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革命在中國:一場沒發生的革命

2021-03-18
Share
茉莉花革命在中國:一場沒發生的革命 2011年在中國出現了“茉莉花革命”的呼聲,但這種呼聲最終卻導致政府機器提前出動,將這場革命消滅在“萌芽狀態”。
維基百科

今年是北非突尼斯、埃及等國家發生反政府抗議示威最後導致政權倒臺的茉莉花革命十週年。這場革命也蔓延到了中國,2011年初中國網絡上出現了呼籲民衆到城市中心聚集、敦促中國政府改革的網絡發帖,更導致警方對民主人士的大規模鎮壓。雖然不少人認爲所謂的中國茉莉花革命並沒有真正發生,但十年後回首,這場革命的火種似乎仍在延燒。



2010年底在突尼斯爆發的“茉莉花革命”中,成千上萬走上街頭抗議專制政府的民衆,可能最初並沒有想到,這場運動最終會導致突尼斯政體轉型,過渡到民主國家。他們可能更不會想到這場革命還將波及北非和中東不少其他國家,甚至遠涉重洋,在中國掀起波瀾。

在2011年的中國,也出現了“茉莉花革命”的呼聲,但這種呼聲最終卻導致政府機器提前出動,將這場革命消滅在“萌芽狀態”,也使大批“非參與者”以痛苦的方式被席捲其中。

“非參與者”的清晰記憶

“220那天上午,一開始我是接到派出所片警的電話,我當時也就是跟片警嗆了幾句,然後國保就直接開車到我家了,把我帶走。接下來好幾周,國保都是反反覆覆來我家。”目前身居澳大利亞的吳樂寶,依然能清晰回憶起十年前中國“茉莉花革命”開始的那個早上的情景。

與他相比,劉士輝對當天的記憶更加深入骨髓,“他們的便裝人員對我進行了毆打,當時我被打得很慘,左腿右腿都出血了,身上多處傷痕,還有血尿、脾腫大。”

吳樂寶和劉士輝並不是“茉莉花革命”的參與者,但他們卻和當時成百上千的人一樣,都因此遭到中國政府的迫害。

弔詭的是,不少人認爲,所謂“中國茉莉花革命”並沒有真正發生。

臺北大學生2011年2月20日走上街頭,聲援中國大陸的茉莉花革命。(中國數字時代)
臺北大學生2011年2月20日走上街頭,聲援中國大陸的茉莉花革命。(中國數字時代)

一場沒有發生的革命?

“中國茉莉花革命”最早源自美國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賬戶“祕密樹洞”(@mimitree0)於2011年2月17日發佈的一條號召公民集會的公告。根據目前網上能找到的這條信息最初版本,不明身份的“發起者”號召中國民衆在2月20日(週日)下午兩點,到城市中心地段集會,並呼喊口號,要求中國政府啓動政治改革,並解決民生問題。

其中列舉的集會地點包括北京王府井麥當勞門口、上海人民廣場和平影都門口和成都天府廣場毛主席像下等十三個重要城市的中心地段。

在2月20日當天發生的情況是,北京王府井麥當勞門前和上海人民廣場都有人羣聚集,但是數目不詳。當地警方予以了驅趕,並帶走了一些被認爲是抗議者的民衆。其它城市則沒有明顯的聚集現象。

“只是有一些小規模的人羣聚集。據說在很多城市,在網上事先公佈的很多聚集點,警察比去圍觀的、準備去參加集會的人還多,”因爲“茉莉花革命”受到牽連的人權律師滕彪這樣回憶說。

原中國中央電視臺紀錄片導演華澤2015年在臺灣出版了《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書中收錄了對這一事件中被中國政府迫害的一百多位受害者的採訪。她介紹說:

“就是平時都人山人海的地方,當時有網友說,我在這個地方看到很多人,分不清誰是誰,有的人說我拿着茉莉花到這裏來,就是這樣,你覺得這是一場革命嗎?”

