧視與遺忘,是一個傷口不斷潰爛、痛不欲生的過程——丹麥王子哈姆萊特“活着,還是死去”的疑問,有了一個答案,那就是:生不如死。

中文著述,向來是只有天下,沒有蒼生。《史記》之偉大,不是有帝王之“本紀”和將相之“世家”,而是有《遊俠列傳》這樣的篇目。《子彈鴉片》是“六四暴徒列傳”,是可以跟《遊俠列傳》相媲美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廖亦武本人是“六四囚徒”之一員,傷痕累累、噩夢連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馬尼亞流亡作家赫塔•米勒如此評價其人其文:“被投入集中營和監獄裏那樣擁擠而噁心的環境裡,這種近乎固執成癖的觀察習性,能讓痛苦更爲錐心,每個細節都浸入了個人的色彩,把支撐自己存活的力量也都肢解了。然而這種觀察癖也是一種恩賜,因爲它包涵着人性,並支撐甚至拯救了人性。”是的,廖亦武通過爲這羣命運比自己更悽慘的難友作傳,拯救了歷史、拯救了人性、拯救了記憶,也爲這片土地蒐尋到最後一羣義人。

八九不僅是學運,更是人民革命

過去,人們通常把八九民主運動等同於學運,其實捲入八九民主運動的人羣絕不僅僅是學生。

自古以來,在中國主流的儒家文化傳統中,士大夫居於“士農工商”四大羣體之首,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詡。士大夫階層的忠順或疏離,對天下興亡的影響僅次於皇帝的賢明或昏庸。由士大夫承載“道統”的思路,左右着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運動和政治變革,從五四到六四的七十年間尤其如此。五四被視爲學生運動,其實五四廣泛動員了社會各階層的參與,上海新興工商階級的罷工和罷市,對北京政府的壓力遠遠大於以北京大學爲主體的學生們的罷課和遊行。六四也被視爲學生運動,其實數百萬上街喊出心聲的民衆,很多都是有家有口、有工作且不愁溫飽的普通民衆,學生只佔其中很小的一個比例——但是,學生和支持他們的知識分子掌握了話語權,他們的聲音被傾聽、被放大。

《子彈鴉片》提供了進入那個歷史事件的另外一個視角:八九不僅是一場學生運動,更是一場“人民革命”。“人民革命”是一個充滿左翼意識形態色彩的詞彙,雖然我個人並不喜歡,但可以暫時借用過來:因爲,從那時直到今日,中國仍未形成成熟的公民社會,廣義的中國人還不是“公民”,姑且用“人民”來概括之。

據許多親歷者回憶,在天安門廣場堅守到最後時刻的數千人當中,普通市民的數量並不少於學生。在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在北京開槍鎮壓之後繼續反抗的也多半是普通市民。此後,大規模的鎮壓和清洗來臨,他們大都落入羅網、無法出聲。所以,即便在反對派的敘述中,他們這個羣體也靜默無聲。廖亦武是第一個用一本書來寫他們的作家——廖亦武本人屬於自我放逐的“邊緣知識分子”,正是這種邊緣性,讓他將目光轉向那些比他更邊緣的被鎮壓者、被凌辱者和被蔑視者。

對於學生來說,那是一次公車上書;對於人民來說,那是一場夭折的革命。在與中共瘋狂的殺人機器對峙的那一兩天,人們忍無可忍,“忘其身以及其親”。既然中共殺人了,中共就成了人民公敵。民衆明明知道,手無寸鐵不可能打敗使用重型武器的中共軍隊,仍然決定放手一搏,不惜迎面走向死亡。廖亦武記述了若干抗暴者的回憶,硝煙、火光、血肉模煳、屍體狼藉,不忍卒讀。當過黑豹敢死隊隊長的胡中喜講述說:“‘唆’的一顆子彈就擦我嘴角過去。……我撒開腳丫子就跑,邊跑,那子彈邊‘唆唆’地追我,腦袋、胳膊、腰,一陣陣‘唆唆’,一陣陣麻,子彈頭射着周圍的地磚,炸起一道道火星。我的褲襠熱了,估計是出小便了。幸虧我個兒不高,目標小,撿回一命。旁邊亂七八糟倒人,那血呀,噗地噴一股,接着是一灘、兩灘、無數灘。大約有十幾個橫在地下吧,那哭那慘叫,已經不是人的聲音了。”這樣的場景,讓我聯想到一部描述華沙人民反抗納粹的大起義的電影,中共對本族民衆的血腥屠殺,不亞於跟納粹對波蘭人的屠殺。

