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解讀 | 余杰:他們如何開會,決定了他們如何分贓 - 吳國光:《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


2020.07.01
2 《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的作者。(Public Domain)


作秀和公開展示對於這一過程的重要性,儀式越發盛大隆重,代表們就越發感到榮幸自豪,也就越發能夠彌補他們失去的權利,同時也越能彰顯代表們對威權合法性的欣然接受 - 吳國光

中共如何假戲真做:制度操縱與儀式榮耀

中國問題專家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指出:“中國共產黨不僅控制政府,而且它本身就是政府。”從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國與閉關鎖國的毛澤東時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中國共產黨的列寧式政黨的本質沒有絲毫的改變。特朗普總統將馬利德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祕密》一書當做枕邊書,稱讚說:“這是我瞭解中共最重要的一本書!”馬利德在該書中指出:“黨的勢力隨着國家觸角伸展,所及之處遠超出政府的權限。”其中,最有權勢的小圈子是三百名擁有“紅色電話”的特權階層——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們,在這個羣體之上則是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金字塔的頂端是帝王般的總書記。相較而言,名義上是共產黨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宛如行禮如儀的橡皮圖章。

學者吳國光指出:“黨代會的最佳利益就是不論領導層對錯,都與其保持一致。”回顧中共黨史可發現:將劉少奇開除出黨的是黨代會,給劉少奇恢復名譽的也是黨代會;奉蘇聯爲馬首是瞻的“老大哥”的是黨代會,辱罵蘇聯是“修正主義”罪魁禍首的也是黨代會;宣稱消滅資本主義和資本家的是黨代會,通過“三個代表”理論吸納資本家入黨的也是黨代會。翻雲覆雨,指鹿爲馬,並不具備人格特質和政治良知的黨代會從來不會爲此感到羞愧。然而,橡皮圖章是不可或缺的,即便是一手遮天的毛澤東也需要它來爲其統治的合法性背書。很多學者致力於研究中共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及總書記的權力運作和權力爭奪,卻對黨代會的存在視而不見。其實,黨代會是中共這個“利維坦”怪獸的毛細血管,沒有毛細血管,心臟就不能跳動。

黨代會的成員遍及中共統治的每一片土地和每一個領域。研究黨代會的制度運作,沒有比吳國光更合適的人選。吳國光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曾加入趙紫陽的智囊團隊,參與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起草和政治體制改革政策設計。後來他離開中國,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並任教於香港和加拿大的多所名校。他既有直接參與中共體制內政治運作的經驗,也受過嚴格的西方政治學訓練,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他發現,中共領導層成功地發展出成套的符號、措施、策略和技巧,用以召集並操控黨代會;久而久之,這些措施和策略凝聚成“制度背後的制度”,用吳思更爲通俗的概念來說就是“潛規則”。這種制度操控是對黨代會本身的扭曲和掏空。所以,中共黨代會的故事,就是制度操控如何被創造、執行並最終確立的故事。另一方面,中共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就是在密室政治之外,由黨代會向全社會傳達黨的意志、營造黨的形象。這種“劇場效應”,不僅吸引觀衆的觀看,更讓演員們有強烈的存在感。

中共將這套列寧式政黨的特色發揮到淋漓盡致乃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地步,讓其師父蘇聯共產黨亦自嘆不如。中共的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和黨代會之間實現了權力如水銀瀉地般的交融,而蘇共的這三者之間並未實現權力“無縫銜接”。比如,赫魯曉夫一度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斯大林死後一度取代政治局的新架構)中淪爲少數派,面臨被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崗諾維奇等連手推翻的命運。赫魯曉夫背水一戰,連手軍頭朱可夫,讓軍方背景的中央委員們闖入會議室以武力脅迫要求召開中央全會,並派遣軍機一夜之間將散佈各地的中央委員召集到莫斯科。他的對手們哀嘆:“今天來的是將軍,明天來的就是坦克了。”由此,赫魯曉夫一舉擊敗反對派,將對方打成蘇聯歷史上最後一個“反黨集團”。相比之下,毛澤東整肅政敵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從四人幫及華國鋒手中奪權,不必如此大動干戈,不需要中央委員會和黨代會參與權力轉移。

