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與中國的“工具化”教育


201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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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15-sy1pfsr.jpg 圖片: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法新社資料圖片)

目前正是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公佈獲獎者名單之際。日本的科學家大隅良典獲得今年的生理或醫學獎。有外國媒體發文說,和日本相比,中國諾貝爾科學獎項的獲獎人數少得可憐。在中國大陸學校教育出來的人,獲得醫藥獎的人只有屠呦呦一人。作者認爲, 中國大陸的教育已經“工具化”,培養不出有創造性的人才。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19月5號發表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 周健的文章,題目是“諾貝爾獎於中國的‘工具化’教育”。作者認爲,今年10月3日,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宣佈,將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日本科學家大隅良典,以表彰他在細胞自噬機理研究中取得的成就。發佈會結束後,中國一家媒體的記者在採訪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委員會主席朱琳•吉拉斯時問,大隅良典的“細胞自噬機理”有何應用前景?吉拉斯面對這個有點“外行”的問題回應說,儘管在未來有各種的可能性,但大隅良典的工作實際上是在更爲基礎的層面讓人們理解細胞的工作方式,並不是專注於應用。這位中國記者的問題可能有些“結果導向”。在中國大陸,很多時候人們只問結果。不少堅持自己的理想,卻最終一事無成的人,經常受到嘲笑。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對此表示,中國的教育和科研都存在嚴重的結果導向,

“中國的教育和科技太注重實用性,強調能夠注重經濟發展的主戰場,因此忽視了基礎科學的研究。“

事實上,很多基礎科學理論在它被發現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會有什麼實際應用,胡星斗教授說,

“但是人們會大致猜測到今後會有可能改變科技或者是產業方向,具有巨大的應用價值。但是在當初科學家並沒有本着功利的目的去研究,

可以帶來多大的經濟效益。西方國家和日本目前都十分重視基礎科學研究,而中國卻更注重帶來短期經濟效益的科研項目,這是一種短期的眼光,因爲基礎研究可以帶來意義更爲重大的發現。”

文章說,早在啓蒙運動時期,歐洲公共知識分子在對中世紀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思中就認識到,一個有價值的行爲並不是由隨之而來的結果構成,而是由完成這一行爲的意圖構成。人類的社會倫理必須超越結果導向的簡單驅動。

胡星斗教授認爲,中國文化在傳統上都比較重視實用性,

“中國的四大科技發明都是實用基礎,但是中國古代在基礎科學理論上的建樹並不多。”

文章說,1949年,日本人湯川秀樹成爲日本第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此後,日本在上世紀共五次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在2000年以後的16年間,日本共有17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獎人數僅次於美國。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對此表示,日本在進入21世紀後,幾乎年年都有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

“而中國境內只有屠呦呦一人,而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究其深層原因,第一個是中國的教育制度是應試教育,只要求學生死記硬背,沒有培養他們獨立思考和創造力。”

文章認爲,2000年以後,日本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科學家基本上都是二戰後開始上學的青少年。日本二戰前和戰後,教育原則有着本質的不同,前者是把人當作“愛國工具”來培養,後者是把人當作“人”來教育,把教育孩子什麼是做“人”的德性,放到了第一位。

孫文廣教授指出,中國大陸教育具有工具化的傾向和中國政治體制有關,

“共產黨就是要把人教育成黨的馴服工具,這是他們的一貫口號。一個人一旦成爲黨的馴服工具,黨叫幹啥就幹啥,他還有什麼獨立思考的能力,還有什麼創造性可言?”


(記者:高山 責編: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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