“六四暴徒”羣體比學運領袖更值得關注與尊重

那些以血肉之軀與全副武裝的軍隊抗爭的,大都是單純、勇敢、熱情的年輕工人和市民,廖亦武採訪到的“六四暴徒”,當時大都只有二十歲上下。幾個小時乃至幾分鐘的反抗,就改變了他們的一生。這是一個怎樣的羣體呢?

首先,這個長期被中共的宣傳機器妖魔化,也被海外民運有意無意地淡忘的“六四暴徒”羣體,大都身家清白,遵紀守法,並非中共官方媒體所説的“一貫如此的打砸搶分子”。他們因爲將反抗付諸於行動,被中共認定爲“罪大惡極”,多半被判處重刑,有一部分人已經被槍殺,廖亦武採訪到的人物,有的被判死緩,有的被判無期,有的被判二十年,大多數坐了接近二十年的有期徒刑的最長刑期。比如,順手接過旁人遞過來的打火機、點燃一臺熄火的裝甲車的王巖,被判無期徒刑,實際坐了十六年牢;點燃一輛軍用卡車、阻止軍隊前進的張茂盛,被判死緩,坐了十七年牢;從軍車上趁亂拿走兩顆子彈和一顆煙霧彈的李紅旗,被以流氓、搶劫、奪取武器罪,數罪併罰判刑二十年……與之相比,在被捕的學生領袖和普通學生當中,很少有人被判處如此之重的刑期。

其次,爲無名小卒的“六四暴徒”在獄中所受之虐待,與有國際知名度的人物所受之優待,宛如天淵之別。劉曉波曾說過,他不寫六四後的獄中生活,因爲他的境況不具有代表性,寫出來有可能誤導讀者,以爲中共的監獄還不錯。而在《子彈鴉片》一書中,“六四暴徒”們向廖亦武講述了種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北京市第二監獄強迫囚犯生產一種出口到美國的乳膠手套,關押在此的一位名叫石學之的“六四縱火暴徒”,寫了許多揭露真相的英文紙條,塞進手套。監獄當局發現之後,石學之鐐銬披掛,之間還鎖一副土銬,被扔進兩米見方的狗洞,三個多月,腰背都不能打直。其間,獄方多次緊急集合,強迫大夥觀摩酷刑。難友王巖看到此一場景:“這條五十多歲的漢子被一幫警察踩倒,扒光,輪番電擊。五、六根電棒齊上陣,這根卡住換那根,腋窩、脖子、頭臉、肚臍、胯下、腳心,翻來覆去過電。陰毛散發出焦臭,石學之啊啊喊叫,眼珠子快爆出來了。他企圖掙扎,可被踩得死死的,小便失禁了,不由自主地淌一地。可他沒有求饒,始終沒有求饒。”當年我在北京的家,離第二監獄只有一箭之遙。也許因爲附近有監獄的“負面因素”,房價相對便宜。我卻不曾料到,就在這所“模範監獄”裡,每天都在發生這樣的慘劇。這就是中國監獄中血淋淋的真相。

