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余杰：中國人權狀況跌至歷史新低

就在中國再度佔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理事國的座椅之際，中國的人權狀況跌至文革以來的歷史新低。大量因言獲罪案件和普遍使用酷刑，讓中國人瞠目結舌、莫談國事；對人數多達數千萬的、比歐洲人口最多的德國還要多的少數族裔和宗教信仰者的迫害，已然常態化——維吾爾穆斯林將可蘭經扔進河中，被下游的異國居民拾到；基督徒在網上販賣聖經及相關書籍，亦被判處重刑，即便是官方三自教會的網站，也將“基督”兩個字遮蔽掉或用拼音字母“JD”替代之。

劉曉波生前曾期望他本人是中國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然而，他沒有想到，在他成爲殉道者之後，中國的文字獄如春風野草、遍地狼煙。一些昔日並不構成文字獄的文字和行爲，在習近平時代卻被控以重罪，且對家屬的迫害變本加厲。

2020年5月30日半夜，五十多名武警包圍雲南楚雄一棟居民樓，逮捕了85後詩人王藏，罪名爲“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初，劉曉波也被控此罪，但劉曉波是零八憲章的起草者和組織者之一；而王藏是一名並不具有廣泛公共影響力的小衆詩人，只是寫了幾首讀者寥寥無幾的諷刺詩歌，就成爲此罪的又一名犧牲品。王藏被抓後，爲其伸冤的妻子隨即也被抓——在劉曉波案中，劉霞雖被長期軟禁，但並未被抓捕及控以重罪；但在王藏案及王怡案中，王藏的妻子王利芹和王怡的妻子蔣蓉都被抓捕並被控以重罪，這是中共極權統治升級的重要信號。

王藏夫婦被捕後，四個孩子的生存陷入絕境：四個孩子由奶奶獨自照看，被圍困於家中，與外界隔絕。大兒思夢今年八月左手曾骨折；小兒思梵患淋巴炎腫大；好心人快遞去的日用品遭到沒收；王藏的表哥被帶到派出所，訊問兩天；王藏母親的智能手機被警方沒收，換給她只能打電話的老人機；王藏夫妻的銀行卡被扣，保險公司報銷的醫藥費無法取出。中共要株連九族、趕盡殺絕。

1980年代出生的女性公民記者張展，是年輕一代維權律師。她從復旦大學碩士畢業後，本可成爲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卻選擇做人權律師。被取消律師資格後，她在網上批評共產黨一黨專政，遭警方約談、傳喚及威脅。2019年，張展因在微信等網絡平臺轉發香港“反送中”抗議視頻及文圖數據，並以行爲藝術的方式聲援香港，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期間被兩次做強制性“精神病鑑定”。蘇聯政權曾將異見人士當做“精神病”處理，此做法在習近平時代廣泛使用。

2020年，武漢肺炎疫情氾濫，張展親赴武漢做疫情報導。5月14日，她在武漢某賓館被警方帶走，次日以“尋釁滋事罪”刑拘。6月19日，被以同罪名正式批捕。在被關押期間，張展以絕食抗爭。看守所內每天有兩至三個人將她按住，強制灌食。在中國監獄中，連絕食的自由都沒有，政治犯更不可能像曼德拉那樣通過絕食爭取到某些自由權利。

另一位維權律師余文生，因爲言論招致“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4年。余文生是2015年“709大抓捕”案件的辯護律師之一，曾爲王全璋等多名同行辯護。在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開幕當天，他發佈一封名爲《建言中共十九大罷免習近平、全面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公開信，當夜即遭到抓捕。

余文生在獄中飽受酷刑，健康狀況持續惡化。據其妻子許豔透露介紹，家屬至今無法與被關押在徐州看守所的余文生會面。律師在會見時發現，余文生右手傷勢明顯惡化，並連續咳嗽20多天，右邊的一顆大牙掉了，左邊的牙齒不能嚼東西，很難喫飯。

被中共控制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不會討論王藏案、張展案和余文生案。但是，中共的惡行不可能永遠被遮掩在鐵幕背後，越來越多西方政府和良心人士知道中國人權狀況不斷惡化的真相，併爲王藏、張展、余文生等政治犯及其家人奔走呼號。西方民主國家需要在失效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之外，建構一個新的處理國際人權事務的平臺，致力於制止人權迫害事件，恢復人權捍衛者的自由。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