通過黨綱、修改黨章和選舉領導層:中共黨代會的三大功能


 吳國光:《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封面照片)
吳國光:《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封面照片)

吳國光指出,中共的黨代會具有三大職能,全書用一半的章節討論這三大職能是如何在黨代會上完成的。

以討論並決定黨的綱領而論,中共的綱領,即政治路線,用毛的話來說是“總路線”,用西方政治學術語來說是“實踐的意識形態”。中共的綱領在其建黨後不斷調整、“與時俱進”。有趣的是,每次黨代會之前,黨的綱領早已確立,黨代會只是“事後追認”;更具諷刺意義的是,即便在黨代會上隆重通過的黨的綱領,黨代會之後,也有可能遭到擱置乃至拋棄,黨代會不是常設機構,無法落實綱領實施監督。吳國光舉出三個案列:第一個案例是,中共八大在黨章和黨綱中刪去將“毛澤東思想”作爲中共“指導方針”的表述,還批評個人崇拜。幾年前造成大饑荒慘禍、退居二線的毛對此勉強接受,在會後抱怨說“人人都擁護八大,不擁護我”,顯然將八大置於與自己完全對立的地位。八大之後,毛迅速發動反擊,顛覆了八大的方向。第二個案例是,中共十三大,其所採納的關於政治改革的綱領,在天安門鎮壓後被廢止。第三個案例是,中共十六大,將資本家入黨納入黨綱,但接班的胡溫出現“向左傾斜”的變化,反而開始“國進民退”的經濟政策。可見,中共紙面上的綱領與實際上的政策之間常常左右互搏,綱領猶在,但看在位者如何闡釋、如何運用。

以修改作爲“黨的憲法”的黨章而論,黨代會同樣體現了中共憲章規範與政治實踐之間的鴻溝。毛時代之後,黨章修改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加入冠以各屆領導人名字的理論或思想,以確立其歷史地位,黨章其他部分反倒無人問津。這是從毛澤東而來的傳統。毛對黨章前後矛盾的態度很能說明問題:毛說過,憲章規範只不過是一隻“紙老虎”,看起來虎虎生威、令人畏懼,實際上沒長牙齒,咬不了人。但需要用黨章來奪權時,毛立即拿起這個武器,這個武器在弱勢的對手那裏算不上武器,在強勢的毛手中則可披荊斬棘: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與劉少奇發生分歧。二十八日下午是中央常委會議,作爲黨主席的毛澤東和作爲國家主席的劉少奇相互插話、各不相讓。第二天繼續開會,毛早早拿着黨章和憲法坐到會場上,以示抗議。一開場他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二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大家說有人不讓我參加會,也不讓我講話,對不對?”毛澤東的話震動很大,全場氣氛緊張,在場的許多軍隊將領都站出來爲毛撐腰。在此壓力之下,劉少奇被迫向毛做了檢討。看來,黨章還是有用的。吳國光還探討了中央書記處和中紀委這兩個實權機構在執行黨章和組織黨代會上的關鍵角色。

以推選領導人而論,每逢換屆,政治局委員、常委以及最重要的“接班人”的人選早已在密室中確立,普通的黨代會成員無從知曉,只是乖乖完成簽字畫押的程序。中共的選舉體制不允許候選人展開競選,若私自展開有關活動,則被視爲“非組織活動”,這是一個會掉腦袋的罪名,跟黨外的異議人士被冠以的“顛覆國家政權”同樣嚴重。在中共歷史上,政治局委員、常委和總書記的層級,從未有過競爭性的差額選舉。在毛澤東時代,毛不僅是政治領袖,更是黨的意識形態之王,他對黨代會、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都不放在眼中,他想讓誰上位就讓誰上位,他想讓誰下臺就讓誰下臺。比如,毛在九大上提拔資歷較淺的紀登奎進入政治局,特意在九大的全體代表大會上問:“紀登奎坐在哪兒呢?”並稱之爲“我的老朋友”。紀登奎果然高票當選。但是,毛有時也會遇到微弱的反抗,比如毛提拔王洪文爲接班人,“會場裏沉默了半晌”,然後是葉劍英發言支持打破冷場。直到今天,儘管有官方智囊聲稱中共已擁有比西方更好的“賢人”選拔制度,但誰也說不清“賢人”是怎樣出線的。中共如何挑選接班人,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非制度化的“國家機密”。

