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聞自由日 中國新聞界感嘆“每況愈下”


2018.05.03 11:11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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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d839cb-5655-4937-ba49-89a388563e8e.jpg 圖爲在北京第三中級法院外報道高瑜案審理情況的外國記者遭當局人員趕走。 (AFP)

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在中國官方媒體控制下的新聞人感嘆,中國目前的新聞自由度與一九八九年相比,出現大倒退。多位媒體人表示,記者因獨立報道公共事件,遭到傳喚、拘留、綁架,甚至被死亡事件,時有發生。有關強拆、環境污染、官員腐敗事件已成爲中國新聞界的禁區。

在“世界新聞自由日”當天,中國不少從事新聞工作或曾經從事新聞調查報道的記者感嘆,在壓力下,他們無法真正履行一名記者的職責,忠實報道客觀事實。比如環境污染問題、強徵強拆事件,以及政府人員以公權力壓制民衆維權等,在中國都成爲禁忌話題。

一位曾因撰文揭露官員腐敗而被羈押數月的中國調查記者,本週四(5月3日)對自由亞洲電臺稱,中國記者的“禁區”很多,諸如宗教、軍事、間諜、強拆、涉貪,以及羣體性事件,這些都不能報道。江蘇南通環保志願者徐勇,因揭露企業環境污染,需要經常與記者打交道,他對本臺說,去年五月,他和網易記者去河南武陟調查當地的污染情況,被廣源紙業的保安和當地公安抓到派出所傳喚盤查。他說:“一般羣體性事件,他們(記者)都不敢報道。我們當地的垃圾焚燒廠,因爲當地政府用欺騙的方式建造,引起了公憤,很多老百姓(因此)鬧事,這些事件新聞媒體幾乎是不報道的”。

甘肅一位資深媒體人武先生對本臺說,近三十年來,中國新聞界不自由已成常態:“因爲傳媒現在已經被奴役、被肆虐、被踐踏,(記者)動輒被抓、動輒被不自由,動輒以莫須有弄(抓)起來的比比皆是,比方前年(2016年),甘肅武威的張永生,說是在洗浴場被抓了”。

2016年1月25日,甘肅《蘭州晨報》、《蘭州晚報》和《西部商報》的三位記者張永生、雒煥素及張振國,因深度報道甘肅不久前發生的“巧克力女孩”事件,被當局先以“涉嫌嫖娼罪”,後以“敲詐勒索罪”逮捕。後在社會輿論的強烈質疑下,當局不得不放人。

同年3月10日,在中國人大一次關於立法的新聞發佈會上,美國《僑報》的一位女記者就“新聞法”提問,“中國新聞法何時完善,何時會出一個時間表?對於甘肅有記者被抓你們怎麼解釋。”人大發言人竟然以對方並非來自西方“主流媒體”爲由拒絕回答。

武先生就此表示:“傳媒不立法,傳媒人就沒有自由而言。另外在這種體制和制度之下,傳媒不可能有自由,新聞不可能有什麼所謂自由”。

三十年前,在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時代,中國政府體制內有人提出新聞立法的建議,但在“六四”之後,有關新聞立法的建議被無限期擱置。

當年在某報社編輯部擔任要職的武先生說,中國的新聞自由出現了大幅倒退:“不容置疑,肯定是退步了。八九時期的各種高招都用上了。說心裏話,(當局)有時候要立一點牌坊,現在乾脆連牌坊都不立了。不要寄希望於比‘八九’好,我斷言,在近一個時期內這種體制下,(情況)只能比‘八九’壞。‘八九’人們還敢上街說‘真事不敢說,真話不敢寫’,那麼現在你還敢上街說這種話嗎?”

中國新聞記者師濤,因爲通過雅虎發了一封政府文件給海外網站,2005年,被中國政府控以竊露國家機密,被判刑十年,2013年8月獲釋。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報告,2017年中國大陸累計有52名記者被關押,是全球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山東媒體人張先生對記者說,在政府的嚴厲控制下,不少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已經放棄對其職業理想的追求,只當成一種普通的謀生工具,令人感到失望與無奈:

“當一種現象成爲普遍的時候,它的新聞價值就消失了。所以說媒體的環境與體制有關係,有很多記者就是爲了喫飯,媒體、新聞只是工作而已”。

媒體人武先生認爲,二十八年前,中國出現短暫的思想活躍週期,纔會有“八九民運”。而近年來,中國政府部門控制新聞媒體,限制輿論的方式日趨成熟,手段也越來越多樣化。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負起改變這種現狀的責任。

特約記者喬龍 責編石山/嘉遠 網編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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