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朱兆基:中國已爲跟西方長期對抗定下方向


20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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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9430C325-B1B7-4387-93DC.jpg 美國和中國國旗(AP)

儘管美國此次權力交替前所未有地複雜,令北京沉吟至今,儘管美國新一屆總統必然與前任有明顯不同,但美國對華政策絕不會回到“和而不同,鬥而不破”的舒適期,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方式和重點上有何變化,若拜登就任,也沒有理由不保持美國朝野對華政策大轉向的勢頭。

當然,北京面臨的一些緊迫壓力可能得到舒緩,直接受益者可能包括華爲和中國的出口行業,但拜登應該也不願在知識產權、中國滲透等議題上爲對手留下把柄。因而,中國仍然要面臨不再能肆意攫取美國先進技術,以一種佔便宜的方式追趕美國的局面。在關鍵技術領域,中國還是可能面臨嚴厲的限制,如果不是完全斷供的話。

對北京而言,由於對美國兩黨一致的對華政策大調整心知肚明,因而現有的準備仍延續着應對最壞情況的設想。同時,以習近平個人的認知,中國面臨“帝國主義卡脖子”的壓力倒未必不是他效法毛主席,率領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再創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強大中國永遠屹立東方的良機。正如中國上上下下流行的一個怪圈一樣:明明中國現有經濟成就主要靠融入、分工、互利和守信來取得,卻偏偏言必稱“關鍵技術外國是絕不會賣給你的”。

這個偏執的觀點植根於中共與蘇聯爸爸的愛恨情仇,延續到全球化時代,根源無非還是中國一直保持着,今天更得以強化的“政左經右”的意識形態鴻溝。實際上,這個觀點極力迴避了幾個關鍵問題:

外國公司靠智慧和巨資辛辛苦苦開發的關鍵技術,憑什麼因爲與中國一談合作共贏,欲合理合法地進入中國國內市場,就必須乖乖地賣給中國,並任由中國迅速培育起強大的本國產能,順理成章地拋開外方,賺得盆滿鉢滿,甚至進軍海外,擠走外國同行?

中國科研論文發表數和專利數已居世界前茅,爲何不能大批湧現首創性的關鍵技術?

中共一直以來對國際社會充滿敵意


圖爲,2020年1月18日,中國和美國國旗在北京某公司辦公大樓入口處飄揚。(法新社)
圖爲,2020年1月18日,中國和美國國旗在北京某公司辦公大樓入口處飄揚。(法新社)

中國的野心難道真的只限於國計民生重要領域能自主製造,不被外國因政治壓力而斷供嗎?世界爲什麼必須乖乖接受中國以這種不義方式建立的領先地位和海外擴張?

美國也並不以任何領域都不需要外部合作爲強國必備條件,其他強國更無什麼“最完善工業體系”的執念,一個基於優勢資源和市場競爭的全球分工體系皆大歡喜,唯獨中國終日恐懼被西方制裁和不再能獲取先進技術,這本身就是一個在價值和規則上與現有世界秩序格格不入,隨時準備反目成仇,一刀兩斷的異類形象,何以如此義正辭嚴?

當然,對這些問題,北京也從來不敢正面爭論,反而還暗自更加理直氣壯地承認:就是因爲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必須準備面對西方的制裁。

在上個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九屆五中全會上,又將“科技自立自強作爲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月初出版的《求是》雜誌還發表了習在今年4月的一次講話。在這次講話中,習提出的對策要算是中共針對最壞局面的根本措施了。

這個對策包括兩方面,一是“要在關係國家安全的領域和節點,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國內生產供應體系,在關鍵時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環,確保在極端情況下經濟正常運轉”,二是“鍛造一些‘殺手鐧’技術,持續增強高鐵、電力裝備、新能源、通信設備等領域的全產業鏈優勢,形成對外方人爲斷供的強有力反制和威懾能力”。