再其次,最讓人欽佩的是,這批受盡折磨、劫後餘生的“六四暴徒”,即便深受虛無主義的折磨,始終沒有後悔當年挺身反抗暴政的舉動,也沒有背叛青年時代的理想。比如,當過市民糾察隊隊長的劉儀,坐了十六年牢,出獄後一邊擺小攤謀生活,一邊寫文章爲公義吶喊。他宣佈説:“我要像昨天那樣,站起來呼籲明天——任人宰割的同胞們,醒醒吧,認清我們活在一個豬狗不如的麻木今天。”結果,他被警察設了圈套,本來去菜市場討要兩千元欠款,卻被以盜竊罪判刑四年。出獄後繼續販賣蔬菜水果,勉強維持生活。與之相比,那麼多身處自由世界的學生領袖,卻以背叛來營造風光與成功。比如,名字出現在通緝令上的學生領袖李錄,當年號召他人拋頭顱、灑熱血,自己卻鞋底抹油先開熘;當中共變臉成笑容可掬的權貴資本主義之後,他立即以股神巴菲特助手的身份榮歸故里,與狼共舞,不亦悅乎。

“六四暴徒”不是暴徒,乃是這個國族的脊樑。他們理應得到關注、尊重和幫助。

把英雄當小丑的人民和最幽暗、最殘酷的人性

《子彈鴉片》中最感人的部分,是這些“六四暴徒”經過漫長的刑期之後,卻發現外面的世界變化太快,他們無法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他們感到,出了小監獄,又進入了大監獄,他們的理想成爲他人嘲諷的對象。尤其是家人的冷酷與遺棄,對他們心靈的折磨,尤甚於獄中的酷刑。

劉儀第二次出獄後,來到哥嫂家,剛開始喫飯,哥哥就説他回來的不是時候,嫂子在廚房摔鍋打碗。媽媽説,要跟小兒子走,走了乾淨。嫂子説,要走,馬上走。劉儀説:“我知道你們的意思,我兩進兩出監獄,身無分文,還一把年紀。你們是怕我人窮志短,馬瘦毛長,賴在這屋,溷喫溷住,當着街坊鄰里,也掃了你們的面子。蒼天可鑑,我來此只爲看一眼媽,她老人家安穩,我哪怕時運不濟,路死路埋,心裏也安穩。”結果,嫂子説,既然你們母子連心,就一起走。母子倆不得已,離開哥嫂家,再到妹妹妹夫家。結果,妹夫説,像你這種不識時務的人,誰沾上誰倒黴。母子倆差一點流落在寒冬臘月的北京街頭。

劉儀講述的這一段讓人唏噓不已的“親人的無情”,是人性中最幽暗、最殘酷的部分。人性從來如此,“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趨利避害,嫌貧愛富。在這個信奉“成王敗寇”價值觀的國家裡,失敗者沒有任何榮譽可言。當年,數百萬走上街頭的人們,一夜之間如烏合之衆般灰飛煙滅。人們的是非善惡觀只存在於一時,而不能堅持到永遠。短短几天之後,當這些“六四暴徒”被捕時,就有親朋告密,就有鄰里幸災樂禍地圍觀,就有警察瘋狂地拷打和凌虐以顯示對黨的忠心——這些人,在幾天之前,還是跟“六四暴徒”站在一邊的義憤填膺者。極權主義之可怕,就在於讓人民不假思索地加入到其“共犯結構”之中。

所以,我們不能對人性抱有過於樂觀的期待。這是一個從來不會疼惜英雄的國族。反之,英雄的存在,讓庸人手腳無措、坐立不安。於是,他們樂於接受官方賦予英雄的“暴徒”這一頂“荊冠”,惟有把英雄全都小丑化、罪犯化、賤民化,這些良民和順民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當下的生活,甚至可以在這羣小丑、罪犯和賤民面前展示自己的優越感。

在採訪的最後,劉儀擲地有聲地説:“六四是我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段,超越了‘奔喫’,超越了‘發家致富’,我不後悔。雖然我已五十出頭,但身體零件都還齊全。我堅信能熬到六四平反。告慰冤魂的那一天。”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位長期繫獄的“六四暴徒”,廖亦武採訪到的人物,只是冰山一角。但願他們不至於像孤立的水滴一樣消失在沙漠裏,但願他們都能等到轉型正義和國家賠償實現的那一天。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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