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32載畫句號：一種民主愛國理念的死亡

支聯會舉辦“六四燭光晚會”已有30年，雖然不斷有人提出“歷史只懂向前看”，但不少香港人仍未能忘記當年的傷痛。

2021年夏天，70歲的麥海華看着自己奮鬥了半輩子的陣地，節節退敗，分崩離析。

自1989年加入支聯會以來，32年來他不曾離開這個組織。他出身社工，相信人的權利，相信循序漸進的轉變，和大部分香港泛民政治人物一樣，他曾被嘲笑迂腐、左膠或死板，但眼下爭論似乎已經顯得可笑。

和麪對政治清算的大部分香港公民團體與政治組織一樣，支聯會一度以退爲守。今年六四，遭警方拒絕批准維園燭光集會之後，今年他們曾宣佈不發起集會、關閉六四紀念館、包括麥海華在內的7名常委辭職、遣散全部職員、僅7名常委留守——種種舉動，一度希望減低風險，延續組織。但暴風依然呼嘯。建制政客以及《大公報》和《文匯報》不曾停止抨擊，罪名從最初指摘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違反港區國安法，到全面譴責這組織“反中亂港”，以及他們受“海外勢力”扶助，但未指明是何勢力。8月底，警方更根據國安法第43條，要求支聯會在兩週內提交職員名單、會議記錄和2014年以來收支。支聯會的退守也到此刻爲止。

留守的七名常委中，除了一直在獄中的李卓人與何俊仁之外，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與其他4名常委先是召開記者會，公開聲明警方索要資料的依據不足，不會提供任何資料予警方。5人很快因拒不提交資料遭到警方拘捕。在鄒幸彤及支聯會的罪名均升級爲“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之後，已身陷囹圄的她透過法庭自辯、書信多次公開聲明，支聯會作爲六四精神的延續者、六四記憶的守護者，必須在此刻與政權進行一場“光明正大的辯論”，自己不會認罪，亦不後退，更鼓勵支聯會會員捍衛組織立場，堅持抗爭，不要主動解散。其言錚錚，無法力挽狂瀾，但應了支聯會32年來“守護記憶，戰鬥到底，直至最後一人”的承諾。

民主的黃金年代

全稱爲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誕生於1989年5月，香港市民深切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澎湃情緒之中。與“反中”相反，麥海華說，十數個組織當時之所以匯聚一堂，“不分左中右”組成聯合會，是一種樸素而強烈的愛國情緒。

“那時候的香港，不分左中右，都走出來支持學生，甚至演藝界在5月26日搞民主歌聲獻中華，在跑馬地搞的，籌了一千多萬，打算去支持學生。”麥海華回憶，衆人心繫大陸人民，又義憤於北京鎮壓學生，激昂的情緒最終匯聚成一個持續的組織，背後是自70年代發展起來的公民社會。

如今，暴風吹倒了一切。香港是否退回了上世紀70年代？麥海華覺得，似曾相識的，是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

“其實八九民運之後，有很多人離開，覺得共產黨這樣，我們要走了，不能和他們在這裏鬥下去，但我們這班人選擇留下，是因爲有盼望，覺得很多事情都要付出，要努力...... ”麥海華回憶。

留在香港做點什麼的想法，60年代尾就萌芽了，當時麥海華剛入讀新成立的香港佛教書院，讀預科。學校剛創校，沒有包袱，氣氛自由，麥海華什麼課都去試聽，下課和朋友們一起啃哲學、社會科學的大書。

“我有一班同學，對哲學很有興趣，殷海光的《怎樣判斷是非》，黑格爾的《邏輯學》，羅素的《分析哲學》，甚至Open Society and the Enemies,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他們都照啃的，”麥海華說，後來大家把目光轉移到現實中的家國社會，恰好有同學認識當時在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書的南來文人許冠三。

中共建政前後，大批知識分子從中國南遷香港，其中有錢穆和唐君毅等史學家、哲學家，也有當時20多歲的青年餘英時、許冠三。 70年代初，許冠三出版月刊《人物與思想》，卻因立場批判，不親近左派，被髮行商封殺。麥海華遂和同學們一起幫忙，把雜誌搬運到報攤分發，許冠三又給這羣中學生開小竈，講中國近代史。