第一方面並不新鮮,此前中共已經出臺了砸下天文數字的巨資,以“南泥灣精神”和“大慶石油會戰”的模式,突破芯片瓶頸的宏偉藍圖。爲人忽視的是,這一條其實一點也不難做到。朝鮮現在的經濟難道不算在“極端情況下”依靠“內循環”“正常運轉”嗎?只不過中國人還習慣性地以爲這個所謂“正常運轉”還是指象現在這樣,意味着中國能基本跟上世界發展步伐,甚至在某些領域佔據先機。實際上,一旦只能靠自己,中國必然退回毛時代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科技差距,最多隻是有一個慣性減速的過程而已。但除非發生大規模戰爭或者內亂,否則中共政權並不會單純因爲這種外部壓力而崩潰,這也是很多人估計不足的。

中國要“四個自信”只能靠愚民政策


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前的中國國旗(法新社)
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前的中國國旗(法新社)

中共面臨的最大難題其實是大部分國人已經知道了真正的發展、發達、富裕、強大和幸福是什麼標準,要使他們在朝鮮式的巨大發展水平代差面前還保持“四個自信”,不二法門只能是愚民。有利條件是中國的民智本來就只是部分開啓,中共取得巨大進展的地方,正是越來越多的國人學會了面對無可辯駁的基本事實,憑藉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偏執以及畸形的思維方式,仍能活生生地得出與人類常識相悖的結論。

第二方面才真正令人震驚。習爲此甚至不惜供用江澤民發明的“殺手鐧”一詞,只是其邏輯殊爲費解。誠然,中國在高鐵、電力、新能源和通信等領域或稱得上可望具有“全產業鏈優勢”,可是在這些領域離形成西方對中國的嚴重依賴還差得很遠,已有的依賴也已迅速引起西方國家的警覺和糾正。同時,所謂“反制和威懾”,應當是指針對西方制裁,中國以在西方依賴中國的領域威脅或施以同樣的“人爲斷供”,迫使西方放棄制裁。這一領域中國最有本錢的不是稀土嗎,在這方面中國對西方的制裁已經不止一次了,可有什麼效果嗎?如果說稀土中國不具有“全產業鏈優勢”,那麼中國在高鐵、發電、光伏和風電,以及5G通訊設備,乃至手機產能等領域斷供,能對西方經濟產生同樣的壓力嗎?恐怕希望不大。

不過中國倒有一個貌似有希望的領域,疫苗。眼下中國新冠疫苗不惜拔苗助長,搶先大規模“緊急使用”,大有使防疫成爲中國在世界上又一領先科技產業之勢。可是,姑且不論技術水平,單看11月6日中國某防疫企業家呼籲中國公衆信任國產疫苗時又放言“當中國真正需要的時候,國外企業是不可能給中國一支疫苗的”,又是熟悉的腔調。

其實,早在2018年中國國產疫苗出現嚴重質量事故時就有人提示,中國在1991~2001年接受了日本政府大量脊髓灰質炎疫苗無償援助,乙肝疫苗也使用美國援助的基因技術才得以大批穩定生產和推廣。在疫苗方面,中國幾十年來一直得到了各種國際援助。

因此,只要是合理的人道援助和經貿往來,還從沒有哪個西方大國故意對外斷供疫苗等醫療產品,哪怕對某些被視爲邪惡政權的國家也沒有,這些國家有時得不到援助反而是因爲這些政權真地以邪惡的理由拒絕外援。假設中國又要以無償提供關鍵技術爲前提才允許外國援助或出售疫苗,其道德水準比邪惡政權高不了多少。在糧食安全領域也一樣,中共同樣極力向國民灌輸西方會卡斷中國糧食進口的危機感。鑑於中國的這種思維,外界能相信它一旦使世界在某方面依賴它,就不會以此要挾世界嗎?

在疫苗領域,如果中國這次真地以合法的先進技術奪得世界相當份額市場,儘管其承諾向窮國大規模無償提供,卻要求本國國民以並不便宜的價格自費接種的政策令世界瞠目結舌,西方國家仍然不會有任何抱怨。但中共在疫苗這樣的人道救災領域也將世界視爲叢林社會,既怕人斷供,又渴求世界和西方依賴自己,卻又不以這種依賴爲大國責任,自以爲可將斷供作爲與西方對抗的武器,方纔真正暴露出其與人類普世價值的對立。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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