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解讀 | 余杰:爲什麼必須與中國保持社交距離? 宮崎正弘《新冠後,中國與世界的最終戰爭》

2021.06.29
禁書解讀 | 余杰:爲什麼必須與中國保持社交距離? 宮崎正弘《新冠後,中國與世界的最終戰爭》 宮崎正弘《新冠後,中國與世界的最終戰爭》
(Public Domain)

中國是歷史上最惡劣的極權國家

長期以來,由於身負二戰的歷史罪責,日本在對中國的外交上卑躬屈膝,在西方盟國中是最軟弱的一個環節。即便在中國武漢肺炎病毒肆虐世界、日本亦深受其害的當下,日本媒體也普遍對中國忍氣吞聲,對習近平政權日漸納粹化和中國人權狀況倒退到文革之後最低點的事實保持沉默。宮崎正弘是極少數敢於在中國議題上說真話的日本評論家,他在《新冠後,中國與世界的最終戰爭》一書中對中國發出了最尖銳和最深刻的批判,堪稱暮鼓晨鐘,值得亞洲各國乃至歐美國家重視。

鄧小平僞裝的“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在對中國外交上犯下的最大錯誤是將中國當做“正常國家”來看待。其實,中國比俄羅斯、北韓、敘利亞、古巴、緬甸等西方深惡痛絕的獨裁國家更加“不正常”。宮崎正弘指出,美國自尼克松執政以來,其外交的基本思維,是發展和維持基辛格式的秩序,政治目標在維持現狀。這種似是而非的“均勢理論”,在奧巴馬執政期間開始崩解。中國經過四十年的“韜光養晦”,終於“野蠻崛起”,不僅要求與美國“平起平坐”,而且企圖取而代之。亞洲和中東的亂局,中國都是重要源頭,用宮崎正弘的話來說就是:“從亞洲、中東到非洲各國,並不存在西方國家所描繪的‘秩序’,中國是混沌的支配者,它可能在政治、軍事上帶來激烈的‘地殼變動’。”

若中國不是“正常國家”,它究竟是怎樣的國家呢?宮崎正弘引用已故捷克異議人士和前總統哈維爾的話說,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哈維爾晚年積極推動劉曉波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抱病冒着滿天風雪,赴中國駐捷克使館遞交要求釋放劉曉波的呼籲書,卻被中國使館上演空城計,粗魯地拒之於門外。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對極權主義的定義,宛如爲今天的中國量身定做:“極權制度觸及到個人生活的每個角落,虛僞與謊言充斥着社會。官僚政府被稱爲人民政府,勞工階級在勞工當家的名目下被奴役;把喪失個人地位,說成是人類的最終解放;剝奪人民取得新聞的管道,卻成爲保障人民的新聞自由。……掌權者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他們捏造統計資料,利用無孔不入又無法無天的警察機器,佯裝不迫害任何人,假裝什麼都不怕。”

尼克松晚年哀嘆其對華政策製造了“科學怪人”,作爲尼克松“大腦”的基辛格卻仍然“廉頗老矣,還能加餐”,繼續在中國發大財。美國前駐臺代表司徒文(William Stanton)撰文評論基辛格等人,細數從基辛格以下的美國高官,退休後開設顧問公司,牽線中國關係,生意興隆數十年,於今不絕。基辛格作爲跨國政商關係祖師爺的地位歷久不衰。直到在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和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強有力的中國政策領導下,美國才逐漸擺脫“基辛格主義”的束縛。

臺灣學者吳介民分析說,基辛格等人不是不瞭解中國的真相,而是刻意忽視。原因有三:首先,基辛格這樣的“全球戰略家”只在乎中國在國際體系權力均衡中的位置,而不管中國國內政治情況。第二,他們不在乎中國的內政與人權狀況,也不管中共政權對少數民族、對香港、對臺灣的壓迫。第三,基辛格這類人爲中共的國家暴力行爲辯護,多少採取了中國立場的視角,把中國的行爲合理化。