共產黨的發源、反右運動、三年饑荒、文化大革命...... 愈發認識中國，麥海華愈關切，他堅信，中國未來要變得更好，制度上一定要民主化，黨政要分家，政企要分家，司法要獨立，以制約共產黨的專權和腐敗。

“我們是愛祖國的學生，愛土地和人民，但對政府和政權的做法很有保留，共產黨的管治有很多貪污、腐敗，政策經常轉變，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麥海華說。中學畢業後，他考上香港大學社工系，在火紅年代參選學生會，打敗長期當選的國粹派，成爲港大第一屆反共的學生會會長。

放眼70年代的香港，相似的信念正在不同板塊中醞釀。一方面，教會組織結合本地力量，服務貧困基層，改善房屋醫療，一些小區組織開始形成。很多年後因發起佔領中環運動而被公衆熟悉的牧師朱耀明，當時剛剛投身神職，他20多歲，在被稱爲香港紅燈區的柴灣區每日服務基層。從小失去父母、遍嘗困苦的他意識到，要改變貧困不能單靠祈禱，還要真切協助百姓去謀取政策的改變。

另一方面，伴隨着經濟騰飛，教育普及，一些專業人士對個人權利和社會開放有了更高要求，司徒華就是其中的顯著代表。70年代，作爲小學校長，司徒華帶領協調一衆教師，展開了文憑教師薪酬事件的抗爭，與港英政府激烈碰撞，最終取得成功，不久成立香港第一個獨立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

70年代的土壤，催生了80年代的百花齊放。面對79年開始的中英談判，人們開始爲香港前途出謀劃策。中英談判沒有三角凳，香港市民不能就是否迴歸而表態，1984年底，中英兩國簽訂聯合聲明，敲定香港以一國兩制的安排移交中國，此後香港管治依據《基本法》進行。

但如何撰寫97之後的小憲法？北京開放了一定程度的信息，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時讓草委員在港發起《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當時已晉身立法局議員的司徒華、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均被視爲愛國民主派，受邀加入草委員，而麥海華則作爲社福界代表，加入諮委會。在香港本地，那數年各派人物也積極爭取更加直接公平的立法局選舉。1986年年底，司徒華、李柱銘等發起“民主政制促進聯會委員會”，簡稱民促會，那是一個由91個不同的社運、壓力團體組成的平臺，例如朱耀明作爲宗教界代表，麥海華作爲社福界代表等。

當年11月，民促會召開了著名的高山會議，所有聯會團體和300多名《基本法》諮委會成員一同出席，設想香港未來的政制方案。會議表決通過了“一九零方案”，即支持88年立法局選舉要有一半議席由直選產生。

很多年後，在個人回憶錄《大江東去》中，司徒華憶述當時支持“一九零方案”的人士，就是日後被稱爲香港“民主派”的始祖，他同時清晰闡述了他“民主迴歸”的立場：“我對迴歸的立場非常堅定。第一，在民族立場上，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由於鴉片戰爭而割讓英國，是一個國恥，早應收回香港。第二，百餘年來，香港是殖民地，因而遠離很多源自中國的災難；然而，我未能與祖國同胞一起經歷，心中有愧。現在迴歸到一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使我和國內同胞有機會共同爭取一個民主的中國，與他們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我支持迴歸。”

麥海華後來總是懷念，他印象中那個黃金的80年代。關心中國的他留意到，胡耀邦執政期間，爲右派平反、恢復名譽，鄧小平主張廢除國家領導人的終身制和政企分家等。1984年1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寫信給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希望北京保障97後香港的民主自由，趙紫陽罕見親筆回信：“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就在如此黃金年代，八九民運，爆發了。

徹頭徹尾的愛國者

黃志強記得，1989年5月，整個香港都在沸騰。

他當時20歲出頭，在地盤做工，很關注北京情況。當月13日，北京學生寫下絕食書，宣告“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黃志強感覺義憤和不忍，開始去遊行，去聲援。

在香港土生土長，小時候別人問他是哪裏人，黃志強答：“英國籍”。他承認自己是中國血統，但感覺不到濃烈的國族情緒，直到1989。“是八九那場運動，真真正正挑起自己是中國人的（情緒），因爲見到上面的同胞，你就會直接變成是其中一份子...... 直接感覺到自己是一箇中國人。”

