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法》出臺 學者擔憂落實難度大


202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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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1020.jpg 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生物安全法(中國人大網)

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由於中國防疫工作不到位、信息披露缺失,導致疫情全球爆發,促進了中國相關立法工作全面提速。近日,針對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實驗室生物安全等方面作出明確規範的《生物安全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有學者認爲,完善立法是進步,但在法律的具體落實方面仍存在很多問題。

受新冠病毒全球爆發影響,今年二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強調,“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體系”,要加快制定相關法律,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10月1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生物安全法》,該法共計十章八十八條,聚焦生物安全領域風險,完善生物安全風險防控體制機制,進一步明確了中央國家安全領導機構、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建立生物安全工作協調機制的職責。

 

 

旅美憲政學者、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所長王天成認爲,生物安全風險防控體制涉及的相關部門單位極多,“長官意志”權重過高,在兼顧現有部門職能的前提下,統籌協調以落實法律的難度較大。

“如果在信息公開透明方面有些細化是值得歡迎的,但還是一個執行的問題。中國所有的法律都會碰到這個問題。體制本身的改變也不一定會保證這種法律得到非常好的執行,還和領導人的責任心有關係。有的領導人出於政治或者其它方面的考慮會阻礙信息的流通。”

王天成認爲,《生物安全法》只是對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在應對疫情突發的聯防聯控職責做出了規定,但在對社會公衆準確、及時披露信息方面仍有漏洞。

王天成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2003年抗擊非典期間,中共中央撥鉅款建立新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全國各個級別的衛生機構均被授權聯網,以及時上報傳染病例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然而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年初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表示,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網絡直報系統的啓用沒有那麼早”。直到1月20日新冠病毒肺炎被國家衛建委納入《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時,該系統已失靈28天。這說明,有好的系統或法律,如果不去使用和執行,等於沒有。

武漢疫情初期,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因披露疫情信息遭到打壓。武漢政府也存在瞞報、謊報等問題。 《生物安全法》 第九章對此作出明確規定,醫療機構、專業機構或者其工作人員瞞報、謊報、緩報、漏報,授意他人瞞報、謊報、緩報,或阻礙他人報告相關傳染病信息,由政府有關部門給予警告、暫停執業、吊銷相關證書等處罰。

中國憲政學者陳永苗告訴本臺,《生物安全法》的出臺將應對重大突發疫情的爭議做法合法化,是一種立法衝動。他認爲,應明確劃分緊急狀態與和平狀態的界限來落實法律,以保護民衆的隱私和個人自由等權利。

“立法的層次太高,在特殊的疫情期間很多做法需要損害民衆的權利和利益,以及自由度作爲條件,在疫情的情況下是可以忍受的,但以立法的方式將未來的這些做法變得常規化和合法化,這個立法下手比較重,會帶來很多社會反彈。”

 

資料圖片:封城期間的武漢街道(美聯社)
資料圖片:封城期間的武漢街道(美聯社)

 

今年1月23日凌晨,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下達封城令。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倉促封城以及封鎖小區,造成的人道災難當時在網絡上有目共睹。如果將這種做法合法化,則並非理想的防疫措施。

陳永苗認爲,雖然該法規範了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的職責,但政府和有關部門在具體實行時有更多的規避法律風險的操作空間。

“中國這個體制本身就是你立法立得再多,原來怎麼運行的後面還是怎麼運行的,立法只是給大家增加一點難度,但還是有辦法規避一個法,以前出現的問題將來照樣出現。”

武漢市長周先旺在一月底曾公開暗示,疫情初期信息的不及時披露與上級不授權有關。他認爲武漢政府不該獨立承擔責任。顯而易見,即使有法律爲基石,但中國各個政府及部門互相推諉責任,職責分割界限模糊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肖一冰華盛頓報道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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