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與1989：疫情封控下的中國還會發生民主運動嗎？
2022 年 6 月 4 日，一名手持蠟燭和標語的示威者在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外舉行燭光守夜活動，以紀念北京天安門廣場民主抗議活動鎮壓 33 週年。
美聯社圖片
因爲新冠奧密克戎變異株在全國的傳播，中國政府在深圳、上海和北京等中心城市進行了大規模、長時間的嚴厲封控，引來了人們普遍的焦慮和不滿。這時恰逢6月4日 -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33週年紀念日。當人們在紀念那場席捲全國的民主運動時，心中也徘徊着一個問題，憤懣的民衆會走上街頭抗議嗎？八九民運還會在中國重演嗎？還會有新的“六四事件”嗎？以下請聽本臺記者王允的系列報道。
小滿（5月20日）前後，北京大學生集體抗議封控的消息傳到“黎冰”耳朵裏的時候，他已經在上海浦東的公寓樓裏禁足快兩個月了。
“黎冰”是這位八零後青年出於安全考慮的化名。封控期間他一直過得很壓抑，這個消息似乎給他提供了出氣口。他直說非常支持學生的抗議行動，“我想他們選擇在校抗議，一定是非常清楚‘權利是爭取來的，從來不會是天下掉下來的。’”
黎冰顯然是不願意服從這種封控的，但當問到他是否會採取行動反抗種種不人道的防疫政策，他卻有些退縮，“我當然想反抗，但是當那樣的電話打過來的時候，我很清楚，我拿什麼去反抗？”
“反抗”這個事情
黎兵並不是一個政治冷感的人。他出生在1989年這個特殊的年份，他說他在大學時代就已經覺醒，知道了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真相。
他曾在自己的微博上分享六四事件難屬羣體“天安門母親”網站上整理的六四大屠殺受難者名單，但這個他無比珍視的微博帳號很快遭到了永久封禁。他提到的“那樣的電話”就是當時官方打給他的恐嚇電話，這給他的心理上留下了陰影。
與他相似，大學畢業不到一年的河南青年“周驍”也在旁觀北京大學生的抗議行動，當被問到他是否會起身反抗時，他的第一反應是，他甚至沒想過這個問題。同樣，“周驍”也是他的化名，他深知中國當前對言論自由的鉗制。
但反抗這件事情對於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來說，是再正常不過了。他說，現在正是談“反抗”這個事情的時候，“正是時候，因爲我覺得這種東西雖然只是一個苗頭，但這種東西一來就會成爲既成事實。你要想談就是現在談，而且即使這個事情沒成，下個事情也會成。你看現在北京市的幾個高校都出來了。”
過去多年，王軍濤一直以紐約爲基地組織海外和國內的中國民衆進行抗爭中國專制政府的運動。王軍濤在八九民運期間是重要組織“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主要負責人，當時他年僅31歲。六四大屠殺之後，他被中國官方定性爲民運的幕後黑手，爲此遭到通緝、逮捕，後流亡美國。他饒有意味地回憶89學潮，說，“我原來經歷過80年代的學潮，它們都是從一些生活問題開始。學生看到自己的力量後，就慢慢地一次一次開始。第一次比較難，但到後面就越來越容易，越來越容易，就開始聚集起學生。”
“六四快到了”
但這次北京學生的行動似乎遠沒有達到輿論間某種隱隱的“期望值”。發生學生抗議的北京高校包括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學生主要反對的是校方差別化的封控措施給生活帶來不便，或是要求提前返鄉。稍顯激烈一點的是5月24日北師大學生抗議行動傳出的一份請願書，提出具體的解封要求後，在文末喊出了“大楚興，陳勝王”的口號。
這句口號儼然帶着“革命”的氣息。推特上有人靈敏地反應過來，喊了一句，“六四快到了。”但武漢的一位在讀大學生、同樣因安全顧慮化名成“武先生”對本臺說，這些學生的抗議不太可能演變成對民主自由的政治訴求，“因爲我們這一代大學生不像89年那時候那樣比較精英化，而且（當時）校園內整體是有着濃厚的嚮往民主自由的氛圍的。就我接觸的同學來說，大部分人其實是政治冷感，一般更關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平常有空了怎麼玩，談朋友，然後怎麼考研、找工作之類的。”