自稱爲中國“茉莉花革命”發起者的人隨後又發起多輪公告,號召民衆在週六或週日的下午兩點到城市中心地段聚集。公告中提及的城市範圍逐步擴大,後來還有香港、臺北和美國紐約等城市。這種公告一直延續到了當年8月底。

呼聲雖高,但應者了了。到了第二個週末,2月27日,由於警方進一步加緊了戒備,就連北京和上海的聚集點也沒有出現人潮。此後,隨着大陸警方的高壓政策全面鋪展,已經看不到大陸民衆參與茉莉花革命的跡象。

華人世界響應至今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之外,出現了對茉莉花革命的明確響應。在臺北和香港,2月20日當天,都出現了大學生或普通民衆走上街頭,聲援大陸茉莉花革命的集會行動。

遠在美國紐約的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一行二十多人,於美國東部時間2011年2月19日晚,在紐約時代廣場發起聲援大陸茉莉花革命的第一次集會。此時正是北京時間2月20日的早上,他們的行動實際早於大陸。此後,這一聲援行動一直持續至今。

“2011年2月26日開始的那次行動......紐約時代廣場就被作爲(茉莉花)革命地點之一了,”作爲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多年來一直在主持海外的“茉莉花革命”。

對於茉莉花革命在中國沒有發生的說法,王軍濤有自己的看法,“所謂茉莉花革命沒有發生,只是說它沒有發生到阿拉伯世界的那種規模。但茉莉花革命的生成機制已經在中國出現,如果中國政府不是採取那種強有力的措施,那它是有可能演變成比阿拉伯的革命更大的革命。”

發起人之謎

但實際上,對於這個生成機制也是存在很多爭議的。

和當初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相似,中國的“茉莉花革命”也顯得很突然。中國“茉莉花革命”發起者在當年2月24日的公告中說,“祕密樹洞”在推特發出那條召集令,原本只是一次試探。

更讓人疑惑的是,這些“試探者”到底是誰,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最早發出集會公告的推特賬戶“祕密樹洞”的內容已經被推主主動屏蔽(protected),記者跟推後,也沒有得到任何迴應。

事件發生後,美聯社和曾幫助發佈茉莉花革命公告的海外網站博訊都曾採訪到自稱的發起人,但報道中都沒有透露這些人的身份。

一位自稱參與了發起的中國大陸民主人士,匿名告訴本臺,“你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不能回答,因爲說‘我們’是發起人的人對我們非常瞭解,現在不是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因爲要牽扯到很多人和我們的運作模式。就像當初說劉曉波是08憲章發起人一樣,我們大家都很默契,不提異議。”

“茉莉花革命”發起人的真正身份似乎仍將保留在“樹洞”中。

但華澤並不認可這種匿名發起社會運動的方式,“我們有一個運動的倫理,就是發起人必須是一個組織,或者是一個人,必須亮明身份。你不能說,我在幕後,然後把一些人推到前臺,做出犧牲。”

在本臺記者的採訪對象中,多數認爲,這種通過網絡匿名呼籲集會的方式,“不靠譜”、“很危險”。華澤指出,當時國內有資歷或有經驗的維權人士基本上沒有參與。

“茉莉花大鎮壓”

但這場沒有多少人蔘與的運動依然演變成一個大事件。

“我把它稱爲’茉莉花大鎮壓’,英語叫做Jasmine Crackdown,從當局侵犯人權,鎮壓社會運動這個角度,是一個很大的、成規模的事件,”滕彪這樣評價說。

2月19日晚,“茉莉花革命”的實際行動還沒有正式登場的時候,滕彪就被中國警方帶走了。與他同一時間被抓捕的還有唐吉田、劉士輝、江天勇、冉雲飛和朱虞夫等多位知名的維權人士或人權律師。

滕彪今年2月20日在語音社交平臺Clubhouse的相關討論中提到,中國政府就是預防性抓人,對象是他們眼中的troublemaker(麻煩製造者),因爲他們“有可能”上街、“有可能”響應號召。

