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垃圾回收遇阻：与官员政绩有关

3月27日，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环境法研究所”（ELI）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就中国垃圾治理问题，举办研讨会。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垃圾回收遇到的障碍，与官员考虑自身政绩有关。

中国每年产生巨量垃圾，其中有害垃圾大约有1亿吨。而垃圾处理能力落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垃圾得到妥善处理。这是美国“环境法研究所”律师、中国项目主任刘卓识在3月27日的研讨会上，公布的数字。他表示，这引发了其他问题，例如，上星期江苏盐城的化工厂因为固体危险废物仓库着火发生爆炸，迄今已造成数十人死亡。

刘卓识指出，按照2015年开始实施的中国新《环保法》，中国非政府组织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向法院提起环保公益诉讼：在市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不过，实际提起环保公益诉讼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屈指可数：

“按字面看，中国有700多个非政府组织有资格提起环保公益诉讼。但是迄今为止，大部分的公益诉讼是由不到5个非政府组织提起的。因为第一，它们缺乏资金；第二，它们缺乏法律和环境科技专长，并且也缺乏相关数据。”

刘卓识说，在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确实力图保护当地税收来源，但是有趣的是，有时非政府组织收到的环境违法线索，却恰恰来自地方政府。特别是在江苏、浙江等中国东部富裕省份，近年来发生了多起环保事件。不过，有时地方政府官员向非政府组织爆料当地企业的违法行为，并不是完全出于环保考虑，而是可能出于税收考虑:

“1980年代初，这些省份还比较穷的时候，当地政府给化工企业和所有的工业投资者很多优惠政策。但是30多年后，这些公司效益变差，缴税变少。地方政府想用能带来更多税收的新投资者，来替代这些旧的公司。所以，环保公益诉讼成了一些地方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他们试图利用非政府组织，把老‘住户’赶走。”

华盛顿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中国环境论坛”主任吴岚（Jennifer L.Turner）指出，尽管中国很多人反对在当地建垃圾焚烧厂，但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垃圾焚烧厂会越来越多。

吴岚认为，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应优先考虑回收，而把焚烧作为垃圾处理的最后方式：“可以先从垃圾产生的来源着手，从处理垃圾的人员着手。焚烧，应是处理垃圾的最后方式之一。”

吴岚认为，垃圾焚烧厂等基建项目开建前，有关部门除了要做环评报告还应该跟社区对话，倾听公众意见。

上海纽约大学环境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李逸飞在星期三的研讨会上指出，上海政府斥巨资推动垃圾分类，在很多办公场所和住宅区外，安置不同色彩的垃圾箱，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但目前收效甚微.。因为垃圾车会把所有的垃圾一股脑收走，人们先前自觉对垃圾进行分类的努力付之东流。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其他城市也广泛存在。

李逸飞对此分析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主要归住建部门管理，而工业固体废物主要由环保部门监管。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的回收率肯定有所不同，这令官员们出于政绩考虑，普遍抵制垃圾分类和回收：

“因为如果你真想引入垃圾回收，你就得引入相应的量化机制。而一旦量化机制被引入，有人就得为低回收率负责，这会影响到他们的仕途。”

垃圾回收在中国遇到的另一障碍是，利用垃圾发电的焚烧厂，被视为绿色经济的“支柱产业”。出于政绩考虑，环保官员力图扩大垃圾发电焚烧厂的规模和数目，并增加可焚烧垃圾的数量。而这，与垃圾回收是矛盾的。

记者：林坪  责编：何平  网编：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