最快反應的是香港學生。當年4月，香港學聯已經派人去北京，發現在天安門前靜坐的學生需要食物、衣服、帳篷，就在香港發起籌款。5月20日，北京政府宣佈戒嚴，政權以高壓手段響應和平集會，香港民衆憤怒了。當日晚上，儘管掛起八號風球，數萬香港人依然聚集維園，在暴風雨中游行到新華社，抗議強權鎮壓平民。

5月21日，百萬香港人上街遊行。在2019年運動之前，那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隊伍從中環遮打道出發，橫跨整個港島，走到北角，又走到跑馬會集會。司徒華在回憶錄中記載，民促會在集會中決議，擴大民促會組織，支持北京學運，由此，“全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就在百萬遊行中成立了。

“支聯會的成立是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延續。”麥海華認爲。

黃志強很快成爲支聯會的義工。當時全港動員，小巴司機、的士司機紛紛掛出旗幟參與義載，乘客的收入就成爲捐款，街市菜檔也賣菜籌款。他穿着寫有“愛國愛民 香港精神”的支聯會T恤去義工，司機都不肯收他錢。

一度，無論左中右的團體都加入了支聯會。爲了籌款，支聯會常委岑建勳想到發起一個大型文藝晚會。很快，5月27日，他們在跑馬地發起“民主歌聲獻中華”，幾乎所有香港影視界藝人都前往表演，梅豔芳、鄧麗君、羅文、譚詠麟等數十明星聚集一堂，一晚籌集資金1300萬港元。

不料，情勢急轉直下。6月3日晚上至4日清晨，大批解放軍駕駛坦克，從北京城外開進天安門附近的木樨地，向市民開槍清場，血腥的現場畫面通過仍留在當地的記者傳回香港。許多市民一宿未眠，通宵看電視直播。翌日早上，民衆隨即趕赴維園進行“黑色聲討大會”，整晚未睡的司徒華在發表完演講辭之後，暈倒了。

回頭看，無論對於中國大陸抑或香港，六四鎮壓都標記了歷史上一次劇烈的急轉彎。從此，司徒華、李柱銘等不再被視爲統戰對象，他們與中共決裂，離開《基本法》草委員；在民主迴歸的道路上，香港此後經歷了漫長的迷失和波折，激進的聲音後來倡議香港不再關注大陸民主情況，甚至主張香港獨立，而另一些聲音則希望在民主迴歸和香港獨立之外進行第三種想象。在大陸，中共隨後放棄了政治體制改革，同時透過經濟開放和人口紅利，實現了財富爆發式的增長，逐漸走上了經濟實力結合威權管治這一始料未及的發展模式。

如何響應六四鎮壓，如何看待中共，又如何處理中港關係？六四事件之後，社會上湧現不少聲音，激進的如買軍火反攻大陸，擠提中國銀行以衝擊中國經濟等。這些聲音，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的勇武對抗和抵制中資的手法，隔着30年遙遙呼應。

支聯會並沒有吸納這些聲音。面對擠提中國銀行的呼聲，港英政府當時邀請司徒華和李柱銘，透過香港電臺呼籲不要擠提，認爲“這會破壞香港經濟”，“傷害香港市民和中國老百姓”，二人做出了呼籲。

“支聯會剛成立的時候，出了幾期《民主潮》，提出很多激進的言詞，要推翻共產黨政權。後來我們發覺這樣不可以，會讓支聯會作爲一個團體，根本無法可以長遠運作下去...... 如果你呼籲推翻中共政權，呼籲暴力革命，我們手無寸鐵，無辦法可以做。”麥海華回憶，“我們後來我們收窄了，太激進的人離開了，穩健一些的工會、團體、民主派組織做（支聯會）骨幹。”

承受了六四鎮壓的衝擊，香港民主派的取態依然是抨擊中共、同情中國、爭取中國民主化。當時，西方多國湧現經濟制裁中國的計劃，民主派並不同意。90、91年間，美國計劃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李柱銘作爲港同盟創會主席，前往美國遊說不要取消，要給中國接觸國際社會的機會，但同時要保障香港迴歸後的經濟地位。