臺灣學者陳弱水也指出,養虎爲患的大都是所謂的“中國通”。基辛格的長期副手、基辛格顧問公司前副主席芮效儉(Stapleton Roy)就是此類“中國通”之一。芮效儉至今還回護中共在天安門廣場、香港和新疆的作爲。芮效儉認爲,特朗普政府的國務院沒有了解中國的人。基辛格和芮效儉由於在中國的利益太大,便多少採取中國立場的視角——反之,不站在中國的立場,就變成“不瞭解中國”。但他們真的“瞭解中國”嗎?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沒有進步,只有退步

宮崎正弘在書中對百年來的國際關係史做了新的梳理和思考——爲什麼西方文明社會一直覺得可以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這個想法是出於對中國的誤讀。那麼,西方爲何會誤讀中國?宮崎正弘認爲,當年美國羅斯福政府的親中反日政策是錯誤的,該政策誘發了太平洋戰爭。二十世紀上半葉,許多美國媒體和傳教士,對中國抱有一廂情願的同情和好感。比如,美國作家、傳教士的女兒賽珍珠在其代表作《大地》中,將中國農民塑造成美善的儒家道德倫理的化身,將中國農村描述成雖貧瘠卻優美淳樸的桃花源,此類著作嚴重誤導了美國民衆對中國的認識。

與此同時,那些揭露中國真相的報道和著述卻被打壓和消音。宮崎正弘特別介紹了美國外交官拉爾夫·湯森在二戰前撰寫的《墜入黑暗之路:揭露中國之實》一書。該書有專門的章節記載抗戰前夕福州霍亂肆虐的狀況,作者親眼看到有個像是挑夫模樣的人,突然痛苦掙扎倒地,如果不是他的朋友在旁邊,他就會死在路上。當地家家戶戶都有人死去,舉行喪葬的隊伍絡繹不絕,挖掘墳墓的人忙不過來。但上海的報紙卻報道說死者並不多。在處理疫情時,中國政府官員的冷漠和殘酷程度讓人無法忽視。此種情形,不正在二零二零年的中國武漢再度重演了嗎?

霍亂無法得到有效控制,是因爲中國的衛生狀況極差。湯森寫道,中國人在家中養豬,所以住家等於養豬場。他們毫不在意動物進出住家,弄髒家中。家中挖個洞就是垃圾集中處,那裏混雜了家畜的排泄物,跟不知從哪裏流過來的不明污泥等,十分髒亂。他們基本上不會主動清掃,四周充滿惡臭,難以呼吸。他看到,滿身骯髒的豬進到當地人家中,一邊趕着蒼蠅,一邊找東西喫。他的結論是:“中國人的住家環境跟街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骯髒。”

然而,講出事實的湯森,卻被羅斯福政府免職進而遭到監禁。但是,最終中國並沒有領美國的情,反倒將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建立的清華大學,改造成反美基地,在韓半島與美國展開血戰。近四十年來,中國得益於美國的資金、技術和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全球化體系,卻將美國視爲最大的敵人,處心積慮要將美國拉下馬。

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進步看上去光輝燦爛,包括高鐵、共享單車、網購、移動支付在內的所謂“新四大發明”傲視全球。從胡錦濤到習近平一直努力推行的“新農村”政策,將農民遷入高樓,農家有了抽水馬桶,人與豬不再同室而居,似乎中國人的生活環境有了根本的改善。然而,這種表面上的現代化並不能掩飾中國政府草菅人命、九成以上“低端人口”草間求活的真相。如果用中國外長王毅的話來說,中國的人權狀況好不好,要由中國人自己說了算,那麼,真相就是:大部分中國人並不認爲他們比豬更幸福。數年前,中國的新聞網站網易做了一次問卷調查,在一萬一千兩百七十一份答卷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回答說:“下輩子不願意再當中國人!”更有人直率地回答:“即使變成豬,也不想再成爲中國人。”網易對此結果大驚失色,受到中宣部的警告,趕緊停止相關後續報道。不過,這些說真話的中國人,倒是應了我的一本書的書名——《今生不做中國人》。

亡羊補牢:現在跑還來得及嗎?