萬變不離其宗:中共黨代會的五個不同階段


北京人民大會堂。(路透社資料)
北京人民大會堂。(路透社資料)

中共剛剛執政時,民間如此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之差異:“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幾十年之後,共產黨的會依然很多,共產黨的稅更是比國民黨還多。黨內有黨代會,黨外有人大和政協會議,後兩者必須必須緊跟黨代會的“定調”。

以歷史脈絡來看,吳國光將中共黨代會制度的嬗變分爲五個階段。

在中共創黨和發展的早期階段,中共儼然是共產國際的遠東分支機構,其經費和理論都是共產國際提供的。中共處於共產國際的嚴密控制之下,奉莫斯科爲家長,其重大事務尤其是領導層的人選,由共產國際及蘇共政治局來指定,中共的六大甚至就在莫斯科召開——這是中共不願提及的一段歷史。

第二個階段,毛澤東在延安崛起並逐漸掌握絕對權力,中共取得了一定的獨立性,清洗了黨內對蘇聯亦步亦趨的“留蘇派”,此即歷史學家高華所形容的“紅太陽昇起”。吳國光指出,在此期間,一系列虛假的民主和選舉制度被創造出來和建立起來,用以誇耀毛澤東領導班子的法理權威及這種權威是如何深入人心,同時也用以防止毛的政敵利用如何選舉的不確定性來對毛本人和這個領導班子發起哪怕是微弱的挑戰。在這套精密的極權制度之下,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張國燾、王明等人遭到非人的羞辱。吳國光認爲:“七大是中的威權主義選舉制度發展的一座里程碑。”這套制度一直延續到整個毛澤東統治的時代。

第三個階段,一九八零年代,中國進入後毛時代,即改革開放時代。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嘗試了一些有限的但卻具有民主精神的試驗,給予代表們在領導集體的選舉中作出自主選擇的一絲空間。吳國光在書中回顧了被稱爲“左王”的鄧力羣如何在十三大上落選中央委員,使得其進入政治局的計劃泡湯的這一“意外事件”。與鄧力羣親近的元老王震試圖改變這一結果,但鄧小平響應說“不作變動”——不是因爲鄧小平尊重民主選舉的結果,而是鄧力羣並非鄧小平的嫡系人馬,不值得鄧小平爲之出手並背上惡名。

天安門屠殺之後,進入第四個階段,領導層努力重新獲得對選舉的全面掌控。他們激活了一些毛澤東式的措施,也發明了一些新的方法,以降低選舉的不確定性。而習近平掌權之後,尤其是其全盤操作的中共十九大之後,黨代會制度的發展進入第五階段。

不過,在我看來,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可合稱“鄧小平時代及後鄧小平時代”的黨代會,天安門屠殺固然是當代中國的一道歷史的傷口,但其前後中共的體制並未斷裂。或許是因爲吳國光親身參與過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且身處風頭浪尖,成爲時代的弄潮兒,出於個人經歷和情感,不自覺地對那個改革的“黃金時代”有所拔高和美化。但吳國光在書中也承認,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並未全部推翻八十年代的一切政策,鄧小平有一句名言,“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改”。所以,新的領導層仍然“作出妥協,保留了有限的競爭性選舉作爲增強合法性的一種方式”。   