“這一次估計是上面給了他們尚方寶劍,不惜一切代價把這個事情壓住,不能在中國發生這件事情,所以他們就藉機把這些平時想修理但是沒有修理的人,狠狠地就整了一次,”華澤在採訪相關受害者的過程中統計得知,因此被打壓或鎮壓的人超過一千名,而這些人多數並沒有參與所謂的“茉莉花革命”。

藝術家、異議人士艾未未因爲這樣的原因,於當年4月在北京被捕。英國《泰晤士報》在文章中質問,“對一個崛起的,信心百倍的、雄赳赳帶領人民走向繁榮昌盛的大國來說,艾未未究竟有什麼威脅可言呢?”

但在被鎮壓的一千人中,更多是比艾未未更沒有“威脅”的普通人。

“每天的飲用水是不足的,每天只有一升的飲用水,所以,我一直到現在有一個習慣,就是從看守所出來後,每天都喝很多水,就是因爲那一百多天渴怕了,”吳樂寶因爲轉發“茉莉花革命”的帖子,並牽連到艾未未一案,在看守所裏被關了107天。

一位身在東部某城市的先生匿名告訴本臺,當時他剛剛大學畢業,僅僅因爲在QQ羣裏和同學談論了幾句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就被國安警員找上門。他爲此丟掉了工作,並被永遠擋在了國家公務員錄取的範圍之外。

此前就有一定影響力的維權人士、人權律師等則受到中國政府“重點關照” 。

維權律師劉士輝和他的越南未婚妻同時被捕。他的未婚妻被關了17天后被釋放,隨即被國保遣送回越南,從此與劉士輝山海兩隔。

“當時的話,如果正常發展,我們在國內辦理結婚登記,我們就是合法夫妻,但是被共產黨硬生生拆開了,這也是一種精神上的痛苦,”劉士輝傷感地說。

還有一些人則長期身陷獄中。2011年底,陳西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10年,至今仍在獄中。朱虞夫以同樣的罪名被判7年,2018年出獄,但仍長期受到警方監控和騷擾。

茉莉花革命爆發之時在香港做訪問學者的原《南方週末》新聞部主任長平,3月份收到國內消息說,他的名字已經在被抓捕名單上,臨時決定流亡海外,如今長期客居德國。

繁榮年代的“革命”

在數字上看,中國2011年的開年欣欣向榮,毫無“革命”的徵兆。當年一月中旬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爲39.80萬億元。中國年度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在這輝煌的數字背後,隱藏着中國民衆對所謂“胡溫新政”的巨大失望。就在前一年,中國作家餘傑在香港出版了《中國影帝溫家寶》,直斥胡錦濤、溫家寶治下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不公和公權的濫用。

“茉莉花革命”的第一個公告中列出的口號就直接撕破了中國政府積極營造的盛世景象,“我們要喫放、我們要工作、我們要住房、我們要公義、保障私有產權、維護司法獨立、啓動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開放報禁、新聞自由。”

王軍濤認爲,普遍的社會不公、貪腐橫行等等因素在人們心中種下的不滿,已經在中國創造了類似於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土壤,“如果當局不撲滅它,如果它和當時中國的強拆,暴力征地,還有毒奶粉等事件中的民衆不滿結合在一起,會形成一場很大規模的運動。”

2011年同時也是東歐劇變20年,那場域外的震動在中國社會留下的啓示並未消散。“通過捷克等東歐國家那種大規模羣衆集會的形式,來推動政治體制的劇變,這不光是維權人士、異議人士的想法,也是很多其他人認可的想法,”滕彪這樣分析“茉莉花革命”背後的思想動因。

但華澤爲“茉莉花革命”導致的犧牲有些惋惜。她認爲,這場運動和中國多年以來民間的社會運動有一個通病,“稱爲人權捍衛者也好,人權活動家也好,就是在一小撮人裏邊。他們沒有深入到民間,沒有動員起很多普通人蔘與。這種情況下,你們的犧牲可能很多普通人都不知道。你這個代價就是白付了。”

“革命”該如何延續?