宮崎正弘發現,中國在武漢肺炎病毒造成全球危機這一事件中的表現,與在中國常常發生的一幕場景相似:在中國,小偷在逃跑時,會大叫:“有小偷!”然後自己也裝作在幫忙追小偷。這就是所謂的“做賊的喊捉賊”,藉此將犯行轉嫁到他人身上,自己則伺機逃跑。中國明明是世界的麻煩和禍害,卻裝扮成世界的救星,以質量低劣的口罩和疫苗來要挾、收買其他國家,毫無國格可言。宮崎正弘批評說:“厚顏無恥的中國,可以說是笑裏藏刀。中國表示‘全世界應該感謝中國迅速遏制新冠肺炎疫情’。……中國的做法就是一個典型的‘趁火打劫’,就像強盜出售偷來的物品給受害者一樣。經過這次疫情,世界又再一次體認到中國人的拿手絕活——趁亂販賣假貨。”

預防武漢肺炎病毒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保持社交距離,宮崎正弘受此啓發,提出世界各國都要跟中國保持社交距離的建議。其實也就是我在《大脫鉤》一書中指出的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與中國脫鉤,將中國打回鐵幕後面,讓中國現出妖怪的原型。
那麼,從現在起與中國保持社交距離,還來得及嗎?宮崎正弘認爲,要從根本上達成“中國製造只是一個選項”的供應鏈根本性大改革,也就是不再受“紅色供應鏈”的主宰,至少需要五年左右的時間。過去數十年來,中國在不知不覺間成爲製藥、醫療用品生產大國。過去歐美國家紛紛投資、援助中國開發,僅二零一八年以來,在歐美醫療相關、醫學、生物科技等大學和研究機構留學的中國人,有多達二十五萬學成歸國。如今,美國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抗生素、百分之七十的退燒與止痛藥、百分之四十作爲防止血栓形成藥物的肝素等,都得依賴中國。由此,中國掌握了醫藥——這個西方諸國的致命弱點,作爲與各國談判交涉的籌碼。

中國對西方國家政治、經濟菁英羣體的統戰、收買、影響,讓昔日的蘇聯亦望塵莫及。任教於加拿大的學者沈榮欽用一個生動的例子說明了加拿大幾乎淪爲中國的半個殖民地的事實:Halifax國際安全論壇是總部位於華府的國際戰略論壇,目的在促成民主國家的戰略合作,主要資金來自加國政府,以及北約等機構。根據美國媒體報導,二零二零年底,該機構決定將“約翰·麥肯公共服務領導獎”頒給蔡英文,以表彰臺灣政府在抗疫中的優秀表現。然而,親中的自由黨特魯多政府得知後,對該機構施壓,威脅若頒獎給蔡英文,將不再提供經費支持。
特魯多政府的親中,並非他一人的傾向,其內閣中多位高官跟中國都有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例如,前外長沈潘(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曾在倫敦向中國銀行借得兩筆爲期三十年的房貸,首間公寓爲六十八萬三千加幣,第二間公寓爲一百一十萬加幣。衆所周知,中國銀行不是一家普通的商業銀行,而是共產黨直接控制的國有銀行。中共政權正是通過這類方式牢牢將西方國家的高官握在手中。
中共的統戰無孔不入,加拿大記者文達峯在《大熊貓的利爪》一書中揭露,對於加拿大政商各界名流來說,被稱爲“中國人民的朋友”,與其說是一種榮耀,毋寧說是一種職務,“順從此種控制的所得到的獎賞很豐厚,包括地位、情報與金錢”。但若拒絕執行“中國之友”的任務,“豪華晚宴的邀請卡不再寄來,撥給中國重要官員的電話會接不通,學者學術聲望所仰賴的信息來源中斷”——誰願意承擔如此嚴重後果?
加拿大如此,日本亦如此。曾在美軍特種部隊服役的戰地記者麥克爾·嚴在《情報戰的真相》一書中指出:“中國散佈各種信息類型的‘病毒’。”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卻對中國不設防,任由中國長驅直入。此前,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的外交官墜入中國國安系統設計的美人計,不願背叛祖國,只得自殺身亡,日本社會卻並未警醒。宮崎正弘指出,儘管疫情還在泛濫,儘管中國咄咄逼人,衆多日本企業仍然傾向維持與中國的合作,甚至擴大在中國的投資和經營。很多日資企業的駐華高管、工程師,自覺不自覺地將日本的核心技術泄露給中國,已然危及日本的國家安全。他點名批評以豐田、日產爲代表的企業羣,是典型的親中派。而外務省是另一個親中勢力的大本營,即便中國刻意策動反日遊行示威,對日本在中國的商業設施打砸搶,外務省仍賠笑充當熊貓擁抱者。對此,宮崎正弘警告說:“這等於陷入與二戰前極雷同的狀況,想必接下來也將加速邁向悲慘結局。”
亡羊補牢,未爲晚也。但亡羊之後,仍然不願補牢,就是自取滅亡。