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規定97主權移交之後，美國在經濟待遇問題上，將香港和中國大陸區別對待。同一年，鄧小平南巡，重申高舉經濟改革的旗幟，並很快表明要加入WTO。伴隨着2001年成功入世，中國經濟此後實現了驚人的飛躍，制裁中國的聲音減弱衰退。

“制裁很難搞，怎麼說中國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不是北非小國，除非它本身不穩定，但之後鄧小平南巡之後，要入WTO，整個局勢不一樣了。”蔡耀昌回憶說，當中國說要和世界接軌，西方國家開始享受“世界工廠”的經濟利益，同時也幻想着透過全方位接觸的交流，“去改變中國”。

麥海華覺得，司徒華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愛國者”。“司徒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愛國者，他會認爲問題由中國自己解決，外國有本身自己利益考慮，他們的利益未必一定和中國利益一致，他們做什麼也不到我們干涉影響，”麥海華說，“我們應該在自己崗位上，實事求是，看如何爭取逐步改善。”

incremental changes

回頭看，支聯會30多年來的工作，紮根香港，逐步推行。讚美者欣賞它的穩定如一，每年堅持在維園舉辦大型的六四燭光晚會，以至成爲香港一種共同的政治儀式、集體回憶；不過，即使在民主派內部，批評者也不吝嗇指出該組織僵化老套，在堅守六四記憶之外，對於實現民主中國的目標，失去了現實的舉措和路徑。

最初數年，支聯會工作繁重。迫在眉睫的是救人。一方面，香港各派人物祕密發起“黃雀行動”，協助民運人士抵港，在港申請簽證後，再移居西方國家。除黃雀行動外，民運人士也透過自己方式逃到香港求助。

在港等待簽證的時間，短至數月，長達數年。“當時支聯會有一個人權基金，他們來了，讓他們在西貢等地方居住，隱姓埋名，我們接濟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去外國之前，會給他們一些生活津貼，但之後要靠他們獨立生活的了。”麥海華回憶。

牧師朱耀明當時參加了黃雀行動，他同時也作爲支聯會常委，協助民運人士。朱耀明接受BBC等媒體訪問時表示，參與行動的有四支隊伍，前後總計400多個民運人士經香港抵達外國，其中約1/4經黃雀行動負責，另外人士爲自己偷渡。

整理檔案也是一大重點。麥海華和夏其龍神父合力，出版了四本大書，分別整理了當時各大報紙的“頭版專輯”、“廣告專輯”、“文章摘錄”和各種評論——在沒有互聯網，沒有電子數據庫的年代，這四本合集爲八九民運中的香港輿論留下了重要的歷史底稿。

“我們也發覺在香港出的單張不能讓大陸看到，那就要突破新聞封鎖，要將東西寄回去，”麥海華回憶，當時還沒有牢固的防火牆，中港之間靠信件傳遞信息。香港市面有出售大陸的“地址簿”，義工們就把宣傳單張、新聞等排版、印刷，再用簡體字寫上地址簿上的地址，大量郵寄。不時有大陸市民回信問，能否定期寄信息給他們。

“頭幾年，我們做很多活動，工可以不開，但不可以不搞活動。”黃志強記得，最繁忙的時候，支聯會每週末都派義工去公園辦八九民運的巡迴展覽，最終幾乎把全香港的公園都借用過。

悼念六四的大型活動，漸漸形成了固定的節奏。4月清明節時，給死難民運人士獻花，之後辦一系列講座，介紹大陸的公民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5月時衆人放風箏——當年北京學生正是在天安門廣場放風箏，以干擾軍方直升機的高空監視。到了六四紀念日當天，早上發起遊行，晚上則在維園辦大型燭光晚會。

“我們相信incremental changes（循序漸進的變革），逐步的改善，”麥海華說。年復一年，和平有序的燭光晚會，逐漸成爲香港政治活動的典型代表，許多普通人第一次參加公民集會，第一次表達一種政治要求，都是從維園晚會開始。

隨着本地政治圖景愈發成熟和多元，各種政治團體也常常在維園外擺街站進行宣傳和籌款，反對悼念六四的親政府團體也同場表達抗議——在悼念六四之外，六四晚會慢慢化作了港人每年政治情緒的風向標。