實際上，這次發起抗議行動的不止北京高校。有報道說武漢科技大學、四川大學的學生早在三月底就發起了類似的抗議行動；而緊隨北京之後，天津大學的學生在五月底也有抗議封校的舉動。但響徹在這些抗議行動上空的，主要是“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形式主義”等淡化政治對立性的口號。而校方在與學生對峙後，多從善如流，迅速調整做法，部分回應了學生的訴求。只有消息說，武漢科技大學帶頭抗議的個別學生被警方帶走。
但武先生仍然從中嗅出了不詳的信息，“不論是解封還是封校，進出都是要刷卡和登記的。而疫情前學校是自由進出的，校外人員也一樣。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因爲防疫當中的官僚主義，也是當局想借機加強對學校的控制，......其實也是起了一個維穩的作用。”
社會面缺少集體反抗
這些高校生直接與校方對峙的形式儼然有些89年時青年學生大規模上街遊行的精神，但規模有限得多。與89民運差別同樣巨大的是，社會面缺少集體反抗。
上海的封控從3月持續到5月。人們被禁足在家，不能走出自己的小區、樓道，甚至是房門；工作被迫停止，出門看病還必須層層申報審批，甚至有人因爲沒有核酸檢測結果而被醫院拒收，死在醫院門口。
一個自稱爲“上海自救自治委員會”的民間組織在5月底發出宣言，痛斥了封控期間政府所行的“專制暴政”，同時號召市民間形成蜂巢結構，在“強大專政機器碾壓”面前互幫互助，推動小區自治，主張通過選舉產生自己的居委會，讓居委會去行政化。但宣言具體建議的措施主要側重於自救自治，而沒有直接針對封控措施的反抗，更沒有呼籲與政府對抗。
在另一面，社會面的抗議主要是一些飄在空中的“聲音”。十里繁華的都市生活驟然停頓，心有不甘的上海市民在夜間敲鍋表示抗議。“上海自救自治委員會”在四月底通過網絡呼籲，“一日不解封，敲鍋不會停！”
參與了敲鍋的網名叫“齊奧塞斯庫”上海推特網友把這一民間自發的分散行動比作香港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be water”，他認爲敲鍋是自己的一種責任，“我認同一個觀點，爲衆人抱薪者，不立風雪之下。我跟他們一起做，那麼組織者，包括唱卡拉OK的人會更安全。”
一邊是敲鍋聲喧囂不已，另一邊高樓間不時傳出集體唱k的歌聲。歌聲也飄到了網上。未名網友創作的各種風格的抗議封控的歌曲一時層出不窮，有說唱的，有民謠的，也有流行的；有憤怒的，有諷刺的，也有哀嘆的。
同時，集合了上海封控過程中各羣體聲音的視頻《四月之聲》通過社交媒體得到現象級傳播，在5小時以內就被觀看了4億次。
這些踩着政府言論管控高壓線廣泛傳播的敲盆聲、吶喊聲和歌聲構成了當代中國民衆抗議政府過度封控的主流聲音。但就是這些以上海爲發源地的“飄在空中”的有限抗爭，仍有中國的網友在推特、微博等社交媒體上調侃說，上海是中國現代文明的天花板。言下之意，中國其他地方的抗議行動只會更少。
爲什麼不反抗？
在上海土生土長的“齊奧塞斯庫”分析說：“以目前中國的政治現狀來看，如果出去反抗，反而是我們這種所謂‘反對派’更加明白他們的底線在什麼地方。如果說惡法亦法，一旦突破了他們的界限，我肯定會受到他們的打壓。”
“齊奧塞斯庫”目前在國有銀行工作，他坦承，抗爭的成本對他來說是很高的。他暗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大面積封控雖然是出於控制新冠疫情的理由，其背後卻襯托着一刻也不曾鬆懈的政治高壓。
前中國人權律師滕彪分析說，這種政治高壓在習近平上臺以來達到了新的高峯，“過去也有很多異議人士、維權人士被抓、被判刑。但在習近平時代，這種抓人、判刑就非常普遍了。（人們反抗的）成本就更高了。即使是日常的喝茶、警告，包括吊銷律師執照、丟工作等也比以前更多、更普遍。”
不僅如此，中國政府對民衆的監控體系也更加嚴密。擁有超過二億監控攝像頭的視頻監控系統“天網工程”和“雪亮工程”早已覆蓋城市和鄉村。疫情期間，這一系統又與健康寶、票務系統打通，使得民衆的行動自由和個人信息被政府隨時掌控。
滕彪把這種以高科技來加強民衆監控的政治體制稱爲“高科技極權”。他曾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分析說，這種高科技極權可以溯源自六四大屠殺，中共從六四事件中學到的一個教訓就是要不惜一切代價維護一黨專政。他向本臺指出，在高科技極權之下，處於疫情封控中的民衆反抗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都是華老栓？
當前險惡的抗爭環境與1989年的光景判然有別。八十年代，學潮不止，人們也以抗爭爲己任。
