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中心有关中国当前劳工状况的研讨会

2006-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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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三举办有关中国当前劳工状况的研讨会,讨论中国的就业、劳工迁徙、劳工福利等方面的情况。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首先在研讨会上发言的是原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鲍特利尔。他说,中国的劳工状况有进步,但问题不少:

“中国的劳工问题很严重,但是25年前的情况要严重得多。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1978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劳工市场,农村劳工都在人民公社干活,城市劳工都在政府控制的单位工作。那个时候谈不上劳工的流动和公开的招工,有一份工作就有了铁饭碗。所有的商品价格和工资标准都由政府确定。而今天,中国有了一个劳工市场。90年代城市住房私有化之后,劳工的流动自由一些了,户口制度和单位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事分配制度不再实行了;商品价格和工资标准开始由市场因素来决定。大约87年,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合同制,劳工市场的形成、铁饭碗制度的破产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可以解雇工人了。1995年到2003年,国有企业至少减少了4千4百万份工作。”

鲍特利尔说,尽管中国的户口制度有不小改革,但劳工的流动仍受到一定限制,农民工退休金少的可怜;城市劳工住房紧张。工人没有罢工权利,政府不允许组织西方式的工会。城市劳工多少有一些社会保险,农村的社会保险则根本不存在。劳动安全是个大问题。

贵州大学访问学者罗小鹏介绍了中国劳工的迁徙情况。他说,中国54年的宪法允许迁徙自由,但是后来取消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呼吁将迁徙自由重新写进宪法,但是政府决定不这么作。现在,政府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了,但是农民工并不能与当地居民享受同等权利。他说,中国农民长期以来被当成二等公民,社会地位甚至比不上美国的非法移民。

这位学者说,中国政府改善农民工权益的努力面临挑战:

“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困境是:如果中国强调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之间的平等权利,那就会出现大的移民潮;如果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有更大的自治权去解决问题,那就会挑战中央和地方现存的权利架构……维持目前的社会差异。”

这位学者还说,农民工进城对维持社会治安带来挑战。

美国劳伦斯大学东亚政治与经济学者弗雷泽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的福利制度”。他说,

“中国的福利制度是正在诞生还是正在崩溃?我不想绕来绕去:我的回答是,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就福利而言,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一国三制:对于1000万到1200万党政官员来说,他们还是基本享受着所有福利。免费医疗、充分的退休金等。大约5亿农村劳工没有什么福利:既无免费医疗,又无退休金;两亿七千五百万城市工人的铁饭碗被打破了。一个60年之前出生的工人很可能已经下岗,靠的是企业破产的时候厂里给的一笔钱,其中的幸运者,兴许每个月还能领到大约100美元退休金。没有下岗的工人大多是60年以后出生的;这些人的医疗保险、退休金、失业保险等等也都很成问题;这些人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公务员、党政干部可以得到免费医疗和退休金,而他们却没有呢?”

弗雷泽认为,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必须克服三种制度之间的差别,向所有公民提供同等福利。弗雷泽还说,中国领导层正在进行一场讨论:这场讨论的核心是要提高军费,还是把钱用来改善民众的福利。

致力于争取安全、公平、合法的工作条件的“真相公司”执行主任维德曼,介绍了中国南方一些出口商品加工厂的劳动条件。该公司2004年对中国南方80个这样的工厂作了调查,其中71个工厂存在超工时不给报酬的问题,有半数工厂工人的工资不足额,只有5个工厂忠实执行国家的福利法。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违规现象司空见惯。童工现象并不普遍,但的确有一些少年工工时过长,甚至违规上夜班。

星期三的研讨会是以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和科技、美国与全球经济项目的名义举办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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