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解读 | 余杰：轻舟已过万重山-邹景雯《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

九二共识就是没有共识

在台湾，自蒋经国去世之后三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去世，如同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日李登辉的去世那样，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李登辉在台湾当代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李登辉唯一受访、资深媒体人邹景雯采访记录的《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就是一本波澜壮阔的“李登辉史”及台湾当代史。

在蒋经国死后短短两三年之间，李登辉从国民党实权派眼中的台前傀儡和过渡人物，迅速击败所有挑战者，扭转弱势局面，掌握全部实权，包括对中国政策的最高决策权。由此，李登辉启动了两岸官方的接触和谈判。

无论在任时还是卸任后，李登辉都否认有“九二共识”的存在。他的否认一锤定音，其他人怎么说都不足以动摇，因为那时两岸谈判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经由李登辉之最后裁定。本书透露，一九九二年，海基会法律服务处处长许惠佑与海协会咨询部副主任周宁在香港举行会谈，中国提出“一个中国”的五种表达方案，台湾也提出自己的五种表达方案，双方各执一词，并未取得任何共识。当时，任陆委会副主委的马英九表示，“台湾不会接受不加注明的一个中国，中国如果想用一个模糊的概念吧我们吃掉，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可是，多年之后，当上总统的马英九却迅速变脸，向中共屈服，承认“九二共识”，并以之作为其主要政治遗产之一。实际上，正如本书所论，当时双方达成的唯一共识是：口头各自说明立场。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它对台湾来说可谓生死攸关——“若非要说九二年两会有共识，最真实的叙述就是‘没有共识’。”而九二年两岸会谈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搁置争议，即使双方看法不同，可以先将政治问题摆在一边，选择商谈某些有关两岸人民权益的具体事务，并促成此后的汪辜会谈，这才是两岸良性互动之道。

李登辉以弱胜强，在攸关台湾的生存与尊严问题上寸步不让，甚至还主动向中国打出民主牌。一九九三年，汪辜会谈顺利在新加坡登场，双方达成四个协议。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后，双方又在一九九八年复谈。当时，李登辉告诉前往中国的辜振甫说：“这次去，一定要谈台湾的民主，并且在国际文宣上强调主权对等，这两个法宝缺一不可。”果然，辜振甫在与江泽民会谈时，完全遵循李登辉的指示，俨然就是李登辉的分身与江泽民展开对谈。辜主动提出台湾的民主成就并提出与中国分享民主经验：“台湾五十年来民主化的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水平，世界潮流告诉我们要走上民主、自由化，才能使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经济发展。谈民主，不是说大陆一定要接受台湾模式的民主，而是假如要走民主，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台湾的民主是不是一个尝试成功的例子？彼此可以切磋。”江泽民被迫处于守势，充分发挥其戏子插科打诨的本色，先是背诵了三分之一篇幅的孙文遗嘱，然后说民主自由也是共产党的理想，进而反问：“你看我像是一个暴君吗？你看我，是很开明的。”江又说：“十二亿人都要去民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怎么个选法？我们还有一亿多是文盲啊。”江不敢直接否定民主的价值，却以“中国特色”来搪塞，其说法近乎无赖。

从“特殊两国论”走向“新共和”

一九九七年七月九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提出两岸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之“两国论”，此说法震惊两岸及国际社会，引发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以及美国方面的严重关切。当时，国民党高层八成以上的人都不同意李登辉的这一说法，但台湾社会则有超过八成的民意表示支持，国民党已然严重脱离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于是李登辉是直接诉诸民意，从民意中汲取力量，巩固其在国民党中央的权力。当年八月，与政界及企业界人士会谈时，李登辉再度强调说，提出“两国论”，不是为自己的名声地位，而是出于宗教的道德勇气。

过去人们谈论“两国论”，通常只是将其当做李登辉对抗彼岸共产党政权吞并台湾的野心的一项外交政策。实际上，李登辉的“两国论”还有另一种想象——这未尝不是一次极佳的启蒙运动。他要“发明”的，不仅是国家、民族，更是一种正在台湾巩固和进化的“新共和”政制。李登辉后来说：“我讲了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这个定位现在就已经确定了，两岸必须是对等的，国际应该重视，并广泛讨论。”李登辉当时在谈话中显露的强烈历史感，在其卸任后，完整在新着《亚洲的智略》一书中得以呈现：“现在的中华民国不再是以往的民国，而是拥有崭新内涵的新共和。”在此意义上，“两国论”是李登辉留给台湾最重要的、至今仍在演进中的政治和精神遗产之一。对此，邹景雯评论说：“台湾究竟在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宣布为新共和？这一代人或许没有办法给出答案，但是台湾是否会按照这条道路一点一点的匍匐前进？完全端赖于全体台湾住民是否能够形成沛然莫之能御的国家共念，而李登辉则在国家元首权力行使的最后一刻，努力的向空中抛出了理想之球。”李登辉是台湾的“新国父”，实至名归。