經歷了最初濃烈的情緒之後，燭光晚會的參加人數一度減少，每年僅僅數萬人參與。零三七一50萬市民上街反對23條立法之後，六四晚會見證了人數回潮的小高峯。不過，真正的高峯出現在2009年，支聯會統計當年15萬人來到維園，這也是警方數字最高的一年，12萬人出席集會。

當時適逢六四事件20週年，也是港人對中情緒出現逆轉的一年。“2008年汶川地震，是香港人對中國觀感的轉變開始，香港人捐款很多，但最後發現有豆腐渣工程、貪污，這件事令香港人對大陸之後有明顯轉變。”梁錦威說。再加上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後大量遊客赴港搶購奶粉、雙非孕婦增加等，根據民意調查，香港人的中國人身分認同在九七後逐年上升，至2009年首次降低。

早於大學期間，梁錦威就活躍於學生會，和支聯會合作，發起學生絕食，悼念六四。他生於1985年，中學時就約同學一起去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他總是說，對他和許多同齡人而言，悼念六四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未必有很複雜的情緒和愛國感受，而是（因爲）香港人在八九六四的投入，又或者是當年北京學生爭取民主的要求，覺得我們需要傳承下去，是一種對民主要求的傳承。”梁錦威說。

2011年，梁當選爲支聯會常委。隨後幾年，香港本土思潮湧現，罵支聯會的不再只是保皇黨，在非建制陣營內部，對支聯會的存在和綱領也出現了爭論。

對於循序漸進的變革，人們越來越不耐煩了。

“釋放民運人士，平凡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是支聯會自成立之初就定下的工作綱領，此後在燭光晚會上，羣衆在燭海中年復一年的高呼要求。後來，人們開始思疑，口號喊了20多年，到底如何“結束一黨專政”，又能否“建設民主中國”？

雨傘運動的敗落以消極的方式響應了疑問。香港歷史上第一次發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並沒有博得北京的妥協，習近平的強人政治，以及中央對北京重申“全面管制權”等一系列動作，讓人們感覺不僅“民主中國”的目標遙不可及，就連香港自80年代被承諾的民主進程，也充滿困難險阻。

人們開始質疑，香港民主運動是不是應當放下六四包袱，更着眼本地。2015年，雨傘運動後的第一個燭光晚會，學聯首次表示不參加晚會，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表示，他們不滿的正是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這一綱領，他們指出每年一次喊喊口號，“只是聲援、不是建設”。

同樣是80後的鄒幸彤，也有相似的感受。長年一邊做支聯會義工，一邊在大陸全職從事勞工NGO工作的她，在2015年決定返回香港工作。與不少年輕人一樣，她同樣不滿當時支聯會的工作進展，不同的是，她選擇的是進入其中，嘗試變革。

“我的出發點是，中國一定要民主化，這對當地人來說是好的，而且中國不民主化，香港一定無運行。”鄒幸彤說。

“Mission太大，認識不夠”

與許多香港人一樣，鄒幸彤的政治啓蒙，始於六四。

她生於1985年。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時她表示，小學開始母親年年都會帶她參加燭光晚會，在集會現場，她感受到“有人爲理想獻出了生命”；後來她到劍橋大學攻讀地球科學，每逢六四紀念日，必留在房間看支聯會的晚會直播，一個人悼念。

在大學期間，她認識了流亡英國的八九民運人士，更深入理解六四，對政治、公民社會和人權議題的興趣也愈發濃郁。2010年，她中止博士進程，回到香港，開始幫支聯會做義工，不久後去大陸NGO“中國勞動透視”工作。

再次回港之前，鄒幸彤在大陸勞工維權領域工作了五年，更深入理解大陸肌理，和不同組織建立了聯繫。重新審視支聯會的工作，她發現機構在“支持愛國民主運動”方面，還可以做得更多。

例如，自2000年初互聯網出現之後，“反新聞封鎖部”的郵寄工作就沒有繼續了，面對越來越強大的防火牆，“起碼可以教大家如何用VPN”？又例如，儘管目標爲建設民主中國，但時隔多年，機構和大陸相關組織聯繫並不密切，也不夠掌握公民社會最新發展。