這種有限的競爭性的選舉,使得習近平曾經因爲才能平庸、政績缺乏以及太子黨身份,在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上,險些遭遇當年鄧力羣那樣的“滑鐵盧”——他雖成功“入選”中央候補委員,但名列最後一名。在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黨史上,中央委員是按姓氏筆劃排列而候補中委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列,所以人人都知道習近平的得票數最少,不啻是一種公然的羞辱。習近平的仕途差點因此止步。坊間傳說,習近平本來篤定落選,但作爲江澤民“大總管”的曾慶紅特別授意增加五名後補委員名額,最後劃線到習近平那裏。於是,得票最低的五個人奇蹟般地鹹魚翻身,他們依次是:胡錦濤時代進入政治局的劉延東、後來因貪腐下獄的建行行長王雪冰、體育界代表袁偉民、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及習近平。沒有曾慶紅就沒有江澤民,沒有曾慶紅也沒有習近平,但習近平掌權之後對這位“造王者”並不感激,反倒多次敲打作爲“太子黨”老大哥的“慶親王”——因爲“造王者”既然能造王,也能廢王,在王的眼中,是最危險的敵人。

迴歸毛時代:習近平時代黨代會的“新特色”


2019年9月30日,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毛主席紀念堂,向毛澤東同志坐像三鞠躬,並瞻仰了毛澤東同志的遺容。(組合資料圖/法新社)
2019年9月30日,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毛主席紀念堂,向毛澤東同志坐像三鞠躬,並瞻仰了毛澤東同志的遺容。(組合資料圖/法新社)

在本書最後一章,吳國光對中共十九大的新規作了若干制度分析。在二零一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全票通過將以習近平命名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進黨章,成爲黨的指導思想,在剛開始第二個任期就奠定歷史地位,這是江澤民和胡錦濤都不曾獲得的榮譽。幾個月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包含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等內容,此即意味着邁出了作爲國家元首的國家主席形成終身制的關鍵步驟。這一變化堪與民國初年袁世凱的“洪憲稱帝”相提並論。

在中共十九大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和常委被規定每年向總書記述職一次。次年三月,習近平首次審閱各政治局委員提交的報告,並對各政治局委員提出若干“重要要求”。這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制度更迭,將“九龍治水”或“七龍治水”的“集體總統制”變成“定於一尊”的“超級帝制”,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淪爲替皇帝打工的“軍機處”——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不再是習近平的同僚,而降級爲習近平的“軍機大臣”。同時,中共中央推行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將國家的行政權力進一步集中在以總書記爲首的中央政治局手上,使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黨政分離”再次迴歸“黨政合一”。

另一個明顯的變化是,習近平比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更多地向毛澤東時代尋求政治靈感,他和他的家庭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卻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如同受虐狂般認毛爲父。習近平多次重提毛澤東時代的“黨領導一切”,而“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句毛時代的口號在十九大上被寫入新的黨章。

胡錦濤的“大內總管”令計劃主導中樞運作時,在十七大、十八大建立起“大會海選”機制,並試圖以此機制挑戰習近平的儲君地位——令計劃本人在“大會海選”中所獲得的票數遠遠超過不得人心的習近平。當習近平擊敗了令計劃等人並將政敵統統以腐敗之名下獄之後,另闢蹊徑來運作制度操控,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習近平的錦囊妙計是,毛時代的“談話調研”纔是最高級的民主。中共元老薄一波曾回憶,中共七大前夕,他到延安第二天,毛就跟他進行了長達七個小時的談話——薄一波是劉少奇系統的大將,而毛劉的合作是他們在七大上徹底擊敗政敵的首要保障,毛當然不惜耗費七個小時讓薄對其心悅誠服。習近平對作爲“厚黑學”的毛主義爛熟於心,所以才祭出這一招:官方宣傳特意凸顯“談話調研”的毛主義色彩,並提及“延安時期,黨組織爲了瞭解幹部情況,晚上提着馬燈翻山越嶺找幹部談話,一談就是一宿”,由此讚揚“今天,黨的優良傳統又回來了”。對此,吳國光指出,中共在十九大前廢置“大會海推”,高度推崇“談話”方法並試圖將之制度化,與習近平強化毛主義傳統的整體路線是一致的,因此是具有指標意義的。

從此,習近平將個人集權帶入毛後未有的新高度,再也不用戴“民主是個好東西”的面具了,哪怕僅具有空洞說辭的民主形式也不需要了,中共黨代會的運作乃至中共的統治方式由“後極權”升級爲“超極權”的趨勢不可阻止。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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