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雙國安法下如何拍香港電影
周冠威接受本臺專訪透露過去幾年成爲政權打壓目標的情況。
唐正攝
香港進入雙國安法時代，言論自由和空間被嚴重壓縮，但仍然有不少電影人和創作者嘗試在夾縫中尋找生存空間，紀錄片《時代革命》的導演周冠威是其中之一。他接受本臺專訪時，講述了成爲政權打壓目標的情況，以及如何在困境中繼續拍電影。
紀錄香港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故事的電影《時代革命》，成爲《香港國安法》下不能放映的電影之一。《時代革命》的導演周冠威接受本臺專訪，表示“周冠威”已成爲香港的敏感詞，過去幾年曾遭遇不同方式的打壓。
周冠威說：“有一家電影院想重映《幻愛》，在門票已發售後突然說要取消，是因爲我這個名字；我的電影《一人婚禮》上映時，已做好宣傳連門票也賣光，但電影院收到政府的電話，問能不能肯定周冠威在分享時段所說的話不會違反《國安法》，並叫主辦方取消活動；我最新的電影要拍一所中學，但我在香港借不到學校拍攝，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打擊。他(政府)沒有拘捕我，我還是無罪之身，但是他困擾我的前途。在一個對人不對事的香港，我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被針對和打壓的例子，當然我不是唯一。”
合作者被捕判囚 周：他們彰顯人性光輝
周冠威早在《時代革命》公開時已做好最壞的打算，目前所謂“最壞的情況”還沒有發生在他身上，也不像其他曾參與反送中人士或社運人士，有被國安約談的情況。但他在電影中曾訪問過的戴耀庭和何桂藍，因47人案被關押多時；曾參與拍攝他《一人婚禮》電影的演員王宗堯，早前也因涉2019年七一衝擊立法會案，被判暴動罪成判囚6年2個月。周冠威以正面的態度面對自己和認識的人所承受的苦難。
周冠威說：“公開地受到打壓是彰顯邪惡的方法，把黑暗曝光有積極的意義，是作惡者需要對此羞愧，而不是受打壓的人。在監獄中坐牢的每個政治犯，對我來說是一座座的獅子山，矗立不倒，是支撐我們的根基，他們是一份光，他們每一個承受苦難的背後，都是一種光輝，是人性的光輝，彰顯了作惡者醜陋和邪惡。”
周冠威：選擇直面恐懼不會離港
在《國安法》下，已成爲敏感人物的周冠威，難以找到投資者和演員合作，合作的資金和工作機會被消失，他以 “沒有最壞只有更壞”，形容每天在香港要面對的處境。但他表示，沒有考慮要離開香港。
周冠威說：“面對香港現實的環境，我是極度痛苦、憤怒和沮喪，對電影業的前途我也是非常憂慮和悲觀。但每個人的選擇不同，離開香港我反而不自由，如果是因爲恐懼而離開，就算離開我也會被恐懼挾制。唯獨有一個方法，我只可以留在香港，直接面對這份恐懼，我纔可以心靈平安，因爲我抵擋了這份恐懼，能突破這份恐懼。”
新戲臺灣開拍 周冠威：找回踏實感
周冠威今年嘗試在困局中尋找新出路，把講述學童自殺問題的新電影移師到臺灣拍攝，在臺灣順利找演員和拍攝團隊，並已完成所有的拍攝工作。他笑言，自己是在拍臺港合拍片，又說，在臺灣拍攝能讓他找回久違的專注和平安。
周冠威說：“因爲香港有很多東西都被取消，我的很多同行和舞臺劇團曾試過，已答應借的場地突然說取消就取消，已落實了的事可以隨時反口，這種感覺讓人很不安。可能經歷太多的取消，拍這部新電影時我也是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不知道會不會又被取消或不讓我出境。當飛機踏上臺北的土地時，有一種很踏實的感覺，我從來未如此的踏實，我知道這部戲不會再被取消了。我可以專注拍攝，這是我在香港拍攝不能有的感受，這就是香港和臺灣的分別。”
周冠威表示，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在雙國安法下，除了他，還有不少香港電影人在沮喪中，繼續懷着盼望在堅持創作，他想與香港電影界的同行者一同努力，拍攝更多的香港電影。
記者：陳子非 責編：許書婷、嘉遠 網編：瑞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