她嘗試變革。2013年，她第一次嘗試參選支聯會常委，沒有被選上。她明白在一個歷史悠久的機構，推動一些改變不容易，另一方面，自創立之初，司徒華一向重視機構的反滲透工作，在人事上相對保守。直到2014年，她成功當選常委，翌年，她返港工作。當時，她已經在港完成法律學位，開始大律師實習。

對於支聯會，她想做的事很多。一方面，對於中國異見人士、政治犯的支持方面，加強不同聯繫，同時在香港引起更多人關心大陸政治情況；另一方面，在機構內部也推動退修，大家多討論支聯會的最終目標，是否第一位仍然是爭取建設民主中國，如何爭取。

“不容易，知識或行動上有很大的gap，早年有很多新聞的補充，後來就不太知道中國在發生什麼事，信息的gap越來越大，”鄒幸彤說，六四事件過去快30年，無論是中國還是香港，現狀都發生了很大轉變，支聯會仍然堅守着意義重大的使命，但“Mission太大，認識不夠”。

“如果你30年不能回去大陸，你真的摸不到，可以幫的人在哪兒？”她感慨。

那數年，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和輿論環境都快速收緊，媒體審查越發嚴重，非政府組織不斷受到打壓，2016年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通過，此後香港資金和外國資金愈發難以自主大陸機構。同時，威權管治快速蔓延到香港，香港本土情緒愈發濃烈，司徒華在上世紀80年代所期待的“和國內同胞有機會共同爭取一個民主的中國”的願望，似乎一去不復返了。

“（對中國認識）補課的速度怎麼都比不上整個信息消息的速度。”鄒幸彤感覺，招募義工參與支持大陸的工作也非常困難，一方面因爲危險，另一方面，港人也愈發不關心大陸情況。

到最後，她獨力承擔了相關的工作，走進了“一種單打獨鬥的地步”。到了2019年，一個人守住的陣地，也被傾覆。當年年初，她去大陸通關時被攔截，此後不能入境大陸。

不久，反修例運動洶湧爆發。大規模和平遊行遭受政府漠視之後，30年前邊緣的勇武和制裁手法獲得了社會的支持和同情，支持和平合法的“和理非”和支持暴力抗爭的勇武派達成一致，形成了“和勇不分”的局面；一些政治人物拋下了“同情中國”的包袱，以不同方式遊說西方國家制中共或香港官員，以博取更大籌碼，讓政府聽取民間要求。

對此，中共的響應是更高壓和直接的政治清算。2020年6月30日，由中國全國人大制定的港區國安法沒有經過任何諮詢，直接納入《基本法》附近三在港實施。在以暴動罪、縱火罪等原有刑事罪名拘捕上萬名前線示威者之後，政權再以不同國安罪名，檢控不同光譜的民主派和承載最大反對聲音的媒體《蘋果日報》，70年代成立的教協、2002年成立的民陣，2019年運動中成立的612基金，紛紛在不同壓力下宣佈解散。

香港公民社會，剩下的似乎只有支聯會了。

如果我們還能去嘗試申請舉辦這樣一個集會

2019年11月底，蔡耀昌獨自去了一趟北京。

八九民運之後，他加入民主黨，2004年開始當選支聯會常委，很長時間不能入境大陸。直到2016年，北京表示放開對香港民主派的入境限制，讓他們重新申請回鄉證。

“我心裏一直想找一個機會再去北京看看，”蔡耀昌說，他一個人去了天安門廣場悼念，又會見了一名“天安門母親”羣體的成員。他感慨過去30年，世界經歷了很多轉變，一度，他看到中共“有一個過程是在想去改變一黨專政的”，到了今天，一切大退步。

“習近平這十年將所有事情返轉頭，”蔡耀昌說，支聯會一直抨擊“一黨專政”，2018年中聯辦時任主任王志民曾回應指，這是一個僞命題，因爲中國不是一黨專政，是“多黨合作制”，“現在《憲法》第一條就直接插回去，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民主愛國之路是否走到盡頭？如何推進中國以及香港的民主化，在2021年的此刻，成爲懸浮高空的巨大問號，就連保存支聯會，也必須承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