中共对李登辉的“两国论”恼羞成怒，从此将李登辉当做罪该万死的、“分裂祖国”的“民族罪人”，对其展开长时间的口诛笔伐。李登辉在暴风骤雨中岿然不动，让中共奈何不得。过去，中共视两蒋、国民党为其手下败将，这一次才发现李登辉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台湾人居然如此难以对付。因为李登辉除了人格力量之外，更有宗教信仰和观念秩序的力量。李登辉一生深受基督信仰及日本武士道精神之浸润，对人世和政治常有超越性的思考，这是其迥异于一般政治人物的优势。中共党魁江泽民在与美国总统小布殊会谈时候，声称自己读过圣经，但观察其言行，哪有一点“爱人如己”的宗教情怀？

李登辉是第一位超越“统独”这种思维和表述模式的台湾国家元首。他打破了“统一”的神光圈，他在台湾开启了一种崭新的「公民人文主义」，以及奠基其上的“新共和”的政制。如曾昭明所说，就此而言，台湾独立，最终必然要关联着这样的梦想：台湾人将与世界其他的人们一起，将人类的历史继续往前推进。台湾由此成为东亚乃至全球的一股必不可少的良善力量，为世界贡献出一种具有台湾特色的新公民文化。在全球抗疫的时刻，台湾抗疫的成功，已然让世界刮目相看。

以小搏大：李登辉的对美外交

李登辉曾对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说：“我没有枪，拳头也小粒，在国民党中我也没有小圈圈，可是却能延续，支撑到今天的原因，我想是我心中的‘人民的声音’。台湾的人民期许我，我一直这么想：‘我一定要做到！’”这说得当然没有错，却也有场面话的意思。实际上，李登辉也有极为厉害的权谋术，他不仅在后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而且从容应付台湾岛内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及民进党的挑战，甚至以小国领袖的小赌注周旋于美、中、日三大国之间，二两拨千金且游刃有余，不能不说在台湾乃至东亚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伟人当然有伟人的孤独。李登辉生前常常说：“一个人爬到观音山顶往下看，就宰羊了。”对此，邹景雯评论说：“孤独、恐惧、苍凉，基本上都是领导者的同义词，而领袖魅力如何产生？应该是站立尖顶仍能咬牙苦撑，不能脚步犹疑退却，不能使人看出害怕。”

本书有专章记述李登辉与美国展开外交折冲过程的艰辛与突破。李登辉全面执政的重要阶段，与美国民主党总统柯林顿的任期重合，而柯林顿执政时开始了与江泽民的蜜月期，因此李登辉在中美两大国的阴影下，宛如戴着镣铐跳舞，相当辛苦。

一九九四年，李登辉赴中美洲和非洲访问，过境美国夏威夷，当时美国不允许他在境内过夜，只安排到空军基地的一个小房间休息，并由一个上尉阶级的军官接待。受此有损国格的羞辱，李登辉拒绝下机，以便服接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发出无声抗议。

这件事经由媒体报道后，引发美国国会和民众哗然——一个头号民主大国，居然受独裁的中共政权之胁迫，羞辱一位民主盟国的国家元首。由此，台湾得到美国民众的无限同情，这股压力让次年李登辉受邀到母校康奈尔大学演讲的行程得以成功实现。李登辉的那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世纪性演讲，以台湾经验、主权在民阐述台湾的政经成就与国际处境，打动了在场的美国大学生以及电视机前无数美国民众的心灵。

李登辉多年后回忆说：“政治本来就是看人在玩的，如果束手就擒，台湾永远没有机会。”他事先没有将讲稿交给美方过目，“怎么样都没有理由把讲稿拿给他们审核”，更不能“自我审查”和“自我消音”。蚂蚁在大象面前以不必自卑，大象需要蚂蚁，蚂蚁能做到某些大象做不到的事情。在台美关系中，台湾不单单是被保护者的角色，台湾是亚太第一岛链的关键一环。台湾虽小，美国若失去台湾，几乎就等于失去半个亚洲。李登辉清楚地知道台湾的价值和分量。

