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官方媒体报道，《新形势下的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由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等人撰写完成。
旅美学者谢选骏说，党国英是在农村问题研究界有影响的人物：
“党国英名气很大，在国内影响很大，他好像也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比较自由派的。”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教授苏展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被遗忘了，这是土地腐败得以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说，一些地方干部形成利益集团，而广大农民沦为弱势群体：
“长时间，改革这三十年，农村这一块被遗忘了，任其发展。所以，在农村里面不要说法制建设，健全的组织建设其实都是特别特别成问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当地有权的人以权谋利，农民绝对是中国的弱势群体。解决的方案，一方面中央政府得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投资和注意的力度。每年第一个中央的红头文件都是关于农民的问题。这反映了中央政府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在制度建设方面，在法制建设方面，现在应该提到议事日程。现在中国老是说，我的选举是阶层的，在农村好像也是基层选举，但这里面的腐败已经不是一般的腐败。在这个意义上讲，怎么能通过法制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真正能够把中国这一大块儿、也就是中国农村这一块，纳入到现代化或法制的轨道？现在改革这么多年，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就是这些人之间是互相照顾的：有权的人，只要你听我的话，你抬我的轿，你给我互利，就行。这种利益集团存在，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苏展表示，要使农村干部奉公守法， 必须有它律和自律：
“实际上，西方的民主运行得相对比较好，他有两个方面：他律和自律。什么叫他律？一方面有法律，不但要有法律，还要有执法的力度和有效性。在中国，他律是不够健全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律是什么呢？就是舆论监督。光有他律还不行，还要有自律。任何一个体制光靠法律，人没有起码的德，光靠外面法律强加，肯定也不行。你总是会有机会钻空子的。自律就是人的最起码的道德。”
学者谢选骏说，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这就为干部的腐败开了方便之门：
“如果承包大权不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而是以政策，一个农村领导干部就可以随便加以改变的方式在那里执行的话，那他权力很大。他就可以把这个承包权取消了，把土地使用权就卖给开发商就完了，他就拿回扣。回扣等于就是转让费。等于他把转让费分成两部分，名义上的转让费给村民一点，实际上大部分落入自己的腰包。”
谢选骏表示，前苏联和东欧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可供中国参考：
“东欧和苏联是怎么做的，中国可以参考他们的经验。他们跟中国的路子相反。怎么个做法呢？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废除土地的国有化，在1990年通过了一个《所有制法》和《土地法》，90年2月通过的《土地法》，3月通过《所有制法》，12月通过的《苏联宪法》。这是在瓦解前夕，都不再强调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允许公民终身占有和继承土地。就是说比现在的中国都走得远得多。但是，它不准买卖、赠送和典押。现在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实际上允许你买卖、赠送和典押，但是他不准你终身占有和继承。他们是先正名了，中国是先不正名，就是你可以搞，把毛的那套全都废掉，然后自己另搞一套，还打着毛的旗号在那里搞。”
苏展说，他个人赞成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是一个趋势，但是需要一个长过程：
“就我个人讲，我赞成。但问题是：在中国目前的政体下实施起来，我想中国共产党会非常有困难。应该承认这个问题。如果在农村里土地都变成私有化了，那么，这可能对一党执政所带来的挑战更大。尤其是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需要长时间发展和转型的过程，我觉得农村土地将来慢慢慢慢归到农民，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是，这个过程要很长很长的。因为这里面肯定要涉及到一个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就不是海外华人或国内学者怎么想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的《新形势下的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还阐述了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村民委员会与党组织的关系这个“困扰乡村治理的难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