今年6月4日前後，推特上又開始傳播一段1989年天安門學運期間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採訪視頻：一位頭綁紅緞的青年，騎着自行車，回頭對記者說，“去遊行，天安門廣場。因爲這是我的責任。” “這是我的責任(It’s my duty)”這句話已經成爲八九一代年輕人精神面貌的寫照。
在今天的環境下，中國民衆似乎也並非缺乏抗爭的勇氣。5月初網絡流傳的一則視頻中，上海警察要強行拉一對年輕夫婦去隔離，並威脅他們說，如果拒絕，會影響到他們三代，但這位青年男子回懟說，“這是我們最後一代。”
青年的決絕與悲愴顯示出他不甘被權力擺佈，視頻一時在網絡上被瘋傳，被很多人視爲是現在年輕人精神面貌的代言詞，但也透露出反抗的無奈和被動性。這也許就是八九一代和當代年輕人的不同。
同時可以看到，反對或反抗並沒有成爲普通民衆的共同傾向，在社交媒體上，也有大批網民表現出對封控並沒有多少異議，甚至對之點贊，認爲這些做法增加了他們的安全感。
目前旅居日本的前中國央視節目主持人王志安最近在視頻分享平臺Youtube上提及他在疫情期間回中國的一次旅行：河南兩天一次的核酸檢測，他自己深懷恐懼，周圍的國人卻若無其事；而上海實行入戶消殺，普通民衆卻對這種嚴重侵犯個人私權的行爲相當配合。
王志安認爲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疫情期間各種防疫措施是漸進的，讓中國民衆失去了對權利丟失的警覺；更重要的是，“當民衆對權力的邊界和權利的意識不清晰的情況下，別人的反對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意義，甚至會把他們嚇跑。”
他提到了魯迅鞭笞國民性的小說《藥》，被革命者夏瑜的口號嚇跑的茶館老闆華老栓，在夏瑜被砍頭後，買了沾夏瑜人血的饅頭，給兒子治病。
但滕彪認爲國民性並不是主要原因，“最關鍵的還是，中共的宣傳手段和洗腦手段還是非常有效的，非常強有力的，這也導致了民衆對自己的權利缺乏清晰的認識。”
單一指標下的封控
用國民性來論證中國公民的不反抗似乎並不難找到證僞的依據。在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中，數百萬學生和普通民衆走上街頭，直接對政府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希望推動經濟自由化、民主和法治。
與此同時，中國民衆所面對的疫情封控機制卻似乎還在不斷強化。海外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爲，“這都是在搞個人崇拜很厲害的時候纔會出現的，甚至可以懷疑在江胡時代是否會出現這種情況。在習近平這個時代，定於一尊，不準妄議，有這樣的條件才能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胡平勾勒出的政治邏輯是，在今天的中國政府上下已經沒有人敢於提出對嚴厲封控措施及其背後“動態清零”方針的不同意見。自2020年新冠從武漢爆發之後，“動態清零”似乎成了中國政府的定海神針。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多次爲這一政策背書。
胡平分析說，今天的清零政策及其背後的政治邏輯更類似於1950年代末大躍進時期，“特點就是他把單一的指標置於壓倒一切的地位，其餘都爲那個單一的指標服務，結果造成得不償失，次生災害大過了災害本身。”
1958年，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領導層發起了工農生產“大躍進”，意圖在經濟上趕超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行政指令的驅使下，工業進行全民大鍊鋼；農業上也大放“衛星”，甚至有鄉村謊報糧食畝產量12萬斤。
與此同時，農村地區還全面限制農民基本權益，實行人民公社制度。但違背經濟、社會規律的蠻幹，造成資源過度開發、生態嚴重破壞，並最終釀成1958-1962年的大饑荒，導致約1500萬至5000萬人不正常死亡。
與大躍進時期相比，不難看出，今天以“清零”爲目標的疫情封控政策多有相似之處。“它就是把清零這個指標放在第一位，到頭來造成了只有新冠纔算病，別的病都不算病，只有新冠死人才算死人，別的原因死人都不算死人。地方領導人明明知道這麼做會造成其他方面的損失，但是他不在乎，因爲上級只看你新冠方面的指標，”胡平分析說。