在一系列退守舉措之後，建制力量仍沒有停止追擊。8月20日，《大公》、《文匯》引述消息指支聯會或涉違《港區國安法》，警方正積極跟進調查，並將調查範圍擴大至其會員團體。之後消息一度傳出，支聯會常委已開會通過解散決定。24日，《南華早報》以肯定語氣報導支聯會已經決定解散。

不過，支聯會留任常委對此均不作回應。梁錦威僅僅表示，支聯會近日開會，因應政治時勢，討論組織的不同選項；副主席鄒幸彤則響應指，根據支聯會章程，是否解散需要留待會員大會決定，又指相關報導是一種“威嚇”。8月30日，《明報》再報導指，有會員向該報投訴，支聯會並未通知召開會員大會，質疑管理層是否拖延解散。同一日，《南華早報》報導，警方表明一個機構解散，不代表不會繼續被檢控。

“如果輕易解散，覺得愧對前人，愧對支記的招牌，”鄒幸彤說，她承認目前機構內部有兩種聲音，一種認爲應該“解散救人”，以機構解散換取免於檢控，另一種認爲“應該保存公民社會的力量，不覺得不停跪低就可以救人”。

鄒幸彤儘量撐住。警方向她個人發信，表示首次引用《港區國安法》43條實施細則附表5，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屬“外國代理人”，要求該會9月7日之前提交一系列數據，如果不交的話，最高罰款10萬及監禁半年，鄒表示，“我肯定會不交的，要吿就吿。”

目前，鄒幸彤已有兩案在身。2020年六四事件31週年，警方首次拒絕批准集會，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大量市民仍自發前往維園集會，隨後24名民主派人士以“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會”被捕，其中包括蔡耀昌、鄒幸彤、麥海華、梁錦威、李卓人、何俊仁等支聯會多人。目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已判刑在囚。到了2021年，警方再次拒絕批准集會，鄒幸彤以個人名義來到維園，警方之後以“涉嫌宣傳未經批准集結”拘捕她，之後取消保釋，鄒一度還押，至8月初重新獲得保釋。

面對史無前例的高壓形勢，無論是機構抑或個人，都面對艱難的掙扎。作爲支聯會常委，黃志強多年來分管組織部，每年負責籌備六四燭光晚會，對於維園的地形、面積和人流管理，他如數家珍。今年，他決定於六四當晚留守家中。

“他在發癲的時候你沒有理由行過去，等他發癲發完了，再算，”他說，六四當晚他一個人在家中點燃蠟燭，一整晚循環播放《民主會戰勝歸來》，他說自己沒有喊，以往20多年，“已經喊得太多了”。

他最不能忘記，1992年，自己第一次當選常委，參與籌備晚會。站在晚會大臺上，看見維園人頭洶湧，人人手持蠟燭，氣氛肅穆，大臺上喊舉起蠟燭，聲音由近到遠傳遍遼闊的維園，燭海也從近到遠波浪般升起。

“不到你控制的，眼淚就一直流，”黃志強說。

無論支聯會前路如何，衆人都明白，此情此景，以後難以重現。“到時候你申請地方，對不起啊，工聯會申請了搞足球比賽喔，book了整個六月初，到時候（維園）空蕩蕩的。”麥海華說。

今年，麥海華年屆70，黃志強和蔡耀昌50多，梁錦威和鄒幸彤30多歲。他們一致的想法是，不會離開香港，繼續留在這裏，做點事。蔡耀昌說，起碼爭取支聯會還在，或者“還有一些人在”，每年還可以去嘗試申請辦六四集會。

“無論最後來的是大浪中浪抑或小浪，我們都不會沒有損失，但不希望是完全lost，可能之後有另一啲方法做到過去的事，”蔡耀昌說，“無論如何都好，下年是不是支聯會去搞六四，或支聯會是否還在，但支聯會有一些人在，都有其他方式去做到部分的事。”

鄒幸彤說，她已經做好一定程度的坐牢準備。她說，近日，朋友們相約飲酒，大家問的都是“你可以接受坐幾耐？”

有人答：“10年。唐英傑都要坐9年，我們這些至少坐10年。”

“你會不會樂觀了少少？”朋友這樣回。

林卓曦投稿 / RFA首發