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芬:六四改变韦唐仕博士的命运(图)

中国6.4镇压的23周年临近。旅居德国的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表示,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六四不仅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很多西方学者的命运。德国法学博士韦唐仕先生由于六四,而关心中国社会及历史的变迁,最后成为几乎可以说欧洲首屈一指的中国近代史专家。

2012.05.31 10:50 ET
m0531-grpf.jpg 图片: 《被折磨的龙》一书的封面。 (记者天溢提供)

一个历史事件常常改变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为人生和历史留下深刻的痕迹。以研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著称的,旅居德国的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对记者说,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的独特的震撼性在于,它不仅改变了很多中国学生、民众的命运,而且在德国学界也留下了一个历史篇章。这典型地表现在研究法学出身,而现在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专家的韦唐仕博士身上。对此,记者采访了王容芬博士。

王容芬博士对记者说,“韦唐仕先生从六四他就开始关心起中国人权来了。他过去和马汉茂先生一起为六四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出过书。特别是对魏京生先生有过很多帮助, 到处呼吁奔走。”

一九九五年,韦唐仕博士和魏京生的妹妹魏姗姗共同翻译编辑出版了德文版魏京生的自传。此后韦唐仕博士继续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王容芬博士说,“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人权的书,叫《被折磨的龙》。二零零二年开始写,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出版。

这本书从中共党史写起,重点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很系统地摆出大量事实,统计数字,他提出的整死的、饿死的、逼死的、打死的、被迫害死的人数是七千三百多万。他对毛泽东是直指,独裁暴君!他从六四开始就发奋系统地研究中国人权,等于一份系统的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权报告。”

这本书获得了二零零五年国际人权组织的出版奖。王容芬博士说,此后,韦唐仕博士又在一个具体的案例中研究了中国的人权问题。“紧跟着这本书出版的第二本书叫做《一贯道》。他把一贯道作为会道门受到的残酷迫害的大量事实列举了出来。然后反衬对比一贯道在台湾的情况。在台湾一贯道是作为正宗宗教有信仰自由的。”

在这之后,韦唐仕博士由一贯道的对比研究,继而转向对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接下来他又写了两卷本的《世界历史阴影中的中国百年共和国》这百年共和国指的是中华民国,从一九一一年到二零一一年这一百年。上卷是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下卷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二零一一年,六百多页。

去年庆祝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书,这次回到他的法学正道上来了,《从国际法的角度谈中华民国的地位》。这就是说,台湾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谈中国问题的时候,应该不分大陆和台湾,而应该是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角度,从国际法上来定位。”

为此,关于韦唐仕博士,王容芬博士最后评述说,“本来我对德国汉学界非常失望。因为德国汉学家有一个很坏的传统,趋炎附势。纳粹的时候,汉学界是学界最恶劣的,帮助纳粹迫害犹太人。但是像韦唐仕这样的人,既不是汉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他就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凭着自己的良心在做事。从六四开始,中国人权开始,他一路走下来,没拿别人一分钱,都是自己在投入,所以这个人真的是不简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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