雖然中國現階段流行的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已被研究廣泛證明具有較低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並且病毒無法清零也已是常識，但“動態清零”的政策依然催迫着上海實行嚴厲封控。不但普通市民被禁足在狹小的生活空間，構成上海這座城市血液的公共服務也基本停擺。
2600萬上海居民因此經歷了長達兩個多月的求醫困難、物資短期以及各種心理問題。同時，大量工業和服務企業停擺，成千上萬的工作者失業。上海的封控更讓其經濟腹地長三角地區的供應鏈陷入癱瘓。
但中國政府顯然不願意就此收手。上海6月1日宣佈解封后，中國官媒《人民日報》6月2日就發表社論《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強調3月以來中國與奧密克戎變異株艱苦卓絕的鬥爭充分說明，“動態清零”是中國控制疫情的“法寶”。
動了喫瓜羣衆的奶酪
但“法寶”的掌舵人似乎沒有意識到，這種種的做法正在讓中國共產黨面臨新一輪的合法性危機。
上海人齊奧塞斯庫感覺，這次上海的做法動到了大多數人的奶酪，“大部分人都被封控在家，一開始一段時間甚至買不到菜，一天三頓都要考慮一下。其實本來上海人，或者說中產階級的人不會有這方面的顧慮，但這次都會有。所以我肯定覺得，自己的權利受到了侵害。”
個人自由被剝奪、對經濟生活失去掌控，甚至連生存權都沒有保障，這讓很多原本“莫談國事”的人開始反思國家的政治。
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中共政權實際掌舵人鄧小平以1992年南巡講話爲契機，推動中國走向政治封閉、經濟開放的道路。外界廣泛認爲，中國共產黨與普通民衆由此達成了默契，以經濟發展換取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普通老百姓傾向於遠離政治，只謀經濟生活。但現在這一默契似乎被打破了。
身在紐約的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分析說，這次習近平是得罪了底層民衆，“一個就是他這次防疫的做法真的是把喫瓜羣衆徹底得罪了，也就是底層老百姓；還有一個就是現在李克強出來講保就業。如果出現老百姓喫不上飯，經濟生活不好的時候，反過來就會找習近平算賬。”
經濟生活的現狀就是，封控造成的經濟塌陷效應還在逐步顯現。上海統計局公佈的4月份經濟數據顯示，當月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比去年同期下降60%，出口值也下降了一半以上。
受上海拖累，中國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1.1%，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2.9%。
上海市政府現在雖然出臺了復工復產的刺激政策，但有多位企業主最近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手裏已經沒錢，或產業鏈尚未恢復，無法正常開工。
就業也受到重創。美國《紐約時報》在5月初的一個報道中估計，新一輪的封控政策已經讓數百萬中國人無法工作，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農民和今年畢業的大學生。
更大的不安
但民衆對經濟民生的不滿和不安並不是始於本輪封控。中國經濟因其結構性問題，早已進入下行通道，經濟增長率近年來更是連續下跌。中美之間的貿易紛爭正在促使美國等西方國家改變其產業鏈佈局，把部分產業鏈遷出中國。這些都引起了民衆廣泛的擔憂。
住在東北某工業城市的高二學生“魚丸”對中國經濟的不滿始於自己所在的城市，“我住在一個老工業區，前景很差，我們這邊的人都想着通過考大學去北上廣深這些更好的城市發展。我覺得這對我未來影響還是蠻大的。”
出於安全原因，“魚丸”只願以化名接受採訪。他說他常常翻牆出來在推特上了解關於中國的真實信息，所以有着和父母不同的對中國未來的判斷，“我覺得是會走下坡路的，因爲現在上層還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他們認爲只需要一聲令下，經濟就會死灰復燃，現實會違揹他們，......未來只會越來越差。”