根據中國社科院法學院研究所發佈的《2014年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0年至2012年是羣體性事件的高發期。“茉莉花革命”只是2011年發生的170起百人以上羣體性事件之一。從實際的參與人數看,“茉莉花革命”的實際影響力似乎也是有限的。

在“茉莉花革命”遭到中國政府的嚴酷鎮壓之後,社會對它的關注也很快被其他社會運動取代。

“到2011年底的時候,比如說圍觀東師古村的運動,參選人大代表的運動,2012年我們又推出新公民運動,要求教育平權、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等等,”多年在中國推動社會運動的滕彪這樣介紹說。

但“茉莉花革命”這塊招牌,因爲和北非的社會運動直接相連,並有其鮮明的政治性,仍然在中國民衆中具有一定的號召力。

中國民主黨在紐約分部的成員在過去的十年裏,幾乎每個週末都會在紐約時代廣場舉行名爲“中國茉莉花革命”的民主示威活動。中間只在紐約新冠疫情的高峯期停頓了七次。

“我們堅持‘茉莉花革命’,就是傳播一個理念,就是說,中國只有堅持街頭運動,才能啓動一場真正的轉型;只有大規模政治風潮出來,人民的力量才能展現出來,這樣給統治集團內部有改革想法的人,或者反對鎮壓主張、對人民懷柔和不想當歷史罪人的人,還有有野心和抱負的人,爲他們提供一個機會”,這一活動的中心組織者王軍濤把街頭運動看作是從底層“點火”。

這些參與紐約街頭抗議的人,他們的行動是相對安全的。但要放在中國國內,同樣的行動必定會撞上中國政府的“銅牆鐵壁”。

茉莉花鎮壓的貽害

外界很少注意到,“茉莉花大鎮壓”在體制上給後來的社會運動留下的貽害。劉士輝介紹說,2011年中國警方對這場鎮壓中的受害者採取的措施,根據是公安部對《刑事訴訟法》中有關“監視居住”的解釋,但2012年這個公安部的部門規章被升級到了《刑事訴訟法》的高度。

“因爲共產黨從茉莉花鎮壓嚐到了甜頭,對於良心犯用這樣的方式,他們認爲可以最大限度地折服或摧毀他們的意志,這是一個最佳的酷刑組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我把它稱爲酷刑總成,”他說。

十年以來,尤其是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國政府加緊了對普通民衆的監控,和對社會運動的打壓。遍佈中國各大城市街頭的監控攝像頭和已經完全體制化的網絡監控手段,進一步遏制了民衆反抗的決心和手段。

“比如說許志永,他曾經三次被抓。09年那一次,他因爲公盟的事情被抓,多少人聲援他啊。......但這一次他被抓(指2019年廈門聚會案),你看國內的這些維權人士,連寫他的文章,或者轉發他被抓的消息,都沒有了,”華澤分析說。

滕彪對國內社會運動的空間也比較悲觀,“一個社會運動需要信息的傳播,需要觀念的傳播,還需要組織動員,和人際的互動。現在看來這些空間都比03年到13年之間要小得多。”

但王軍濤對他主持下的時代廣場“茉莉花”仍然寄予厚望,“我的那個‘茉莉花’在時代廣場就是一個幹校,一個訓練班。他(參與者)或許走就走了,因爲現在沒有什麼事情讓他幹。......將來中國如果有像臺灣那樣的機會,他就會跑回去,回去之後以民主黨的名義開始在中國各地建立自己的分支部。”

他強調這不是一個理念的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利益和個人發展的空間問題。他樂觀地評估說,如果五年內有這樣的機會,這些人中可能有一半都會回去。


(記者:王允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

評論 (0)

查看所有評論.

Edge及Safari用戶可直接點擊收聽
其他瀏覽器用戶請點此下載播放插件

添加評論

您可以通過填寫以下表單發表評論,使用純文本格式。 評論將被審覈。

完整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