日本應當徹底“脫亞入美”

武漢肺炎病毒終將有過去的那一天,但這一波災難尚未過去,中國儼然以亞洲乃至世界的共主自居。美國則遭受沉重打擊、國力下降。面對此一國際新局面,日本是繼續對中國採取綏靖政策乃至對中國俯首稱臣,還是更緊密地與西方民主國家結盟、奮力對抗軍國主義和極權主義的中國?
早在三十年前,宮崎正弘即認爲日本企業前往中國發展是錯的,警告此舉可能重蹈當年滿洲政策的覆轍,卻被財政界與外交界恥笑。當初,他出版了《中國向各國潑灑劇毒,最終只能自生自滅》的專著,昔日書中所預測的情勢,現在都是進行式。此時此刻,人們才驚呼他是先知、是預言家,但其實他只是說出基本常識而已。

日本可以從歷史中尋求經驗與教訓。宮崎正弘特別提及日本政治人物、在一九五六年短暫出任首相的石橋湛山的有關論述。他不贊同石橋湛山的很多政治觀點,但認同其提出的放棄經略亞洲大陸的“小日本主義”。

一九一四年,在日本剛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出兵青島攻擊德國駐軍之際,石橋湛山在一篇名爲《絕對不能領有青島》的社論中表示:“被我軍佔領的青島要怎麼處置較好呢?這是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這次的戰爭,不管德國贏或輸,我國向德國開戰,把德國從山東趕走,這是我國外交第一個失敗。如果我國取代德國,領有青島,這會是另一個失敗。其結果會讓我國民爲了擴張軍備負擔更加沉重。”

一九二一年,石橋湛山任《東洋經濟新報》董事,並發表《大日本主義的幻想》,呼籲日本放棄在亞洲大陸的殖民地。他提出的“小日本主義”的核心是放棄滿洲。日本在取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兩戰勝利後,萌發了經營滿洲、對抗俄國的念頭。而石橋湛山用“小日本主義”來反對拓展生存空間、擴軍備戰的思潮,他以大量的統計資料來證明,擁有殖民地在經濟上沒有價值,“大日本主義”是飲鴆止渴。然而,他的“小日本主義”和“滿洲放棄論”在二戰之前並未被日本主流社會所接受。結果,日本投入巨大的國力在亞洲大陸擴張,卻落得個戰敗且險些亡國的災難性結局。

宮崎正弘認爲,晚近數十年來日本投資中國,跟當年日本企圖軍事征服中國一樣,必敗無疑。日本應當趁早撤出中國市場,放棄在中國與極權政府合作、奴役奴隸勞工的做法。這樣做,日本既是自保,也是重視人權、展開人權外交的第一步。宮崎正弘甚至認爲前首相安倍晉三對中國不夠強硬,過去八十多年來,日本爲了彌補戰爭罪責,在資金、技術、文化等各個方面幫助中國,對中國已經是仁至義盡,但極權主義的中國絕對不可能與日本和西方民主國家和平共處。所以,對於高速奔向“自我毀滅”之路的中國,日本唯有與之保持社交距離,才能確保不至於成爲中國崩壞時的犧牲品。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添加評論

您可以通過填寫以下表單發表評論,使用純文本格式。 評論將被審覈。

評論

中共圖謀以核武滅日
2021-07-14 09:46

近日中國大陸軍網發佈了一個網路視頻,主張“以核武滅日”。只要日本支持臺灣,妨礙中共攻臺,中共就無視當年“不對無核國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莊嚴承諾”,反復對日核攻擊,直至“日本無條件投降”....該網路視頻並未招到中共“屏蔽封殺”,應當引起日本和全世界的嚴重關切。不把中共法西斯消滅,世界絕無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