河南的周驍則從疫情期間對疫苗討論的管控意識到國家的不正常，“疫苗從前兩年就大規模打，之前說有副作用的人說的話全被刪，號全被封。那麼所有人到現在都不知道疫苗到底有多大的副作用，會導致白血病嗎？我因爲工作原因也被強制接種，我家人當然也是。”
他對國家現在的政治結構感到非常失望，“胡溫時期還有些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好的意思。從武漢病毒爆發前兩年就開始感覺越來越倒退了，這幾年則是徹底失望。最明顯的，言論鉗制越來越厲害了。”
他說他有一種直覺，“大的要來了，感覺這個政權在十年內就會出現大的問題，各個方面的因素會引起連鎖反應，比如說經濟下行會導致惡性事件頻發。”
王軍濤分析說，改變中國政治現狀的共識在國內各階層和各羣體間已經越來越明顯，甚至超過1989年的時候，“經濟、防疫，還有中美關係都搞得這麼糟糕。特別是在共產黨的隊伍中，這種共識比89年還要強烈。89年的時候主要是同情學生，沒有真的想把共產黨推翻，或者是推翻高層領導。”
對反抗的想象
王軍濤強調，中國的精英階層已經與習近平形成了對立，“因爲習近平已經和黨國機器以及建設性精英處在了一個零和博弈的位置上。這些精英都知道，他繼續走下去，自己都沒活路，他們都說，辛辛苦苦三十年眼看着這一切都要歸零了。”
就在五月底，上海宣佈解封前夕，幾十位上海企業家匿名發出公開信（《躺平清零：復工不復產，靜觀二十大》），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包括嚴懲疫情防控期間違法亂紀的各級政府和基層官員，平反近年如“孫大午案”等企業家的冤假錯案，平反良心犯、政治犯，確立私有財產權等。
這是近年來少有的企業家階層公開表達的變革渴望。這種反抗的姿態實際也表達了廣泛的民意。
美國19世紀的思想家梭羅在他的名篇《公民的不服從》中曾經寫到，“所有人都承認革命的權利，即，當政府的暴政或無能非常嚴重且無法忍受時，有權拒絕向它效忠，並抵抗它。”
在當下的中國，很多人已經認可了他們擁有抵抗這個政府的天然權利。但反抗要採取什麼方式？這似乎仍然是遊移在民衆心頭的問題。天津一位曾被國安審判、迫害的家庭教會牧師匿名告訴本臺，他需要看反抗的模式到底是怎樣的，他會站出來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但是非暴力的，“如果警察過來動粗，我也不會暴力抗法，我還有兒女。”
河南的周驍則表示，如果發生了全社會的反抗風潮，他也願意參與其間，但會謹慎選擇參與的方式。他自我揶揄到，“大概是拘留幾天的檔次比較適合我，籤個保證書就出來那種。我願意當那種黨媒嘴裏的‘不明真相的被極少數人煽動起來的圍觀羣衆。’”
高中生“魚丸”則說，如果民衆出於反感政權腐敗，頂多是一些遊行，不會比1989年走得更遠。
他們所想象的反抗方式似乎都是有限的。異議人士莫之許在推特上發帖分析說，“克服專制靠的是大規模集體行動，可中國人這幾十年已經失去了這個想象，所以偏方頻出，除了等而下之的漸進改良臆想外，什麼民國、諸夏、擁槍、爆料、倒逼……都屬於偏方系列，其主要作用都是心理療愈。”
但胡平對中國民衆抱有更大的信心。他曾經目睹1989年時成千上萬北京市民自發自動地去聲援學生、阻攔軍車，感嘆說這一切都是非常驚人的，“那就說明中國人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所以，我就老講一句話，你既然親眼看到它曾經飛越過高峯，你就該知道它不是一隻雞，它是一隻鷹。”
有待斷奶的年輕人
王軍濤分析說，最近大學生起來抗議封控措施，雖然影響不大，但仍然要重視他們的作用，“這個國家將來肯定是要變的，要變的話，將來會出一些事件。而在這些事件中，大學生還是會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這在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在各種各樣的變局中都是這樣。”
但他強調，每一代青年人都有一個政治上的“斷奶事件”，這個事件就讓他們走向獨立、走向成熟。六四事件就是89這一代人的斷奶事件。
身在上海的“齊奧塞斯庫”也說，“如果年輕人都到了無法歲月靜好的時候，我相信他們會站出來的。”
作爲八零後的他認爲自己也是這些年輕人中的一員，他說必須對自己這一代年輕人有自信，因爲要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不然的話，連希望都沒有了，日子還怎麼過呢？
（記者：王允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