李登辉种下的种子，多年后终于开花结果。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智库「威尔逊中心」举办的首届马勒克公共服务领袖讲座上致词，毫不客气地从各方面严厉批评中共的独裁暴政，并二度提到台湾，强调台湾是「是世界主要贸易经济体，更是中华文化和民主的灯塔」。彭斯表态说：「我们与台湾站在一起，捍卫台湾得来不易的自由。」李登辉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听到美方终于如此全面肯定台湾，应当倍感欣慰吧？

李登辉与李光耀为何分道扬镳？

李登辉在一九八九年就任总统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是没有邦交的新加坡。新加坡媒体为避免刺激中共，以“来自台湾的总统”称呼他，李登辉则说出“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名言。那时，李光耀毛遂自荐充当两岸的调解人，以此提升他个人和新加坡的国际地位。李登辉也乐得给他这个顺水人情。

李登辉与李光耀是同代人，也都是小国的政治强人，他们在国际社会发挥的影响力比他们执政的国家的实际实力更大。换言之，他们将支撑其政治影响力的国力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之后的执政者，再无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后来李光耀看到中国日渐崛起，开始偏向中国，鼓吹两岸统一。李光耀对李登辉说，台湾应当承认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未来一定会迈向统一。美国人不可靠，将来有一天会抛弃台湾，台湾不应该相信美国的保护。然而，新加坡比台湾更小，新加坡也是一个华人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为什么新加坡不愿跟中国统一吗？为什么新加坡自己要在军事和政治上与美国结盟呢？李光耀服膺中国儒学，难道不知道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吗？当时，李登辉回应说：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进行民主化，充分自由民主之后，台湾前途应由全体人民决定。两人逐渐话不投机。

一九九四年之后，李光耀公开批评李登辉在两岸统一问题上不具诚意。二零零零年九月，李光耀访问台湾，会见新任总统陈水扁，抱怨说李登辉“曾经伤了他的耳朵”。二李不再会面。有趣的是，就在李光耀访问台湾前夕，有美国共和党重要人士访问台湾，告诫台湾领导人说：“千万不要太过李光耀当调停人，与其找李光耀，还不如找韩国金大中。”可见美方对李光耀不以为然。

李登辉晚年如此评论李光耀说：“李光耀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时，他替日本人做事，连俘虏的收容所都做过。他的思潮很妙，个人成分较强，例如他希望他的儿子来接班，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观念。为什么自己做总统，儿子就要做总统？这样不是太好。”李光耀宛如亚洲式家族企业的开创者，将新加坡看做一个庞大的企业，这个企业是其家族私有的，这跟作为“民主先生”的李登辉的观念当然格格不入。

对于李光耀倡导的“亚洲价值”，李登辉也不以为然。李登辉说：“亚洲确实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应该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没有白人、黄人、黑人的区别，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国人受到专制的影响，容易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推一个概念，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多少与之有关。他叫了很多中国人、儒教专家到新加坡制作教科书，在我看来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亚洲价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亚洲其他的地方，人民的要求不是这样的。”

对于反民主的、虚无缥缈的亚洲价值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有一番深入批判与驳斥，与李登辉的看法英雄所见略同。森指出， “尽管不同的实证研究所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现在对于‘起促进作用的政策’的一个清单已经有了充分的共识，其中包括：开放竞争；运用国际市场；高识字率和高就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对投资、出口和工业化积极性的公共支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上述任何政策与更多的民主不兼容，或者这些政策实际上必须要靠正好出现在亚洲一些国家的权威主义因素来维持。”尽管人们对亚洲四小龙有不同的名单，但对于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泰国以及后来的越南、马来西亚而言，其经济起飞的秘诀绝不是儒家伦理，而是自由市场经济。森坚持“以自由看待发展”，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系统的学术清理，也作出了较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解构。

果然，在不久之后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李光耀本人承认，在全球经济和网络时代的要求之下，“儒家”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差不多变得过时了。李说，事实上，新加坡和香港在应付金融危机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

李光耀没有将新加坡带往民主之路，新加坡至今如同一所一切井井有条、繁花似锦的幼儿园——但也仅仅是幼儿园而已；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登辉将政治和经济基础以及国际环境都比新加坡更孱弱的台湾带向了民主之路，使台湾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二李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评价，高下立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